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光天化日下发生在人来人往的夜总会内的杀人案，让整个巴黎人心惶惶。隔日，对这起刺杀案进行了审判：证据是如此确凿，二人皆被判有罪，并被判处轮刑。想当然地，霍恩伯爵的权贵亲人们立刻拥向摄政王的前厅，祈求他怜悯这个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并宣称他疯了。摄政王尽可能地避开他们，他认为如此穷凶极恶的暴行必须受到正义的制裁。但这些深具影响力的执拗请愿者可不会这么轻易屈服。最终，他们挤进摄政王的视线，祈求他拯救整个家族的名声，让霍恩伯爵免于被公开处决。他们暗示霍恩亲王是奥尔良显赫大家族的盟友，并声称，如果摄政王让自己的男性亲属死于刽子手之下，他自己也会蒙羞。摄政王非常果决地反对他们的说法，并针对最后一项以高乃依的话语回应：“造成耻辱的是罪行，而不是绞架。”他还补充到，不管这项惩罚会引起何种羞耻，他都非常愿意和其他亲人一起承担。日复一日地，他们不断恳求着，却总是得到一样的答复。最后，他们想到摄政王打从心底尊敬的圣西蒙公爵，想着如果能够引起此人的注意，或许他们就能达成目的。这位出身高贵的公爵，对同样出身高贵的刺杀者居然要和平民囚犯死于同样的刑罚感到震惊，并对摄政王解释，如果得罪这样一个庞大、资产丰厚且有权有势的家族，将是非常不明智的选择。他还说，阿伦伯格家族在德意志拥有庞大的资产，而法律规定，受轮刑的人，其亲属不得继任公职或受聘，直到整整一代人过世为止。基于这个原因，他建议将惩处改为在欧洲名声没那么丑恶的斩首之刑。摄政王被这个说法打动，正打算同意时，对被谋杀者下场非常有兴趣的劳出现了，他让摄政王坚定了让正义得以伸张的想法。

这样一来，霍恩伯爵的亲属只剩一步棋可走。在绝望的情况下，罗贝克·蒙莫朗西（Robec Montmorency）亲王想办法混入了地牢，并带来一瓶毒药给霍恩伯爵，恳求他让家人们免于受辱。霍恩伯爵将头转开，拒绝来访者的请求。蒙莫朗西亲王再次递上毒药，在连续被拒绝后，他失去耐心，转身离开。临走前，他怒道：“去死吧，你这卑劣的可怜虫！你只适合死在刽子手的刀下！”

霍恩本人也向摄政王请愿，请求实施斩刑。但影响力堪称无人能及的劳坚持不能让正义屈服于霍恩出于自利而提出的做法。这与摄政王最初的想法不谋而合。在这起犯罪事件发生六天后，霍恩与米莱在格雷沃广场上被处以轮刑。另一名行刺者——德唐普——一直未被捕获。

这个严厉且迅速的判决让巴黎的民众感到非常高兴。他们认为甘康普瓦先生（人们如此称呼劳）与他们同仇敌忾，要求摄政王不能轻纵贵族。但抢劫与刺杀的罪行并没有减少。那些富裕的股票经纪人被洗劫时，对方往往不会手下留情。尽管过去大众道德意识显而易见地淡薄，但在中产阶级成员快速扩增后，相较于上层社会明目张胆地犯罪或下层社会尽行偷鸡摸狗之事，这些中产势力依旧没能凭借自身的纯洁改善现状。酷爱赌博的恶习在整个社会蔓延，几乎扼杀了一切美德。

在公众信心持续高涨期间，所有的交易行为都受到了有益的刺激。巴黎的状况最为突出。来自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拥向巴黎，努力地挣钱花钱。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王的母亲，计算出这段时间内由世界各地拥入巴黎的人口数量约为30.5万人。管家必须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内整理床位，好让访客留宿。为了避免街道上各类型的车辆发生意外，规定了车辆在主街上只能以步行的速度行驶。该国的纺织机异常忙碌地纺织大量的华丽丝绸、绒面呢和天鹅绒等织品，这些东西用大量的纸币买进，价格上涨了四倍。物资供给方面也在发展，面包、肉品和蔬菜的成交价比以往都高，而劳力酬劳也以同等的比例上涨。过去一天可以赚进15索尔的工匠，现在可以赚进60索尔。到处都在盖新房子，虚假的繁荣照耀着大地，使人目眩，以至于没有人看见出现在天边的乌云，它预告着猛烈风暴即将降临。

用自己的神奇魔杖带来这一繁景的劳，当然也享受着这遍及大众的富贵。他的妻子与女儿被贵族们追捧，公爵、亲王的继承人也不断前来要求联姻。他在法国不同地方买了两幢富丽堂皇的房子，并和苏利公爵的家族商谈购买其罗尼（Rosny）领地的交易。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成功的绊脚石，摄政王承诺，只要他能公开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就任命他为财政总审计长。这位什么都不信的赌徒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并在默伦教堂内由唐森神父施洗，现场还有大批观礼的群众。隔日，他被选为圣罗奇教区的荣誉教会委员，为此他献上50万里弗尔作为礼物。尽管劳的慈善之行总是分外隆重，但偶尔他也会选择低调进行。只要有任何悲苦之事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就绝不会坐视不理，因此他私底下的捐款总额也相当惊人。

