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ey Mania—The Mississippi Scheme

那些暗中结盟的公司，制造悖德交易中的新股，以虚名**欺骗世人，先是累积信用，再是贬值，从无诞生出股份，流言召来群众。

——笛福

有一个人的角色与职业，与发生在1719年至1720年的大骗局息息相关，或许再也没有比介绍他的一生更能阐述密西西比阴谋的来由了。对于是将大作家约翰·劳（John Law）定位为恶人还是狂人，历史学家们争论不休。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这两个称呼绝属合适，尤其是在他那个使人遭遇不幸的计划导致的苦果迟迟无法消散之时。然而，后人正当地质疑这一控诉的公正性，并承认约翰·劳既不是恶棍，更不是狂人，与其说他行骗，不如说他受骗比较深，是个“没有犯多大罪却蒙受重大冤屈之人”(1)。他透彻地明了信用的理论与原理。他对货币问题的理解，在当时绝对无人能出其右；他一手打造的体系轰然倒塌，并不能全部算到他一个人头上，他在建立这个体系的过程中牵涉的人也必须承担许多责任。他没有计算到整个国家的贪婪风暴；他没有预见信任（还有不信任）可以无限地膨胀，而希望也能化为恐惧，肆意流窜。他怎能预知法国人会像寓言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在疯狂的渴望驱使下，杀死了他献给他们的为他们产下如此多金蛋的鹅？他的命运可以用首位企图从伊利运河划船到安大略省的划船手来作譬喻。船起航时，河道宽广，船行平稳，过程是如此轻快且令人愉悦，有谁能阻止他继续向前迈进？可惜他运气不佳！瀑布就在前方。他看见了，却已太迟，那股托起他让他愉快前行的水流，也是毁灭他的水流。他拼命转身时却发现自身力量太小，无法抵抗汹涌的水流，就这样，他慢慢靠近了断崖。激流推着他从尖锐的岩石旁经过。他和小船一起落入谷底，摔成碎片，因粗暴下坠而狂乱、吐着泡沫的河流在沸腾且喧嚣一时后，又平静如昔地向前奔流，如同劳与法国人民的命运——他是那位划船手，群众则是水流。

1671年，约翰·劳出生于爱丁堡。他的父亲是法夫一个古老家族中的小儿子，继承了金匠与金融事业。通过金融事业，他的父亲积攒了丰厚的资产，足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在名字里加上领地封号。在这一梦想的支撑下，他买下位于洛锡安西部与中部边界福斯湾的劳里斯顿和伦多斯顿，自那时起，他们就被称作劳里斯顿的劳氏。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家中最年长的孩子，从十四岁起便在家里的会计室工作，三年的努力学习让他习得苏格兰银行金融的运作原理。他总是展现出钻研数字的热诚，而年幼时期的他便拥有超凡的数理能力。十七岁时，他高大、强壮、精实，尽管脸上有着天花遗留下来的疤痕，却依旧是张讨人喜欢且充满智慧的脸。这时，他开始怠忽工作，爱慕虚荣，沉迷于豪奢的华服打扮。他热衷女色，女人们称他“花花公子劳”；而男性则鄙视他矫情的打扮，戏称他为“杰丝敏·约翰”（Jessamy John）。1688年父亲过世后，劳再也不碰那些烦人的工作，带着继承来的劳里斯顿地产的收入前往伦敦，准备探索世界。

当时他年纪轻，长得俊俏，手头阔绰，且没有束缚，不难预料，在抵达首都后，他立刻陷入了奢靡的生活。很快，他就成为各个赌场的常客，并通过那些可以进行抽象概率计算的赌局赢得可观的收入。许多赌徒妒羡他的运气，还有一些人特地观察他，并跟着下注。在谈情说爱方面，他同样一帆风顺。那些时下最受欢迎的女子，都对这位英俊、年轻、富有、聪明且乐于助人的苏格兰男子展露美好的笑颜。但眼前的成功逆向引导他走向了失败的下场。九年过去了，他让自己浸**在欢愉无度的生活中的下场，就是成为无药可救的赌徒。随着他对赌博的热爱日渐疯狂，最初的谨慎已慢慢消失。巨额的损失只能从巨额的赌注中挽回，在一个不顺心的日子里，他输掉了必须拿家族房产做抵押以还债的金额。

