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 1895—1990 ／　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 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 年，移居台湾，在台湾中国文化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20世纪30年代，北大校园，下午临近一点，本是学生们倦怠困乏的时刻，而此时的梯形礼堂却是热闹非凡。这是一间比普通教室大三倍的礼堂，300多人满满当当地挤在里面，“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这样的盛况，每周都会出现两次，每次持续两个小时，中间不间断。前来听讲的学生中不乏其他院校慕名而来的。而如此吸引大家的，竟是一门听上去很容易让人感觉枯燥的历史课：中国通史课。

踏着上课的钟声，风度潇洒的钱穆推门而入，立即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只见他穿一袭灰布长衫，携着几本书径直走向讲台，一副金属细边眼镜后面，两眼炯炯有神，十分自信。钱穆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地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地等着他。

钱穆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每讲到得意处，他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

自学名家

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兄弟二人不负父望，双双考入常州府中学堂。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办，1911年，学习成绩优异的钱穆辍学在家，时年16岁。因为家境困难，不久他便到三兼小学任教，开始了长达10年的乡教生涯。自知上大学无望，他便立志自学，从此发奋苦读，“夏暑为防蚊叮，效父纳双足入瓮夜读”。一次读到《曾国藩家书》，曾说自己每读一书必认真从头读到尾，钱穆从此也如此要求自己。同时，他仿照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经验，身体力行，规定自己早上读经、子，晚上读史书，中间读闲书，充分提高读书的效率。

钱穆通过10年乡教苦读，探索出独特的治学方法和治学门径。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在儒学。他主张多读书，勤思考，触类旁通。不同于西方学问的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合一。

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钱穆对他的观点十分怀疑，用缜密的考据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1930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一时，一扫刘歆编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学说，这年新学年开学纷纷停用，开始采用钱穆的观点。

正是在这一年，钱穆在顾颉刚的大力推荐下，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从此人生发生重大转折。1931年，钱穆正式应聘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教授。钱穆刚到北大，又接到清华聘书，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也坚请他兼课。盛情难却，钱穆只好在4个大学之间奔波。在北京4所著名大学执教，他却是一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自学者，一时名动北京。此时的钱穆只有36岁。

北胡南钱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大课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几如登辩论场”，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相异，时有争辩。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贻害深远。

温情与敬意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时时躲避不断空袭的混乱中，开始准备撰写《国史大纲》。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70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他强调，“国民当知国史”，由此方能建起信仰。因而，他倡导对“本国以往历史”，须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如此才不会产生“偏激的虚无主义”。

1949年，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他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抱负，曾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

新亚之名，即为钱穆提倡“新亚洲”的志愿，以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之后，崇基、新亚、联合3家书院合并时，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的名称，这便是现今的香港中文大学。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钱穆10岁时，中学的一位体育教师曾告诉他，《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可勿再读”，因为“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此番话给年幼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从此“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问题“围困”了钱穆的一生。他最终回归到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一生著述54部，共计1700多万字。晚年目盲，依赖夫人胡美琦查阅旧籍，引述成文。稿成后，再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最后一部著作《晚年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

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3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他对儒家“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

1967年10月，72岁的钱穆偕夫人迁居台北。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他们住进了外双溪东吴大学旁一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该楼由胡美琦亲自设计，钱穆取名“素书楼”。

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91周岁的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此时的他，犹如50多年前，在北大的阶梯礼堂里，面对着300多青年学生**洋溢地讲授中国通史课一样，依然是神定气足，双目炯炯。那眼睛里的光芒，好像把在场的所有人的心都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