至此，劳成为法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奥尔良公爵非常信赖他的聪明才智与成功的计划，因此遇到任何大小事都要咨询他。但他绝没有恃宠而骄，即便在失意时刻也保有质朴、亲切、明智。他对爱慕的对象总是殷勤周到、令人愉快，这种殷勤态度实在和蔼、有绅士风度、恭敬有礼，即便是做情人的也不会因此而生气。如果他曾表现出傲慢的态度，那也是针对那些不断阿谀奉承，使他心烦气躁的贵族。他非常享受地观察那些贵族为了拜托他一件事，愿意花多长的时间讨好他。但对于偶然来访巴黎，希望能与他见个面的同乡，他则会以礼相待且尽心陪伴。伊斯莱（Islay）伯爵阿奇博尔德·坎贝尔（Archibald Campbell），即后来的阿盖尔公爵，拜访劳位于旺多姆广场的家时，必须穿越前厅的重重人潮——这些人全都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挤进此处，急着与那位大金融家见面，好将自己的名字放到新的同意书上。进去后，伯爵见到劳祥和地坐在图书室里写信给劳里斯顿（家族房产）的园丁，交代关于卷心菜的种植计划！这位伯爵在此处逗留了一段时间，和老乡玩了一局纸牌后才离开，并对劳的闲适、平易近人与良好的思辨力满心欣赏。

在这期间，许多贵族如波旁公爵、吉什公爵、福斯公爵(8)、肖尔纳公爵、安廷公爵，也利用民众轻易盲从的心态大赚了一笔。其他的还有埃斯特雷元帅、罗翰亲王、普瓦亲王、莱昂亲王。路易十四与蒙特斯潘夫人生下的儿子波旁公爵，凭着对密西西比股票的投机操作获益良多。他以罕见的华丽风格重建位于尚蒂伊的居所，并因对马的热爱建造了一系列的马厩，还从英格兰引进一百五十匹最优良的赛马，用以改良法国马的血统。他还买下皮卡第的一块规模惊人的土地，几乎拥有瓦兹河和索姆河之间的所有有价值的土地。

财富来得如此轻易，也难怪劳会被善变的群众崇拜。从来没有一个君王得到过如劳所受的吹捧。所有小诗人与文学家争相向他倾注颂赞之词。他们说劳是国家救星，是法国的守护神，他的言语即是公理，他的目光即是神意，他的行动即是智慧。他是如此神圣而伟大，以至于总会有一群信众跟在他的马车后，摄政王只好派一队骑兵做他的终身护卫，替他清除障碍。

当时，有人说巴黎从未有过如此多优雅高贵的人。大批来自海外的雕像、画作和壁毯总能立刻找到买家。而法国人擅长制造家具及装饰品等美丽的玩意儿，这些玩意儿不再是贵族的专用品，在股票经纪人和中产阶级的家中也能见到。那些最昂贵的珠宝都聚集到巴黎，因此处市场最热络。摄政王买下其中一颗知名的钻石，以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再镶嵌到皇冠上。这颗钻石的成交价格为两百万里弗尔，但摄政王其实没有像他身边的人那样通过股票交易赚到惊人的财富。当这颗钻石第一次被带到他眼前时，他虽然极度渴望拥有却不愿买下，他的理由是，国家治理者的职责不允许他在一件珠宝上花下如此巨额的公款。这个合理且伟大的借口让同处一室的夫人们大惊失色，接下来的几天里只听见连连的叹息，惋惜没有一个人的财富足以负担这颗钻石，这颗钻石只能离开法国了。摄政王一直被钻石的话题纠缠着，但他没有动摇，直到那位特别擅长花言巧语的圣西蒙公爵接下这桩差事。他获得了劳的帮助，本性良善的摄政王于是点头，让劳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找到支付钻石价钱的方法：保证钻石所有者在规定期限间内收到两百万里弗尔外加5%的利息，以及切割钻石后所剩下的所有值钱的碎钻。圣西蒙在其回忆录中毫不谦逊地吹嘘自己在这场交易中扮演的角色。他形容这颗钻石如青梅那般大，近乎浑圆，净白无瑕，重量超过500格令(9)。他笑着向世界宣布，让摄政王进行如此了不起的交易，当中绝大部分功劳都该归于他自己。换句话说，他非常骄傲自己诱使摄政王摒弃自己的职责，花巨额公款买下这颗华美却毫无用处的钻石作个人之用。