事态发展至此，他可以说被逼入了绝境。而他的情场得意也为他惹来了麻烦。和一位名叫维利尔斯的女子间的小小暧昧，或者该说是调情，让他招来威尔逊先生的憎恨，并收到对方下的决斗战帖。劳接受了，并在他那不祥的好运作祟下，当场击毙了对手。同一天，他被逮捕，威尔逊的亲戚控告他谋杀。接着他被认定有罪，判处死刑。该判决后来被改为罚款，因法院认为其罪行是出于失误。死者的兄弟提起上诉，劳被王座法庭扣押，但通过某些手段或方法（劳从未解释过），他从那里逃了出去。人们对警长的能力大肆挞伐，而劳的信息也被发布到政府公报上——将其逮捕归案者就能获得赏金。公报是这样形容的：“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二十六岁；身材高大、瘦削，肤色黝黑；体态良好，大约六英尺(2)高，脸上有个大痘疤；大鼻子，讲话带有浓重的口音且声音洪亮。”如同对漫画人物的描述反而助了劳一臂之力，让他的逃亡更加顺利。他成功抵达欧洲大陆，旅行了三年，将大部分的精力用于研究沿途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原理。他在阿姆斯特丹停留了数月，并对公债进行一定程度的观察。早上，他致力于探究金融与交易原理；夜晚，他投身于博弈。一般认为，他在1700年返回了爱丁堡，并在那里发表了《创办贸易委员会的理由与建议》（“Proposals and Reasons for Constituting a Council of Trade”）。但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

此后不久，劳公布了新计划，企图打造所谓的土地银行（Land-bank）。根据他的想法，该机构发行的货币金额不得超过国家拥有的不动产资产总价（按普通利率计算），或者等同于不动资产总价，在特定时间内可行使占有的权利。此计划在苏格兰议会中引起热烈的讨论，而由中立的第三方党派斯夸德罗内（Squadrone）提出的建立此特定银行的议案，让劳对这个党派很感兴趣。议会最终否决了提案，简单来说，议会认为，建立任何一种纸币并迫使其通行，对国家来说都是一个不恰当的权宜之计。

由于此次计划的失败，加上无法取得威尔逊谋杀案的赦免，劳撤回欧洲大陆，重拾他对赌博的热爱。在接下来的十四年里，他持续在佛兰德斯(3)、荷兰、德意志、匈牙利、意大利和法国流浪。他很快就彻底摸熟这些国家间的贸易与资源关系，并对自己的论点——没有纸币，国家就无法兴盛繁荣——日趋坚定。在这些日子里，他主要的资金援助来自博弈成果。他凭借着掌握错综复杂的概率运算的能力（这在当时可谓无人能及），在欧洲各大赌场声名大噪且备受尊敬。但接下来，根据《寰宇传记》（Biographie Universelle）记载，他被驱逐出境——先是威尼斯，接着是热那亚。法院认为，身为一名旅客，他对这些城市中的年轻人来说过于危险。他旅居巴黎时也同样引起了警备中将达让松（D’Argenson）的憎恶，更是被勒令离开此地。然而，这个命令并没有生效，因为劳抢先一步在沙龙中结识了旺多姆公爵、孔蒂亲王和有断袖之癖的奥尔良公爵，后者注定要对他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奥尔良公爵非常欣赏这位苏格兰冒险家的活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而劳也同样喜欢这位公爵的才智，以及承诺作为赞助者的亲切。他们经常参与彼此的社群聚会，劳也抓紧每一次机会，将自己的金融理论灌输到这位命中注定在不久的将来站在王座旁边的人。

1708年，在路易十四去世前不久，劳向财政大臣德马雷提出了一项金融计划。根据记录，路易十四询问了该计划的负责人是否为天主教徒，在被告知答案为否后，他拒绝与此人合作。

历经了此次失败，劳造访了意大利。他的脑袋里依旧塞满财政计划，并建议萨伏伊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Victor Amadeus）在其国家内建立自己的土地银行。公爵告诉他，如此大型的计划在自己有限的领土上施展显得束手束脚，现阶段的他也太穷，无法承担失败的风险。他建议劳再次游说法国国王。他认为，凭他对法国人个性的了解，他相信他们会非常愿意接受前所未见且动听的新计划。

1715年，路易十四逝世，年仅七岁的继位者如婴儿般无力，因此奥尔良公爵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政权。劳发现当时的环境对他来说非常有利。他事业的浪头就要来了，而这场大浪将为他卷来大笔财富。摄政王是劳的朋友，熟悉劳的理论和主张，更重要的是，他极欲重振路易十四长期豪奢无度的统治下财政萎靡不振的法国。

