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在太古时代，似乎分为两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从渔猎进化到农耕。一支在河北的，则以畜牧为业，这就是黄帝之族。当神农氏的末年，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就是所谓阪泉、涿鹿之战。其结果，黄帝之族得利，从此以后做共主的，就都是黄帝的子孙。虽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权力，然而共主的统绪，相承不断，我国建国，就此放下基础了。
搜集、渔猎、畜牧、农耕四时代
人所以维持其生命的，最紧要的便是食，而取得食物的方法，亦随时代而不同。最初只是到处游行，遇见可吃的东西，就取来吃，这个唤做搜集时代。进步些，能和动物斗争，则入于渔猎时代。一定的地面上，可供渔猎的动物，是有限的，有时候还不能渔猎；所以在这时代的人，常常挨着饥饿。于是在草原之地的，进化而为畜牧；在山林川泽之地的，就进化而为农耕。
农耕即孔子所言的大同时代
《礼运》所载孔子论大同之言，业已人人耳熟能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更简而言之，便是“养生送死无憾”六个字。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老死不相往来，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起来，固然不是美事。然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却是不易得的。这颇可与孔子论大同之语，互相发明了。从游牧再进到耕农，则人类的生活，益形宽裕；而其性质，亦因之大变。这实缘其所操事业之平和，而其生活程度，亦远高于旧时之故。孔、老所想望的境界，大抵即在此时。（《中国社会变迁史》，见《吕思勉遗文集》下册，第154、157、160页）
国家的起源
国家不是最初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建立起来的。搜集时代，不必说了。就渔猎时代，文明程度，也嫌太低；而且因受食物的制限，所团结的人，亦觉得太少。游牧时代，团结的人固然多了；文明程度，也固然较高了；毕竟是逐水草而居，和一定土地的关系不密切。农耕社会，则又内部太觉平和，分不出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来（古代的农业公产部落，内部的关系，是很平和的。孔子所谓大同，大概就指的这个时代。可参看拙撰《大同释义》，见《文化建设杂志》第一卷第九、第十两期），所以往往不能形成国家。国家最普通的起源，是畜牧和农耕两种部落的结合。原来畜牧民族，性喜侵略，往往把农耕民族征服。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宁愿纳贡表示服从，而不愿意逃走。游牧民族，就始而征收其贡品；继并迁居其部落之内，代操其治理之权，形成治者和被治者的关系，国家就于此成立了。这是政治学家的成说，返观我国的古史，似乎也是符合的。
由大同入小康
大概农业社会，衣食饶足；其人所从事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其性质最为善良。对外多能“讲信修睦”，内部更其不分彼此。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就是指此等部落而言。假定有两个部落，互相争斗，一胜一败，败者的财产，就要为胜者所有，连人也做了他们的奴隶了。如此，便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来。即使没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一部落中，治者的权力，也会日渐扩大，至于与被治者分离。古代的国家，大概是如此造成。（《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第一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版，第20、21页）
部落互相接触，兵争渐起，发生征服与被征服之关系。而各部落之内部，执掌政权及富有财产者，权力渐显，地位亦渐高。社会则渐降而入小康之世矣。（《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8页）
中华民族的起源
地球上的人类，其初该是同出一源的。因为环境的不同，影响到容貌上，而分为许多种族；又因文化的不同，而分为许多民族。中国大陆，在古代是有许多民族，杂居其间的。而在黄河流域的华族（中华民族的起源地，说者各有不同，但以从中亚细亚迁来逐渐到黄河流域之说，比较近是。自从民国十年以来，北平西南的周口店，发见一种猿人遗骨，称为北京人，又名中国猿人，推算年代，当在五十万年至百万年左右。似乎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发源于中国本土。或者极古时候已由中亚迁来了），就是后来称为汉族的，文明程度最高。汉族在太古时代，似乎分为两支：一支在河南的，是燧人、伏羲、神农，从渔猎进化到农耕。（普通以伏羲为游牧时代的酋长，乃因“羲”又作“牺”，“伏”又作“庖”，因而生出“驯伏牺牲”“取牺牲以充庖厨”等曲说。这是不对的。伏羲二字，乃“下伏而化之”之义，见《尚书大传》）一支在河北的，则以畜牧为业，这就是黄帝之族。［《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人众）兵（军械、师兵、犹言武装的徒众）为营卫。”所以知其为游牧民族］当神农氏的末年，两族曾起过一次冲突，就是所谓阪泉、涿鹿之战。（据《史记·五帝本纪》说：神农氏这时候衰弱了，诸侯互相攻击，神农氏不能征讨，诸侯之中，蚩尤氏最为暴虐。黄帝和蚩尤战于涿鹿，把他擒杀。又和炎帝战于阪泉，三战然后得胜。诸侯乃共尊黄帝为天子）其结果，黄帝之族得利，从此以后做共主的，就都是黄帝的子孙。虽然古代的天子，未必有多大权力，然而共主的统绪，相承不断，我国建国，就此放下基础了。
炎、黄之际为世运一大变
《战国策·赵策》曰：“宓牺、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擅杀》曰：“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然则足下所谓义者，何世之君也？则答之以神农。”若是乎，自古相传，咸以炎、黄之际，为世运之一大变也。案《战国·秦策》：苏秦言神农伐补遂，《吕览·用民》谓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说苑·政理篇》同。则神农之时，亦已有征诛之事。盖神农氏传世甚久，故其初年与末年，事势迥不相同也。然此等争战，尚不甚剧，至炎、黄之际，而其变益亟。（《先秦史》，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