这个体系的繁荣景象一直持续着，直到1720年年初。议会不断警告大量发行纸币的行为迟早会将使国家走向破产，但无人理睬。对金融原理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这么一个带来众多好处的体系是不可能崩溃的。如果五亿纸钞可以带来这么多优势，那么再多五亿纸钞只会让情况更好。这是摄政王最大的谬误，而劳也没有试着扭转局面。人们异常渴望随着幻象起舞，只要印度和密西西比的股价上涨，就会有更多的债券发行。这样的体系拿野蛮的俄罗斯贵族波将金为取悦其帝王情妇，给予对方惊喜所建造的豪华宫殿来比喻，或许再合适不过：巨大的冰块用朴素的工艺雕成爱奥尼亚式的冰柱，构成富丽堂皇的柱廊；以同样材质搭建的坚固圆顶贴着金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却不至于融化。远远看上去，整座建筑就像水晶钻石宫殿般耀眼，但接着从南边吹来一股暖风，这座宏伟的宫殿渐渐消失了，甚至连碎片都没留下。劳的纸币体系也是如此。一股大众不信任之风隐隐吹起，接着一切分崩离析，没人能拯救。

第一个小小的警报是在1720年年初响起的。孔蒂亲王因被劳拒绝以其开出的价格将印度公司的新股票卖给自己而怀恨在心，因此派人到劳的银行将巨额的纸钞进行兑换，甚至动用了三辆马车才将兑换来的硬币搬走。劳向摄政王抱怨，并警告摄政王，如果人人都效仿这样的作为，将对体系造成损害。摄政王很清楚贵族爱报复的把戏，于是请来孔蒂亲王，要求他将已兑换的三分之二的硬币退回银行，否则就要他缴纳令人不悦的高额罚款。亲王在专制政权下屈服了。对劳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孔蒂亲王人缘并不好，大家都对他的心胸狭隘与贪婪作为感到不齿，并认为劳受到了欺压。尽管如此，最令人不解的还是劳和摄政王并没有因此事而警惕，开始考虑控管纸币的发行量。很快，有些人因为不信任，便效仿孔蒂亲王的复仇之举。股票的价格不可能无止境地涨上去，因此许多精明的股票中介开始思考。因经营大笔资金运作而知名的布尔东和拉里夏迪埃（La Richardière），悄悄地以一次一小笔的方式，将所有纸钞换成硬币，再将这些钱移往国外。此外，他们购买了容易携带的金银器皿和昂贵的珠宝，暗地里将这些宝物送往英格兰或荷兰。同样嗅到一丝不对劲的股票经纪人韦尔马莱（Vermalet），弄到了价值将近100万里弗尔的金币、银币，将之藏于农民的手拉车中，表面以干草及牛粪覆盖。接着，他穿上肮脏的农民罩衫做伪装，安全地将自己的宝贝们送往比利时。抵达比利时后，他很快就找到方法将东西运往阿姆斯特丹。

到目前为止，任何人想将纸币兑换成硬币并不困难。但这个体系长期运作下去，终将因供应短缺而引发问题。抱怨的声音四起，众人不断查问，问题很快就暴露了。议会对于该采取何种补救措施僵持不下，于是询问劳的看法。劳建议颁布命令贬低硬币的价值，使其比纸币低5%。于是法令颁布了，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接着便是硬币又一次贬值，贬值幅度增加到10%。同时，银行方面也增加了兑现的限制：一次只能兑换100里弗尔的金、10里弗尔的银。尽管这些严苛的兑现限制保住了银行的信用，却无法恢复民众对纸币的信心。

纵然用尽一切方法，那些贵金属依旧持续地被运往英格兰与荷兰。那些还留在法国境内的少数硬币，则被谨慎地收起或藏起。终于，硬币的匮乏让交易再也无法正常进行。在此紧急情况下，劳贸然地进行大胆的实验：完全禁止使用硬币交易。1720年2月，政府颁布了新的法令，却没有像预想的那样重振纸币信用，反而彻底将其摧毁，并将整个国家推到革命的临界点。这条著名的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持有超过500里弗尔（20英镑）的硬币，违者将被处以巨额罚款，并没收所搜出的金额。该法令更同时禁止买断珠宝、器皿和宝石，并通过承诺给予告发者二分之一总额的方式，鼓励举发他人。在这前所未闻的暴政下，全国陷入了一片苦海。每天都有新的迫害发生。举报者与其代理人的强行闯入，破坏了家庭的安宁。那些最正直、诚实的人因为被看到持有一枚金路易(10)而遭受谴责。仆人出卖他们的主子，邻里之间潜伏着密探，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被逮捕，财产被扣押，法院根本来不及处理暴增的案件。举报人只需要说他看见某个人的家中藏有金银，搜查令就会被立刻签发。英格兰大使斯泰尔勋爵说，现在已无须怀疑劳加入天主教的真心，他于受洗的仪式上表现自己充分的决心后，就通过将大量的金子转变成纸币打造出另一种“宗教裁判所”。