统治者前脚才刚踏进坟墓，民众压抑已久的怒火便爆发了。活着的时候，路易十四受万人景仰与吹捧，死后却被咒骂为一名暴君、盲从者和掠夺者，这在历史上也实属常见。他的塑像被人丢掷石头、毁坏，在民众的咒骂声中被拆除；而他的名字更成为“自私”与“胁迫”的代名词。从他手中诞生的荣耀被遗忘了，唯一留下的是他的挫败、挥霍与残忍。

法国的财政收支正处于极端失衡的状态。一位挥霍无度且腐败的君王，以及全国从上到下争相模仿其挥霍与腐败作为的官员，将法国推向崩毁的边缘。当时，法国国债总额为30亿里弗尔(4)，岁收为1.45亿里弗尔，但政府每年的支出总额为1.42亿里弗尔。也就是说，政府只有300万里弗尔来支付30亿债务的利息。摄政王的首要目标就是为应付这个邪恶的数字找出补救的办法，而一场议会已在早些时候召开来研议这个问题。圣西蒙公爵认为，除了一个大胆且冒险的方法，已经没有其他做法可让国家免于革命。他建议摄政王召开三级会议，宣布国家破产。乐施恩惠于人的诺瓦耶公爵是一位老练的朝臣，善于利用才智规避所有可能为自己带来困扰的情况。他动用所有的影响力反对圣西蒙的提案。他认为这个权宜之计不诚实且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摄政王也有同感，因此这个救国良方被弃置一旁。

新的方案终于通过了，尽管实施者们打着公平、正义的旗号，却只是让情况变得更为恶劣。第一项也是最不诚实的措施事实上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重铸货币的命令下达后，钱币贬值了20%；那些带着一千块金子或银子到铸币厂的人，得到的是面值相同、重量却只有原本80%的硬币。通过这一诡计，国库瞬时获得7200万里弗尔，但国内所有的商业运作全部失序。减税的把戏压下了群众的愤怒，为了眼前那点蝇头小利就把未来要面临的巨大危险抛到了脑后。

接着，国家成立了裁决法庭，来审查贷款承包商与赋税承包者之间的不法勾当。在各国，收税者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群体，而此刻的法国人绝对更有资格憎恨这群收税者。因此，当这些赋税承包者和他们众多的下级代理被叫去清算恶行时，整个国家沉浸在狂喜的气氛中。裁决法庭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力。该机构由议会主席、委员会、听证会或法律援助会的法官以及会计官员组成，主席为财政大臣。该机构鼓励举报者交出犯法者触法的证据，并承诺给予其相关罚款或充公资产的20%，只要能提供线索发现隐匿不报的犯罪资产，就可以得到其金额的10%。

成立该法庭的诏书颁布后，恐慌开始在与此相关的人士间蔓延。根据他们显露的畏惧程度，我们只能推测他们侵吞的数额巨大。但没有人会同情他们。为他们而起的审判证实了他们的恶行。很快，巴士底狱再也收容不下被送过去的囚犯，全国各地的监狱挤满了罪犯与嫌疑人。政府下达命令，严禁所有的旅馆老板和驿站站长提供马匹给试图脱逃的人士。任何协助或包庇逃亡者，将被处以巨额的罚款。赋税承包者中有些被判处示众，有些被送到军舰上划桨，罪行较轻的则被处以罚款或监禁，只有一个人——塞缪尔·伯纳德（Samuel Bernard）——例外，他被处以死刑。他是有钱的银行家和偏远省份的赋税承包者。这名在当地被视为暴君和独裁者的男子，拥有数量惊人的不义之财，而他竟提出愿意以600万里弗尔或25万英镑为代价获得释放。

他的贿赂被拒绝了，他被处以死刑。其他那些罪行可能更重的人却比较幸运。由于不法分子隐藏财物，充公的总额往往比罚款的金额低。政府严苛的手段渐趋缓和，所有违规者都以税收的形式被处以罚款，但当时的政府部门是如此腐败，以至于真正进入国库的金额非常少。朝臣与朝臣的妻子、情妇们，成为战利品的主要瓜分者。一名承包商被依其财富与罪行追讨了1200万里弗尔的税金，一位在政府中有些分量的伯爵找上门，告诉他可以拿10万克朗(5)换取赦免的机会。“你迟了一步，我的朋友，”这位资本家回复，“我已经和你太太达成5万克朗的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约有1.8亿里弗尔被征收，其中的八成被用于偿还政府欠下的债务，其余的金额自有方法进入官员的口袋。德曼特农（de Maintenon）夫人针对此状况写道：“每天，我们都会听到一些摄政王给予的许可。人们对官员的这种行为议论纷纷。”群众在发泄完最初的怒气后，开始同情弱者，对政府将如此严厉的惩罚用于如此微不足道的目的的做法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们没看清的是，他们抢了一部分无耻之徒的钱，却肥了另外一批无耻之徒。几个月下来，罪行较重的人都被裁决，裁决法庭开始对平民阶层下手。在对大众进行高额举报奖金**后，品行良好的商人也陷入了欺诈或勒索的指控。他们被迫在法庭上公开自己的隐私，好证明自己的清白。一时之间，民怨四起。一年后，政府终于发现让事态停止发展才是最明智的做法。于是，裁决法庭的权力被压制，那些顶着莫须有罪名的人也得到了特赦。

