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到战国，是我国从部落进于封建，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上古期中，最当注意的，是异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住居中国的民族，大的也有许多，然都先后同化于我。社会的组织，也是随时代而有变迁的。大抵人当生活艰难的时候，总是合力去对付自然的。到生活略为宽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剥削他人了。这都是人类在进化的途中，发生出来的病态。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于社会的病态，都是很注意，想要设法纠正他的。这一点，也是我国文化的光辉。
上古史的性质
从上古到战国，是我国从部落进于封建，从封建进于统一的时代。自此以前，我国还分立为许多国；自此以后，就合为一大国了。这是讲中国史的人天然的一个段落。
中国历史演进三阶段
中国历史可划分三大时期。羲、农、巢、燧利物前民，文化由来，遐哉尚矣，虽书阙有间，传说要非尽虚诬，此为自草昧入文明之世，一也。孔子删《书》，断自唐虞，史公作《记》，始于黄帝，惇史留诒，盖自兹始。斯时部落林立，异族错居，以累代之尽力经营，而林立者始渐合并，错居者始渐同化，至于嬴秦，遂胥宇内而为郡县，此自分裂入统一之世，二也。自秦迄今二千余年，就大体言之，疆域实无甚变更，政治亦无甚根本变动，四方异族程度皆较我为低，虽亦有时凭恃武力，荐居上国，至于声明文物，终不得不舍其故有者而从我。一再传后，其族且与我同化，泯然无迹焉。文化足以裨益者，唯一印度，亦仅及神教哲学而止耳，此为闭关独立之世，三也。自欧人东来，而局面乃一变，其文化既与我大异，政治兵力亦迥非前此异族之比，我国受其影响，遂至凡事皆起变化，此为现在所处之时期，就此时期之事而讲述之，此则所谓近世史者也。其中又可分为二期：一自欧人东来，至清末各国竞划势力范围止，此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一自戊戌变政起，讫于现在，此则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也。（《中国近代史讲义》，写于1930年代，见《中国近代史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上古史的年代
上古史年代，虽然大部分都不确实。然依普通记算：夏朝大约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已经有二千年了。（此项计算之法，见于《汉书· 律历志》，系根据古书中所载的干支及日食等天象，用历法推算的，虽不能密合，却不致如传说等的年代，相差很远）再上推至黄帝元年甲子，则在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零八年了。（如依齐召南《历代帝王年表》黄帝元年甲寅，则当在民国纪元前四千六百十八年）秦朝统一天下，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那么，我国开化的时代，就该在民国纪元前五千年左右，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了。
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
上古期中，最当注意的，是异民族的同化，和疆域的开拓。中国现在，所以能做世界上有数的大国；而人口的众多，且为世界各国之冠；实在是这个时代，建立下来的根基。而这两者，实在还是一件事。
周秦之间的文化扩张
文化是从一个中心点，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西周以前所传的，只有后世认为共主之国一个国家的历史，其余各方面的情形，都很茫昧。固然，书阙有间，不能因我们之无所见而断言其无有，然果有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其事实也决不会全然失传的，于此，就可见得当时的文明，还是限于一个小区域之内了。东周以后则不然，斯时所传者，以各强国和文化较发达的地方的事迹为多，所谓天子之国，转若在无足重轻之列。原来古代所谓中原之地，不过自泰岱以西，华岳以东，太行以南，淮、汉以北，为今河南、山东的大部分，河北、山西的小部分。渭水流域的开发，怕还是西周兴起以来数百年间之事。到春秋时代，情形就大不然了。当时号称大国的，有晋、楚、齐、秦，其兴起较晚的，则有吴、越，乃在今山西的西南境，山东的东北境，陕西的中部，甘肃的东部，及江苏、浙江、安徽之境。在向来所称为中原之地的鲁、卫、宋、郑、陈、蔡、曹、许等，反夷为二三等国了。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文化扩张。其原因何在呢？居于边地之国，因为和异族接近，以竞争磨砺而强，而其疆域亦易于拓展，该是其中最主要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372页）
文化的进步
民族是以文化为特征的。住居中国的民族，照第六章所述，大的也有许多，然都先后同化于我，就可见得我族文化的独优了。什么叫文化呢？依广义的解释，除天然现象之外，一切都该包括于文化之中。合以前各章所述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学术思想，以及衣、食、住、行等的进化而观之，就可见得我族文化的大略了。
社会组织的变迁
社会的组织，也是随时代而有变迁的。大抵人当生活艰难的时候，总是合力去对付自然的。到生活略为宽裕些，就不免有人要剥削他人了。人的剥削人，有两种法子：一种是靠武力，一种是靠财力。靠武力，就酿成各民族各部落间的斗争，战胜的役使战败的人，而成立封建制度。靠财力，则人和人，当交易之时，总想损人利己，本是大家互相剥削的行为了。这都是人类在进化的途中，发生出来的病态。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于社会的病态，都是很注意，想要设法纠正他的。只这一点，也是我国文化的光辉。
治天下与安天下
先秦诸子之思想，有与后世异者。后世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分，先秦之世，则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合。盖在后世，疆域广大，人民众多，一切问题，皆极复杂。国家设治之机关，既已疏阔；人民愚智之程度，又甚不齐。所谓治天下者，则与天下安而已。欲悬一至善之鹄，而悉力以赴之，必求造乎其极，而后可为无憾，虽极宏毅之政治家，不敢作是想也。先秦诸子则不然。去小国寡民之世未远，即大国地兼数圻，亦不过今一两省，而其菁华之地，犹不及此。夫国小民寡，则情形易于周知，而定改革之方较易。风气淳朴，则民皆听从其上，国是既定，举而措之不难。但患无临朝愿治之主，相助为理之臣。苟其有之，而目的终不得达，且因此转滋他弊，如后世王安石之所遭者，古人不患此也。职是故，先秦诸子之言治，大抵欲举社会而彻底改造之，使如吾意之所期。“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等思想，乃古人所无有也。（《先秦学术概论》，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