摄政王与不幸的劳遭到了大众的咒骂。持有超过500里弗尔的硬币就算犯罪，每个人只要有机会就想摆脱硬币。没有人知道今天手中的纸钞到第二天价值多少。杜克洛在自己的《摄政时期回忆录》（Secret Memoirs of the Regency）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变的政府，更没有见过有人可以如此坚定地施行此般疯狂的暴政。对曾经目睹那个时代的惨况，现在回想起来好像做了一场梦的人们来说，革命爆发——摄政王和劳悲惨落幕是必然的。他们两人被吓坏了，而人们只会抱怨。一种忧郁的、胆怯的绝望，一种愚蠢的惊慌，攫住了所有人，但大家的心灵已低贱到不敢勇敢地忤逆。”曾有一次，人们组织了一场运动。煽动性的文字出现在墙壁上，更以传单的方式进入各个知名人物的家。《摄政时期回忆录》里记载了其中一篇：“先生们，女士们，我通知你们，如果事情没有变化，圣巴塞洛缪之夜(11)将在星期六和星期日重现。你们和你们的仆人都不要出门。上帝保佑你们远离火焰！通知你们的邻居。1720年5月25日，星期六。”然而，除了由不知名团体制造的一起小混乱（且很快就被平息了），这一晚城市的宁静并没有被打破。

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的股票价格迅速滑落，几乎没有人相信那里曾经拥有大笔财富。为了重建大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任，政府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政府对巴黎市的可怜虫们下达了强制征兵令。就像在战争期间一样，将近6000个不务正业的人被征召，得到配给的衣服与工具后，就被送往新奥尔良，去据称拥有大量金矿的矿坑里工作。他们每天都拿着自己的长矛与铁锹在街上游走，后来被分成小队送往外港运往美洲。但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没有到达目的地，而是自行脱队，分散到全国各地。他们将工具转卖，再拿着仅有的钱过回原来的日子。不到三个星期，几乎有一半的人又回到了巴黎。然而，这场闹剧为密西西比股票带来了微不足道的上涨。许多头脑简单的人又开始相信这个公司找到了新的矿藏，很快，金条和银条就会再次涌入法国。

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有许多可有效恢复民心的做法。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当类似的妄想带来类似的痛苦时，英格兰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多么不同啊；但在法国，拯救者同时也是将大家推向深渊的始作俑者。摄政王的任性妄为，原本是为了拯救国家，结果却让国家深陷泥沼。所有款项都必须以纸币支付，从2月1日至5月底，至少制造了15亿里弗尔的纸币，相当于6000万英镑。但是，一旦警钟敲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让人们再次相信无法兑换成金属的纸币。巴黎议会主席M.兰伯特（M. Lambert）曾当面告诉摄政王，他宁愿拥有10万里弗尔的金币或银币，也不要他银行发行的500万纸币。当这种想法成为普世想法后，过度发行的纸币反而加重了罪恶，流通的硬币与纸币数量差距悬殊，进一步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作为摄政王急欲打压的对象，硬币却在遭受每一次贬值后都升值。2月，议会颁布法令，将皇家银行和印度公司合并。国家依然作为该银行所发行纸币的担保者，没有议会的命令就不能发行纸币。自从银行脱离劳的控制，成为全国性机构后，所有的利润都由摄政王转交给了印度公司。这一措施在短时间内提高了路易斯安那州和该公司其他股票的价值，但未能将公共信用建立在任何永久性的基础上。

5月初，国务会议召开，劳、达让松（他在财政部门的同事）和所有部长都出席了。会议上计算了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总额为26亿里弗尔，而国内的硬币总额还不及这个数字的一半。对大部分参加会议的人来说，显然必须采取某些计划以平衡这两种货币。部分人士认为应该让纸币贬值，使其与硬币等值，其他人则建议让硬币增值，使其与纸币等值。据说劳反对这两种做法，却提不出第三种办法，因此最后决定将纸币贬值一半。5月21日颁布了一条法令，命令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与其银行发行的纸币必须在当年年底前逐步贬值至现值的一半。议会拒绝为此法令背书——这激起了极大的哗然，国家的状况变得令人担忧，以至于摄政委员会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不得不在七天内颁布了另一条自相矛盾的法令，将纸币恢复到原本的价值。

就在同一天（5月27日），银行停止纸钞兑换。劳和达让松同时被解除了职务。劳来到王宫门前表明身份后，却吃了闭门羹，懦弱、优柔寡断且胆小的摄政王将这次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了劳的身上。然而，入夜后，摄政王又召见他。劳从一个秘密通道进入王宫，摄政王不断安抚他，用各种借口解释早上那么严苛的态度是出于被迫，而非自愿。两天后，善变的摄政王公开带着劳出现在歌剧院，并与他肩并肩地坐在皇家包厢内，更在所有人面前对他礼遇有加。但是这样的做法反而加深了群众对劳的怨恨，将劳推进更致命的处境。当他回到家正准备进入家门时，一群暴徒拿石头攻击他的马车，如果他的马车夫没有立即加速把马车驶进后院，守卫没有立刻关上大门，劳很可能已经被拖出车外，被暴民撕成碎片了。第二天，劳的夫人与女儿在看完比赛坐马车回家时，也被一群暴徒攻击了。摄政王听到这些事后，立即指派一支精锐的瑞士卫兵前往，让这些士兵不分日夜地驻扎在劳的家门前。但是群众的愤怒非常强烈，劳察觉，即便有这些士兵，他的家也不安全，于是他前往王宫避难，住在摄政王的宅邸中。