在这场混乱的金融风暴中，劳现身了。没有人比摄政王更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的悲惨遭遇，但也没有人比他更不愿扛起大权。他不喜欢处理政务，会在不假思索的情况下签署官方文件，并将自己该做的事交由他人负责。与身居高位相伴的忧虑，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他知道有些事必须做，但他缺乏行动的能力，更没有牺牲安逸与享乐来做正事的美德。毫无疑问，由于这种个性，他非常乐于接受那位具有他所赏识的才干而又聪明的冒险家所提出的易于执行的宏伟计划。

劳在宫廷里介绍自己时得到了最亲切的接待。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指出当前笼罩整个法国的恶况肇因于不足的货币供给，以及货币在不同时期的贬值。他认为，金属货币在没有纸币的辅助下，不足以应付商业国家的需求。他还特别以英格兰和荷兰为例子，阐述纸币的优势。他用许多无懈可击的论据来支持信贷，并将此作为恢复国力的方法。他还建议，在国情如此低迷的情况下，应该放手让他成立银行，以管理王室的收益，并据此以土地担保来发行纸币。他也进一步解释，这个银行应以国王的名义来掌管，但同时受制于由三级会议任命的委员会。

在这些提案被讨论的同时，劳将自己关于货币与贸易的论文翻译成法文，并努力在法国传播其作为金融家的名声。他很快成为话题人物。摄政王的心腹四处宣扬掌权者对他的赞誉，众人开始万分期待“劳斯先生”（Monsieur Lass）(6)的作为。

1716年5月5日，国王颁布了一条法令，根据这条法令，劳与其兄弟获得授权成立以“劳氏公司”（Law and Company）为名的银行，且纳税人必须以银行发行的纸币来缴纳税金。总资本额设定为600万里弗尔，每股500里弗尔，共12,000股，其中的20%可用硬币购买，其余的则以国家债券交易。当时，政府同意赋予劳其要求的全部特权，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很危险的做法，但时间证明了这些措施确实是基于安全且健全的考虑。

现在，劳走上了财富高速增长之路。他运用三十年所学管理自己的银行。他让自己的纸币可即期付款，也可以随时兑换为硬币。最后这巧妙的一招，立即让劳的纸币翻身，变得比贵金属还值钱——贵金属就常常因政府不明智地修改政策而贬值。1000里弗尔的银，很有可能今天还值其面值的百分之百，隔天就会贬值1/6，但劳氏银行的纸币可以永远保值。同时，他公开宣称，如果一个银行家在没有足够保证金的情况下发行货币，那么他唯一的下场就该是死刑。结果，他的纸币迅速得到了大众的支持，其价值甚至高过硬币1%。没过多久，整个国家的贸易就享受到了好处。苟延残喘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生机，税金缴纳的情况更加稳定，民众抱怨的情况减少。民众对于纸币的信赖感开始产生，认为只要政策继续施行，经济情况就会持续好转。一年过去了，劳氏纸币的溢价上涨到15%，与此同时，由政府发行的用来作为奢靡君王路易十四所签债权担保的债券，其价值则跌了至少21.5%。这样的比照对劳来说确实相当有利，让全国的注意力都投注到他的身上，而他的信用更是水涨船高。劳氏银行几乎同时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开设了分行。

摄政王对劳的成功感到慑服，渐渐相信作为辅助金属货币的纸币其实可以完全取代前者。在这根本性错误的认识指导下，他开始行动。与此同时，劳展开了一个让他名垂千古的计划。他向无法对他说“不”的摄政王建议成立一家公司作为劳氏银行的西部分行，并授予其在密西西比河流域与路易斯安那州西岸地区进行交易的独家特权。这个区域被认定拥有丰富的贵金属矿产，因此该公司在独家贸易利润的支持下，将独占此区的税收与货币制造。1717年8月，专利特许状颁布，西部分行成立，总资本额分成20万股，每股500里弗尔，所有股票皆可以按面值用国家债券购买，尽管面值500里弗尔的国家债券在当时的市场上价值根本不超过160里弗尔。

