王国维／1877—1927／　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清末秀才，近现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

1927年6月2日，端午时节，榴花盛开。临近中午时分，颐和园里游人稀少。对于在园子里劳作的清洁工来讲，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当清洁工来到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边时，远远地瞥见一个约莫50岁的男子，正坐在鱼藻轩的石船上，不停地吸着纸烟。

过了好一会儿，清洁工注意到他还在那里，偶尔站起来，在湖边走来走去。离他更近些时，只见他短短的身材，一身旧式的青马褂，面部显得有些苍黄，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最显眼的，是他脑袋后拖着的一根长辫子，精心缀上的红帽结依稀可见，而他，就是王国维。

清洁工没有多想，继续埋头劳作。大概下午3点钟，他突然听到扑通一声，那人不见了。他急忙跑到湖边，见那人已扎进了不深的湖水中。手忙脚乱间，清洁工奋力将其捞起，发现其口、鼻都被淤泥所塞，终究窒息而死。而此时，王国维穿在里面的衣服还没有完全湿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举身赴清池”，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噩耗传至城中，学界诸人都极为震惊。梁启超本已离开清华，听到消息立刻赶回清华为王家料理后事，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50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顾颉刚在听到消息时，蓦然感到“一个猛烈的刺激”，为之“失望而悲叹”。

第二天的下午1点，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全体同学都去了颐和园，入门后由清洁工引至鱼藻轩，王国维的遗体仍然停在那里。此时，王国维的家属和校中的办事人员已经全部来齐，其中包括陈寅恪、吴宓、梅贻琦、梁漱溟等。

天气渐渐地闷热起来，阴云密布，远远地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雷声，但是雨迟迟没有落下来。到了下午4点多，法官才领着检验人员来到现场。从王国维的衣袋中，找出了一封遗书，外面写着“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启”，打开后第一句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此十六字，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8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有确论的“谜面”。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的人，都认为不值得。而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从精神层面来理解这位哲学大师的逝去。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李泽厚分析王国维，认为他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

王国维的长女王东明曾说：“父亲一生是个悲观的文人，他的死亦如他的诗有着孤寂之怆美—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两年后，清华研究院同仁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他满含深情地写下：“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此种境界，成为众多学者一生笃信和坚守的信仰。

回避红尘是所长

王国维去世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当时雇佣一辆人力车往颐和园方向走，行至半路时突然叫停，让其速速折回去。他心里惦念的，是几天前谢国桢及赵万里曾托付他，书写扇面两页。当时书写时，他将谢国桢的称呼，误写作兄。于是，王国维中途返回校园办公室，用墨笔将“兄”字改为“弟”字，然后再镇定地重新上路，来到颐和园自沉。

王国维为赵万里题写的扇面，为《玉山樵人诗》，里面有一句写玉山樵夫“回避红尘是所长”，诗句间，王国维的出世之志隐隐若现。“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对于“红尘”不见得是“所长”的，但的确一向是敏感而畏惧的。

早在“百日维新”和“诏废八股”之时，王国维就敏锐地预感到：“来日大难，非专门之学恐不能糊口。”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看到“俄国覆亡”，王国维就认为“祸将及我”，中国“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1919年，五四运动的热潮席卷全国，王国维也因上海掀起“三罢（罢课、罢工、罢市）”。而“心绪恶劣”，当时他一面告诫潜明、高明诸子，切莫参与青年学生的活动，一面致信友人罗振玉，说此次运动“有国际竞争，有政争，最可怕之社会运动恐亦有之……大乱将随之矣。”

在动**的时代里，自己和家人将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这一直是王国维的“心事”。他觉察到自己的学术生命将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摇动，但希望家人能够平稳地渡过这一切。虽然自己在国学上的造诣极高，王国维却没有让任何一个子女继承衣钵，而是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

三种之境界

早在东文学社学习期间，王国维偶然间接触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日本回国后，敏感多思的他深感人生之惑的众多与繁难，决心从哲学中寻找答案。

接受了先验论、唯意志论、悲观主义与超人学说等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王国维构建起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最为突出的是其对人生问题的看法。他从哲学转向文学，又从文学转向史学，不变的便是其解决人生问题的追求。而他所著的《人间词话》，堪称划时代的优秀之作。

《人间词话》开首即言：“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境界”是王国维的创造，而“探其本”，则离不开一个“真”字。他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王国维学问深厚，却十分谦逊，从不妄加批判别人。王国维对此有自己的看法：“做学问的头一件事就是老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好对不知道的也装作知道。自有注释经书以来几千年了，可是被大家认为很容易懂得的《论语》，还有一些地方我不完全懂得。至于《易经》我不敢断定的，那就更多了。”

胡适晚年曾回忆王国维，说他“人很丑，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王攸欣说，“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只是他29岁时所体会的学术、人生境界，没有描述他达到的最高境界。”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每天早晨，王国维洗漱完，他的第二任妻子潘丽正便会帮他梳头。王东明记得有一次，母亲事情忙了，或者有什么事烦心，就嘀咕他说：“人家的辫子全剪了，你留着做什么？”王国维回答：“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自此，他的那条长辫子，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终点。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邀请胡适担任研究院导师，被胡适坚决地辞谢了。胡适的理由十分客观：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清华聘请的四位导师是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这就是著名的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从此，王国维便拖着他的那条长辫子行走在清华园里，以其最独特的方式固守着自己的信仰。

同年，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年满16岁，举行了婚礼，从此，算是成人，应当多和有学问的人接近。于是，第二年的旧历三月一日，溥仪“降旨”，王国维成为南书房行走。原本失望于西方而寄情于东方文明的他，更是成了一个心仪祖制的皇权主义者，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溥仪事后赐其谥号为“忠悫”。

张慧剑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王国维曾评说，《红楼梦》的精神，主要在于“示人以解脱之道”，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因此，他认为《红楼梦》里真正可以达到这种境界的，只有惜春、紫鹃和宝玉三人。

当王国维独自沉默地坐在偌大的颐和园里，望着前朝便在那里的昆明湖面时，显然没有找到自己的“解脱之道”。但是在那榴花盛开的端午时节，他一定想起了自沉汨罗江的屈原，2205年前那决绝地纵身一跃，成为他最终心向往之的生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