为了重拾民心，摄政王召回1718年因反对劳的计划而被解职的大臣达盖索。尽管为时已晚，摄政王终于还是发现了自己对这位能力出众或许还是这腐败世道中仅存的正直人过分严苛与不信赖。发生了那件不光彩的事之后，达盖索就隐退并搬到位于弗雷讷的乡间宅邸居住，沉浸于严肃却又让人愉快的哲学研究，忘却了卑劣法院的阴谋。劳本人和摄政王侍从舍瓦利耶·德孔夫朗（Chevalier de Conflans）带着必须与前大臣一同回到巴黎的命令，乘着驿马车出发了。达盖索答应了，尽管他的朋友认为他不该接受召回的命令，尤其是这条命令还是由劳捎来的，但达盖索愿意尽一己之力。在他抵达巴黎后，五位议会参谋获准与这位财政代表进行磋商。6月1日，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撤销持有超过500里弗尔硬币即违法的这条法令。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持有硬币。为了收回现有的纸币，新版纸钞开始印制，以巴黎市的税收为担保，发行了2500万张新钞，利率为2.5%。收回的纸币则在市政厅前公开烧毁。新纸币的面值为10里弗尔。6月10日，银行重新开放，准备了充足的银币供大众兑换新币和旧纸币。

这些措施带来了相当程度的良好影响。所有的巴黎人都挤到银行柜台前，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银币，银币很快就供不应求，因此改成用面额较小的铜币兑换。没有人抱怨这些铜币太重，尽管有时会看到这些可怜的人在大街上汗流浃背，拖着自己无法轻松携带的50里弗尔。包围银行的人是如此多，以至于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挤死人事件。7月9日，聚集的群众稠密且吵闹，守卫在马萨林花园门口的士兵将大门关上，禁止任何人再进入。群众开始歇斯底里，越过栏杆朝士兵们扔石头。士兵们也开始愤怒，威胁要对群众开火。就在这时，一名士兵被石头砸中了，他立刻举起手中的枪朝民众发射。一名男子随即倒毙，另一人则受重伤。银行门前气氛凝重，一场暴动看似即将爆发，但马萨林花园的大门再度打开，一列举着刺刀准备好随时做出回击的卫兵走了出来，群众只能通过叫嚣与嘘声宣泄自己的愤怒。

八天后，聚集的民众是如此多，以致十五人在银行门前因推挤而死亡。群众非常愤怒，用担架抬起三具尸体，往王宫花园走去，人数有七八千人，他们试图让摄政王看看他自己和劳是怎样将他们推进不幸的深渊的。劳的马车夫正巧坐在主人停留在前院的马车上，他是一个感性胜过理智的人，恰巧又很不喜欢暴徒们一直攻击主人的行为，于是他以足够让那群人中的几个人听到的音量，批评那些人都是流氓，应该被绞死。暴民瞬间将注意力转向他，并以为劳也坐在车上，于是将马车砸碎了。那位做事轻率的马车夫勉强保住了性命。此刻，一队人马出现了，摄政王向民众保证，他们带来的那三具尸体，将会在他个人的安排下被体面地安葬，人群安静地散去，没有再发生什么事情。事件发生的时候，议会正好在开会，议会主席亲自起身走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回来后，他跟议员们说，劳的马车被暴民破坏了。众人立刻站起身，大声欢呼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其中一个特别憎恨劳的人甚至说：“那劳呢？他有没有被撕成碎片？”

毫无疑问，许多问题都依赖印度公司的信用，它对国家的巨额款项负有责任。因此相关部门理事会认为，应该将任何有助于该公司履行职责的特权全权授予，以期带来最好的结果。据此看法，有人建议将海上贸易的特权独家授予印度公司，并颁布这样的法令。不幸的是，他们忘记了，如果这样做，全国的商家都要面临破产。这一特权思想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关注，他们向议会提交了请愿书，请求议会拒绝通过此法令。议会顺应民情拒绝通过此法令，摄政王生气地表示，议员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让事态更严重。于是他将众人流放到布洛瓦。在达盖索的求情下，流放的地点改成蓬图瓦兹。到了那里后，议员们重整旗鼓，决心与摄政王对抗到底。他们想尽办法让自己短暂的流放生活尽可能地愉快。议会主席举办了最雅致的晚宴，并邀请了巴黎所有最快乐、最风趣的人参加。每天晚上都有为女士们举办的演奏会与舞会。平日里严肃庄严的法官与议员们纷纷加入纸牌与其他各种娱乐活动，过了好几个星期极端奢华愉快的生活，只是为了向摄政王显示他们并不在意他的惩处。此外，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让蓬图瓦兹成为比巴黎还舒适的地方。