此刻，投机的风潮开始席卷整个法国。劳的银行成果是如此卓越，以至于大众毫无保留地相信他提出来的任何计划。每天，摄政王都给予这个幸福的计划者更多独享的权利。该银行获得烟草销售的专营权和金银冶炼的独占权，最后还成立了“法国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France）。在成功的光环下，劳和摄政王都忘了他们之前大肆宣扬的承诺：如果一名银行家在没有足够保证资金的情况下发行纸币，其下场就是死路一条。在银行从私人企业摇身一变为国家机构后，摄政王立即主导发行10亿里弗尔的纸币。这是背叛健全原则的第一步，但平心而论，我们不该责难劳。劳在掌管银行的时候，从未发行过超过600万里弗尔的纸币。我们无从得知劳是否反对这样毫无节制的纸币发行动作，但私人银行刚变身为皇家银行就发生这种事，最公平的联想就是摄政王该为此事负责。

劳发现自己活在专横政府的统治下，但他还没警觉到这样的政府通过这样脆弱的信用体系进行信贷活动将会导致多大的致命危机。后来，他虽然发现了这一错误，但当时因摄政王逼着他进行违背其理念的行动而分身乏术。劳让那些毫无坚实基础，迟早会全面崩盘的纸币在整个国家泛滥，这就是他最不可原谅的错。眼前让人眼花缭乱的财富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见那只一旦警报出于任何原因被拉响就能一举将他吞没的邪魔鬼爪。议会自一开始就对劳身为一个外国人却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怀有忌妒之心，接着又对他所提计划的安全性感到忧虑。随着劳的影响力日增，他们的憎恶也日益加深。财政大臣达盖索就因反对大量发行纸币，以及金币、银币不断贬值，而被摄政王毫不留情地免除了职位。这样的结果加深了议会的敌意，当摄政王凭着个人喜好，任命心腹达让松担任空缺的财政大臣之职且兼任财政部部长时，他们的怒气更是达到了顶点。而新任财政部部长实施的第一项政策就导致了硬币进一步贬值。为了清偿所有债券，他颁布新政策：任何带着4000里弗尔硬币与1000里弗尔债券到铸币厂的人，都可以得到价值5000里弗尔的硬币。达让松对自己用较大的旧制4000里弗尔硬币打造出新款较小的5000里弗尔硬币的行为沾沾自喜，他对交易与信贷原则一无所知，没有意识到这一政策会对二者造成巨大的伤害。

议会立刻发现这个体系隐藏的失策之处与危险，并一再向摄政王进谏。但摄政王拒绝接受他们陈情。至此，议会行使了一项大胆且不寻常的权力，要求所有支付行为只能使用旧制钱币。对此，摄政王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废止该法令。议会予以反击，发布另一条法令。摄政王再次行使特权废止了这一法令。议会在盛怒下于1718年8月12日又通过了一条法令，禁止劳氏银行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经手国家的收益，并通过巨额的罚款禁止外国人以自身或他人名义介入法国的财政管理。议会将劳视为这场邪恶风暴的始作俑者，有些议员甚至基于对劳的憎恶，建议对他进行审判，一旦证实他有罪，就将其吊死在法院门外。

在极大的恐慌中，劳逃到王宫内，接受摄政王的庇护，恳求摄政王采取措施削弱议会的势力，使其屈服。摄政王一时间有太多事，光是处理前任国王的两个儿子——缅因公爵与图卢兹伯爵——的继位之争就让他非常烦恼。最后，在议会主席被捕、两名议员被送往偏远监狱的情况下，议会臣服了。

至此，笼罩在劳头顶上的乌云散去。在不需要担忧自己人身安全的情形下，劳将全部的心力投注到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上。尽管议会不断反对，银行的股价还是在大幅上涨。1719年年初，政府又颁布一条法令，授予密西西比公司和东印度、中国、南海的专属贸易权，以及法属东印度公司的所有财产。由于业务量的剧增，该公司被称为“印度群岛公司”，并发行了5万新股。现在，劳所画出的大饼规模惊人。他承诺，每股500里弗尔一年可分红200里弗尔，因为每股500里弗尔是按债券面值购买的，实际上每股仅值100里弗尔，这样算下来，每股股息将近200%。