纵观世界各国，法国是最喜欢将自己的悲苦放进歌谣传唱的民族。有观点认为，可以靠追溯法国的歌曲来了解它的历史。当劳完美的计划彻底失败后，他成为众矢之的，讽刺的言语开始缠着他不放。全国各地的商店都有讽刺他个人的漫画，大街小巷也唱着关于他的歌，当然，摄政王也没能逃过。多数歌曲内容低俗，其中有一首还教人将劳的纸钞当成厕纸使用。

下面这首讽刺诗也出自同一时期：

星期一，我买了股票；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了家具；

星期四，我买了衣衫；

星期五，我开了一场舞会；星期六，我变成了乞丐。

在众多显示巴黎正从美梦中惊醒过来的讽刺画中，有一幅被收录在《摄政时期回忆录》里。其作者如此描述：“股票之神坐在她的凯旋马车上，愚蠢之神为其驾车。那些拉着马车的是长着木腿的密西西比公司、南海公司、英格兰银行、西塞内加尔公司和其他各种公司。为了让这辆车跑得快些，一直代表这些公司的有着狐狸尾巴和狡猾神情的动物不停地转动车轮的辐条，那上面标着股票名称，其价值随着轮子的转动时高时低。愚蠢之神驾着战车毫不留情地辗过地上合法商家的货物、日记簿与账簿。后面聚集了一群不同年纪、性别与身份的人，他们在财富女神的身后吵吵闹闹，为着她大量抛给众人的股票斗殴。云端坐着一个魔鬼，吹着肥皂泡，然而肥皂泡也是众人羡慕与觊觎的对象，有些人跳到别人的背上，企图在泡泡破掉前抓住它。道路前方，一幢巨大的房子矗立着，截断了道路。房子有三扇门，跟着马车前进的人势必要从其中一扇门通过。第一扇门上写着‘傻子的医院’，第二扇写着‘有病者的医院’，第三扇写着‘乞丐的医院’。”另一幅则画着劳坐在一口大锅里，锅里翻着滚滚水花，而煮沸这口锅的正是大众的疯狂。锅周围环绕着不耐烦的人们，他们不断将金子与银子投进去，再开开心心地接回劳亲手递上的纸币。

当民众躁动不安时，劳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孤身暴露在街上。躲在摄政王的住所里，他可以逃过各种攻击。每当外出时，他不是隐姓埋名，就是坐在皇家马车中享受重重保护。一则记录下来的奇闻逸事揭露了民众对劳的憎恨之情，在这个故事里，劳落入暴民的手里，受尽了折磨。当时，有一名叫布尔赛尔的绅士坐在马车里，行经圣安托万大街，前方的路却被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布尔赛尔的仆人不耐烦地叱喝对方，要其赶快让道，并在对方拒绝后朝对方的脸打了过去。这场**很快引起了路人的注意，布尔赛尔从马车上走下来，想要维持秩序。但出租马车的车夫以为布尔赛尔是来打他的，情急之下以自己最大的音量嘶吼：“救命！救命！谋杀！谋杀！劳和他的仆人想要杀我！救命！救命！”在他的叫喊下，人们纷纷拿着棍子或其他各种武器从店里走出来，这时暴民开始搜集石头好对那位“劳先生”发动攻击。幸运的是，当布尔赛尔先生和仆人看见令人畏惧的群众开始逼近他们时，前方教堂的大门敞开着，于是他们全速往里面冲。在人群的追赶下，他们跑进祭坛，但即便在这样神圣的地方，他们也无法幸免于难，于是当他们看见身后有扇通往教堂圣器保管室的门时，他们立刻冲进去并把门锁上。接着，忧心且生气的神父将众人赶了出去，当愤怒的群众发现布尔赛尔的马车还停在街上时，开始对着马车发泄自己的不满，导致马车被毁坏得面目全非。

言归正传，以巴黎市税收为担保的2500万新版纸钞，利率仅有2.5%，没能成功吸引大批密西西比股票持有人。也因为如此，证券的转换成为眼下最大的难关，那些情愿持有不断下跌的劳氏公司股票的人还抱有一丝期待，期待事态发生转机。为了加速转换，8月15日，一条新法令颁布了，规定总值为1000至10,000里弗尔的纸币不得流通于市面，只能用于支付年金与银行账单，或购买该公司股票时所进行的分期付款行为。