大众的热情高涨已久，对于眼前的美好机会当然无法抗拒。至少有30万人争相申请购买这5万新股，劳位于甘康普瓦大街的房子里从早到晚挤满了热情的申请者。现实无法满足所有人，因此在决定股份持有人清单前的几个星期，大众焦急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每天，劳的家门口都挤满了等待结果的公爵、侯爵、伯爵和他们的夫人。最后，为了避免跟大街上数千名平民百姓人挤人，他们租下隔壁的房子，好持续贴近财神散布财富的圣殿。旧股的价值每天都在上涨，在众人发财梦的推波助澜下诞生了更多申请者，多到有人建议应该发行30万股新股，每股5000里弗尔，这样一来摄政王就能趁着大众的热潮，一举偿清所有国债。以前，至少需要15亿里弗尔才能支撑健全的体系，可是在狂热弥漫的氛围下，只要政府点头授权，即便要以不合理的三倍价格认购股份，大众也愿意。

劳进入了人生的全盛时期，而人们对他的迷恋也冲向峰顶。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都抱持着对无穷财富的憧憬。在贵族之中，只有圣西蒙公爵和维拉尔元帅没有投入买卖股票的行列。无论人们的年纪、性别、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境遇都随着密西西比股票起伏。甘康普瓦大街曾是批发商的休息场所，狭窄不便，现在却成了拥挤、脏乱的代表，在人潮的巨大压力下更是频繁发生意外事故。过去年租金为1000里弗尔的房子，现在涨到12,000或16,000里弗尔。有些皮鞋匠光是出租自己在大街上的摊位供经纪人与其客户填写数据，就可以每天净赚200里弗尔。还有人说，一名驼背的男子借着出租自己的背给热切的投机者作写字台，赚了一笔可观的收入！聚集在此等待商谈生意的大批群众，又吸引了大批的投机者。这样的光景又将巴黎所有的小偷、不道德分子都引了过来，暴动与骚乱不断发生。夜幕低垂时，经常需要动用一队士兵来清扫街道。

劳在感受到自己的住处不方便后，便搬到了旺多姆广场，投机者也跟着他转移阵地。宽阔的广场很快就变成拥挤的甘康普瓦大街：从早到晚，此处看上去都像市集。人们搭起了帐篷与摊位，进行各种交易，或贩卖食物。赌徒们带着他们的轮盘赌桌伫立在广场正中央，用不同于股票的方式从人们手中赚取大把财富。林荫大道和公园为人所遗忘，人们更喜欢集中到旺多姆广场上寻欢作乐，这里不仅是交易者的集合点，更变成了上流闲人的休闲场所。群众制造的噪声是如此嘈杂，以至于同在该广场上的法庭工作的大法官向摄政王抱怨他几乎听不到辩护人的话。当这样的抱怨传到劳的耳朵里后，他立刻表示愿意解决对方的困扰，并因此跟加里格南（Carignan）亲王就其名下拥有好几亩花园的苏瓦松饭店签订了一个协议。讨价还价后，劳以天价购得该饭店，而亲王本人保留了广阔的花园作为生财的新工具。饭店里有几尊精致的雕像与几座喷泉，极具格调。劳刚搬进新家，新法令就颁布了：禁止所有人在苏瓦松饭店花园以外的地方买卖股票。于是，花园中的树荫下出现了将近五百顶（张）小帐篷与摊位，以利于股票经纪人进行买卖。五彩缤纷的缎带和横布条随风飘扬，汹涌的人潮来来往往——不间断的嗡嗡声、噪声、乐曲声，以及人们脸上混杂着忙碌和愉快的奇怪表情，交织出让巴黎人心醉神迷的氛围。在幻象的加持下，加里格南亲王赚了大笔财富：每顶帐篷以月租500里弗尔的价格出租，根据现场至少有五百顶帐篷的数量来看，他每月光是依靠出租帐篷就能得到25万里弗尔，甚至可望超过1万英镑。

诚实的老元帅维拉尔对于眼前的愚蠢光景感到忧心，因此只要听到这个话题就会暴跳如雷。一天，他的马车经过旺多姆广场，他对车窗外疯狂的人群感到怒不可遏，于是叫车夫停下车，将头伸出窗外，以“令人厌恶的贪婪”为题，向民众高谈阔论了足足半小时。但对他来说，这绝非聪明的举动。嘘声与耻笑声从四面八方传过来，数不清的笑话更是以他为主角。最后，在一个强烈的暗示下，一个物体飞向他的脑袋，这位老元帅才悻悻然地离开。后来，他再也没有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任何言论。