10月，另一条法令通过，宣布11月过后所有纸币面值失效。此外，印度与密西西比公司享有的全部利益与特权（如铸币权、代收税金等）也被剥夺，成为普通的私人公司。此举对整个体系造成了致命一击，至此，主导权已落入敌人之手。劳在财务委员会的影响力归零，而其公司也在所有特权都被剥夺的情况下，再也无法期待实践承诺的一天。所有在民众浸**于幻象的巅峰时期涉嫌非法获利的人都被一一清查且处以高额罚款。此外，此前要求列出所有原始股东的名字，如果这些人手中现在还持有股票，应该将这些股票转为公司的保证金，而那些申购股票却还没完成认购的人则必须以每股13,500里弗尔的价格购买原本每股500里弗尔的股票。股东们不愿意花如此大的价钱去购买实际上折价的股票，便打包自己可携带的财物，设法逃往国外避难。一道命令立即抵达各个港口与边境管理局，逮捕所有企图离开法国的旅客，清查其身上是否藏有金银器皿和珠宝，并在查明对方与当前的股票事件关系前，不得解除羁押。少数几个已脱逃出境的人被登记处以死刑，而其他留在国内的被任意地处以各种惩罚。

劳在绝望之时决定离开这个对他来说不再安全的国度。他首先向摄政王请求准许他离开巴黎并前往乡村居住，摄政王欣然同意了。摄政王虽然对当前糟糕的财政状况不满，但内心对劳的财政政策依旧深信不疑。他深知自己犯下的错误，在余下的岁月里，他也在不断寻找机会建立一个基础更为安全的体系。在劳与摄政王的最后一次会面中，摄政王说：“我向你坦承我犯了许多错。我犯下这些错误，是因为我也是人，谁能无过？但我必须郑重地澄清，这些错误没有一个是出于不道德或不诚实的动机，在我的一生中，绝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事。”

在劳离开两三天后，摄政王寄给他一封措辞恳切的信，准许他在任何时候离开法国，并表示已经请人准备好他的护照。此外，他也愿意给予劳所需的金钱。劳恭敬地谢绝摄政王送来的金钱，乘着波旁公爵夫人——普里夫人——的驿车，在六名骑兵的护送下前往布鲁塞尔。从那里，他又辗转到威尼斯并停留数月，而当地人对这位看似家财万贯的外来者非常感兴趣。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猜对他的身份。劳，这个人生的黄金岁月都花在赌桌上的职业赌徒，却于此刻表现出极端的大度——不愿动用一个犹如风中残烛的帝国的金钱让自己好过。在密西西比股票最狂热的时期，他未曾怀疑过自己的计划，深信自己将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富裕、最有权势的帝国。他将所有的收益都拿去购买法国的地产，这个举动足以证明他对自己的部署信心满满。他没有像那些卑劣的股票经济人一样大量囤积金银器皿、珠宝，或将财产移往国外。除了一颗价值五六千英镑的钻石，他其余的财产都投资在法国的土地上，因此离开法国时，他几乎身无分文。光是这一个事实，就足以反驳那些不公正地控诉他为人狡诈的说法。

当劳离开法国的消息传出去后，他所有的房产与珍藏都立即充公，而劳的妻子与孩子赖以生活的年金收益（每年20万里弗尔，约为8000英镑）——当年以500万里弗尔购得——也被没收，尽管在劳如日中天时，政府曾颁布一条特殊法令，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将年金充公。对于劳在默许下逃离法国，人们大感不满。民众和议会都恨不得看到劳被绞死。少数没被这场商业风暴波及的人，对于这个“江湖术士”的离去则是鼓掌称快；其余那些财富被席卷一空的人（显然占多数）则痛恨劳对法国财政问题的深刻了解并没能帮助他为法国人提供任何补救方法。

在财务委员会与摄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份文件被完整公开。根据该文件，市面上流通的纸币总价为27亿里弗尔。人们要求摄政王解释为何纸币的发行日期与其授权发行的日期存在差异。摄政王本可独自揽下责任且全身而退，但他认为那位缺席者也该负起一些责任，于是他表示，劳自作主张，在不同的时间点发行了12亿里弗尔纸币，因此当眼见事情已无法挽回时，他（摄政王）早于颁布授权纸币发行的法令袒护了他。如果当时摄政王能全然坦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承认由于自己过于挥霍与缺乏耐心，劳不得不逾越安全的界限，或许更值得称赞。此外，会议上也查明，截至1721年1月1日，国家债务总额超过1.24亿英镑，其利息为319.6万英镑。于是，旨在检验所有国家债权人安全性的委员会随即组成，并将所有债权人分成五种：前四种为利用实际财产购买债券者，第五种则是无法证明其进行的交易为真的人。第五种人的债券被强行销毁，前四种人的债券则同时受到最严格与谨慎的审查。委员会努力工作，最终制作出一份报告，其建议将债券的利息降至5600万里弗尔。他们表示，之所以提出此建议，是因为在调查中发现了许多侵占公款与勒索的行为。于是，议会颁布了这样一条法令。