两位清醒、沉默且豁达的文学家——德拉莫特（de la Motte）和修道院院长泰拉松（Terrason）——总是骄傲地恭贺彼此，至少他们没有沦陷在这场吊诡的群众狂热中。某天，当这位德高望重的院长在苏瓦松饭店买好密西西比的股票并准备离开时，偏偏遇见了抱持同样企图的挚友德拉莫特。他说：“哈！不会是你吧？”“没错，”德拉莫特回应道，以最快的速度经过对方身旁，说：“是你吗？”后来再次碰面，两位学者高谈阔论，谈着哲学、科学和宗教，却一直没有勇气提起密西西比。当话题终于被提起时，二人一致同意：人永远不该发誓说自己不做某件事，没有一件荒唐之事是聪明之人永远不会做的。

在这段时间，新的财神爷劳俨然成为整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摄政厅的前厅被大臣、贵族、法官和主教们遗忘，人们全都挤到苏瓦松饭店。你可以看到陆军军官与海军军官们、拥有头衔或最时髦的夫人小姐们、拥有世袭爵位或声称享有特权的人们，全都挤在劳的门前，乞求他给予自己一点东印度的股票。劳感到非常苦恼，他连十分之一的申请者都无法接见完毕，而那些聪明睿智、值得聘用的策略家又都被其他人雇来接近他。过去，如果面见摄政王的等待时间超过半小时，这些人就会因自尊心作祟而大发雷霆，但现在，他们愿意为了可能见到劳先生一面，等上足足六个小时。为了让劳的仆人们提起他们的名字（尽管机会渺茫），大笔大笔的金钱流进仆人的口袋。那些出身高贵的女士利用自己最美丽的笑容争取同样的机会。然而，许多人日复一日地赶来，等了足足两个星期才见到劳。有时，当劳接受邀请出席某些场合时，却发现自己被女士们团团包围，她们争相要他将自己的名字列到新股持有者的名单上。即便是劳这样一贯殷勤的男人也感到吃不消。

为了有机会跟他说话，他们使出了最可笑的计谋。有一位女士在苦等了数天后，绝望地放弃了在宅邸内与他见面，并要求自己的马车夫严加注意，只要在她坐车外出时发现劳，就驾马车去撞灯柱让她翻车。马车夫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接下来的几天，她的马车毫不停歇地在城镇中来回穿梭，祈求着翻车的机会。终于，她在无意间瞥见了劳，于是赶紧对着马车夫喊：“快让我摔出去！我的老天，快点把车翻了！”马车夫驾车朝着柱子撞过去，那位女士尖叫，车子翻了。劳目睹了这场“意外”，立刻赶去帮忙。那位狡猾的女士被请到了苏瓦松饭店。很快，她就意识到是时候从惊吓中恢复过来了。于是她向劳先生道歉，忏悔着自己的诡计。劳笑了，将那位女士的名字加到印度公司股票买家的名单上。另一个故事则是关于布莎（Boucha）夫人的。这位女士在得知劳会在某处用餐后，立即驱车前往，并发出火灾的假警报。当时，人们都聚集在餐桌旁，劳则站在人群中间，接着，在人们四处乱窜的同时，一名女士匆忙地跑进来并直奔向他。劳惊觉这是一场阴谋，于是赶忙向别处逃跑。

还有更多与此有关但被认为过分夸张的逸事，都值得留存下来作为这个特异时代(7)的最佳见证。有一天，摄政王与达让松、杜布瓦神父和其他人在一起时，说起希望委托一位最好拥有公爵夫人以上头衔的女士去看望自己住在摩德纳的女儿。“但是，”他说，“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们。”“不！”其中一人故作惊讶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该去哪里找全法国的女爵们：你只需要去劳的家里，在他的前厅里你可以见到她们每一位。”