后来又成立了一个名为“阿森纳厅”的法庭，以审理政府财务部门在这段不愉快的时期后期所犯的一切渎职案件。一个名叫法洛奈的法官、克莱芒神父以及两名受雇的办事员，曾参与过各种侵占公款的行为，侵吞总额高达100万里弗尔。法洛奈和克莱芒被判斩首，办事员被处以绞刑，但最后他们均被改判为终身监禁于巴士底狱。其他许多不诚实的行为也被发现，并受到罚款和监禁的惩罚。

达让松在密西西比狂热期间的所作所为，让他和劳、摄政王一样受人憎恶。他被革除财政大臣的职务（由达盖索接任），但保有掌玺大臣的头衔，并被允许随时参与委员会议。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暂时离开巴黎，到自己位于郊外的住所避风头会更安全。然而，退隐生活并不适合他，他渐渐郁郁寡欢且不满，长年的旧疾复发，越发严重，不到一年，达让松便过世了。巴黎人民是如此憎恶他，甚至将这股仇恨宣泄到他的丧礼上。当他的送葬队伍行进到其家族墓地——圣尼古拉斯·杜沙尔多内尔特（St. Nicholas du Chardonneret）教堂——的时候，大批情绪激动的民众包围了送葬队伍，他的两个儿子被迫加快速度通过大街，以免遭人攻击。

至于劳，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自己会被再次召回法国，协助建立一个更稳固的体系。但摄政王于1723年的骤然过世——当时他正坐在火炉旁与情妇法拉里斯公爵夫人聊天——剥夺了劳最后的希望，并使他重拾旧日的赌博恶习。他曾不止一次被迫典当那颗见证他辉煌岁月的钻石，但精湛的赌技让他总能将它赎回。由于在罗马受到债权人的迫害，他前往哥本哈根，并在那里获得了返回祖国（英格兰）的许可，威尔逊谋杀案的罪行也于1719年获得赦免。他被带到海军司令的船上，引起了上议院简短的议论。科宁斯比伯爵抱怨，一个放弃国家与宗教的人不该获得如此待遇。他认为，如果让劳于此刻出现在正因邪恶的南海计划而人心惶惶的英格兰，将引起不小的危险。他对此提出了动议，但其他议员对他的恐惧一点都不在意，于是该动议被否决。之后，劳在英格兰待了四年，又转往威尼斯，后来在穷困潦倒的情况下于1729年过世。下面是人们为他写下的墓志铭：

此处长眠着那个知名的苏格兰人，他的计算技巧无人匹敌，

凭着代数，

他让法国一无所有。

他的弟弟威廉·劳（William Law）在银行和路易斯安那州公司的管理工作中一直与他关系密切，后因涉嫌渎职被关进了巴士底狱，但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有罪。十五个月后，他获释，并在法国成就了至今依旧享有盛名的劳里斯顿侯爵家族（Marquises of Lauriston）。

在接下来的一章里，我们将看到同一时期另一股笼罩整个英格兰的狂热。尽管其情况与密西西比狂热雷同，但因为宪政政府的有效运作与良好的判断力，英格兰得到了与法国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1). 原文为“more sinned against than sinning”，引自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译注

(2). 1英尺约合0.3米。——编注

(3). 比利时北半部的一个地区。——译注

(4). 法国旧时使用的货币计量单位。里弗尔最初作为货币的重量单位，相当于一磅白银，作为货币名称最早出现于查理曼大帝时代。1里弗尔=1法郎=20索尔，索尔在英国称先令，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称马克或银便士。自10世纪起，到拿破仑时代，欧洲各地以磅为标准的货币单位都是1∶20∶240进制。——编注

(5). 旧时英国及其多个殖民地、属地使用的一种货币单位，1克朗=5先令，1英镑=4克朗。——编注

(6). 法国人用此种方式读他的名字，以避开不正统的发音“aw”。在他的计划失败后，讽刺者称整个国家都“lasse de lui”（厌倦了），并建议大家自此之后用“哎先生”（Monsieur Helas）称呼他。——译注

(7). 好奇的读者还可以找到法国女士为了让劳留在她们身边而做出的许多让据说为人正派（还是正好相反？）的劳脸红或发笑的行为逸事。——原注

(8). 福斯公爵不仅通过股票买卖，还借由瓷器、香料等交易，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财富。在巴黎，曾有一段时间人们争论着他香料商人的身份究竟是否会使他失去贵族的资格。还出现了关于他的讽刺作品：他身着搬运工的装束，背着一大袋香料，上面写着：“赞叹福斯。” ——原注

(9). 旧时质量单位，1格令约合0.0648克。——编注

(10). 法国金币名。1路易=12~20里佛尔，18世纪因大量美洲白银流入，银币贬值，1路易=24里佛尔。——编注

(11). 此为法国天主教暴徒于1572年8月24日对国内新教徒胡格诺派实施的恐怖暴行。因那天是圣巴托洛缪日，所以这晚在历史上被称为“圣巴托洛缪之夜”。——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