著名医生希拉克在很不凑巧的时机下买了股票，因此急着抛售。然而股票连续下跌了两三天，跌到了他的底线。一位自认为生病的女士找他看诊，他脑子里想的却都是股票。他抵达那位女士的家，为她把脉。那位女士焦急地等着医生的诊断。“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天啊！一直在掉！”他若有所思地说。“噢！希拉克先生，”她说着，并站起来拉了铃，准备叫人来，“我要死了！我要死了！（脉搏）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什么一直掉？”医生愣愣地回问。“我的脉搏！脉搏啊！”女士喊道，“我一定是要死了。”“请放心，我的好女士，”希拉克先生说，“我是指股票。我损失了太多钱，因此脑袋一团乱，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有时，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股价就可以上涨十到二十个百分点，那些活在社会较低层的人可能在早上还一贫如洗，到了晚上却拥抱着财富入睡。一位持股大户不幸染病，于是他派仆人依照当时的市价——每股8000里弗尔——卖掉250股。那个仆人出发了，等他抵达苏瓦松饭店花园时，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股票价格已经上涨到每股10,000里弗尔。在每股整整2000里弗尔的差价下，250股就差了将近50万里弗尔，合两万英镑那么多。这位仆人冷静地将多余的钱转到自己名下，再将剩余的钱交给主人，接着连夜逃往他国。劳的马车夫在短时间内赚进足以让自己买下一辆马车的钱，因此他向劳征求离职许可。劳非常看重这位马车夫，因此请他在离去前找一位同样好的马车夫代替他。马车夫同意了，并在当天晚上带来了两位旧时同事，要劳从中挑选一人，而他自己将雇用剩下来的那位。负责煮饭的女仆与男仆们也趁着这般的时运，不费吹灰之力地赚进大笔金钱，犯下了不少荒谬的错误。他们保留着原有的用语和教养，身着华服，结果让自己成为他人蔑视、嘲笑或同情的对象。而上层社会的愚蠢及刻薄，更叫人作呕。其中一个与圣西蒙公爵有关的例子，清楚表现出感染整个社会的贪婪是多么令人不齿。一名叫安德烈的男子没有任何声望与教育背景，在掌握时机的情况下得到了密西西比的股票，并在短时间内获取了大笔财富。圣西蒙用“他积攒了一座金山”来描述这个人。这名男子发财后，开始为自己出身低下感到丢脸，因此迫切地想和贵族联姻。他有一个年仅三岁的女儿，于是他与贫穷但拥有贵族身份的杜瓦斯（D'Oyse）家族的人协商，在一定条件下，他的女儿将嫁给该家族中的一人。怀着极其羞耻的心情，杜瓦斯侯爵同意了这个交易，并承诺在她十二岁时迎娶她，只要这位父亲愿意支付他10万克朗，且每年另外给予两万里弗尔，一直到办婚礼的时候。当时，这位侯爵已经三十三岁了。这份可耻的协议经过正式的签名后便被密封起来，而这名股市投机者更进一步承诺，在女儿大婚那天，将给予她几百万里弗尔的财产。身为家族首领的布兰卡公爵，全程参与讨论并从中分得一杯羹。圣西蒙轻蔑地看待这件事，并开始将此作为笑话传播：“人们对这桩婚姻的谴责声不绝于耳。几个月后，当劳的风光不再时，这桩婚事也立即告吹，毁了野心勃勃的安德烈先生的计划。”不过，那个伟大的家族似乎没有诚实地将口袋中的几十万克朗还给对方。

尽管这些事有时让人不齿或觉得荒谬，但与其他事件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每天人们都带着大笔财富（纸钞）上街，导致街上天天发生劫案。刺杀的活动更是频繁。其中某起事件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不仅因为该罪行的凶残程度，还因凶手的社会地位与涉案人士。

霍恩伯爵是有名的浪**子，生性奢侈浪费。他是霍恩亲王的弟弟，与高贵的阿伦贝格家族、利涅家族和蒙特朗西家族有亲戚关系。后来，他认识了另外两位与他一样轻浮的年轻人，一位是皮埃蒙特区的上尉米莱，另一位是来自佛兰芒的德唐普。后者计划抢劫一位非常富有的股票经纪人，据说这名经纪人（相当不幸地）将亲自携带一笔巨款。伯爵负责假装和此人购买印度公司的股票，并以此名义邀约他在旺多姆广场附近一家夜总会或人少的酒馆见面。不知情的经纪人准时赴约，霍恩伯爵将他口中所谓的朋友介绍给对方。谈了一阵后，霍恩伯爵突然冲向经纪人，并用匕首朝他的胸膛刺了三下。这名男子重重地倒在地上。当伯爵忙着找出相当于10万克朗的密西西比与印度计划股票时，上尉米勒一下又一下地刺着那位不幸的受害者，以确保其断气。但受害者并没有安静地死去，他的叫喊声引起了夜总会其他人的注意，人们纷纷赶过来。负责看守楼梯的同伙德唐普跳出窗外逃跑，米勒和霍恩伯爵则当场被抓，人赃俱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