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得了神经病

通过对《性学三论》的简单描述，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将心理问题归结于儿童期的一些刺激。作为一个自负和倔强的学者，弗洛伊德对自己的这套理论非常重视和维护，这就酿成了他与荣格的矛盾。

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有关精神病的性欲起源的重要理论，他认为精神病是大人的问题，与孩子无关，更和孩子的“性意识”无关。

在荣格看来，“弗洛伊德已在情感上无可救药地深陷进他那有关性的理论中了。”荣格说的没错，在有关性理论的问题上，弗洛伊德就像是一个产子的母狼，如果发现谁威胁到了自己的“孩子”就会变得异常“凶猛”。每当提及自己的这个理论，他的声调便变得急迫起来，甚至几乎达到焦急的程度。要知道，弗洛伊德一贯冷静、客观，但一涉及性理论，他的批判性和怀疑性就不复存在了。

最初，弗洛伊德希望荣格能够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曾经对荣格说：“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

在弗洛伊德说这番话的时候，荣格似乎看到了一个信仰坚定的父亲在对孩子说：亲爱的，请答应我这一件事，每个星期天您一定上教堂去。荣格不能理解弗洛伊德的状态，他问道：“一个堡垒防卫的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回答说：“防的是烂泥沼的黑潮。”说完这句话，他犹豫了一会儿，继续说道：“这是一个教条，一个不容置疑的东西。”

听到这句话，荣格几乎惊呆了，他曾经以为弗洛伊德是一个信仰真理、敢于向一切教条发起挑战的人物。但是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一个盲目的卫道士，这让荣格大为失望。

当年，荣格因为相信真理而投入弗洛伊德门下，现在，他突然发现弗洛伊德在千方百计地阻碍他追求真理的脚步。荣格对弗洛伊德的尊敬和拥护瞬间崩塌，这对于他而言是个打击。他的思想开始变得混乱，也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与弗洛伊德继续交谈下去。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人与人的关系的也像是一个大堤，一个小小的裂口，就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决裂。自从弗洛伊德和荣格在“性理论”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之后，他们之间的矛盾就开始迅速扩大。

1909年3月25日，荣格再次来到维也纳与弗洛伊德会面。这次会面中，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当时，荣格和弗洛伊德正在房间中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灵异事件”，突然间，从书架那儿发出一声巨响，两人都被吓了一大跳。

等两人从惊慌中平复之后，荣格对弗洛伊德说：“你瞧——这就叫催化显示现象。”所谓的“催化显示现象”，简单而言就是“想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就会发生”。房间里的两个人都在想一些灵异的事件，于是便真的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对于荣格的说法，弗洛伊德嗤之以鼻，“得啦，”他用嘲笑的口吻对荣格说，“无稽之谈。”

荣格针锋相对地说：“你信不信，书架还会再响。”

还没等弗洛伊德回答，书架那里果然就又传来了一声巨响。弗洛伊德目瞪口呆，他不敢相信，这个被自己视为“皇储”的人，居然相信如此虚幻的理论。他对荣格的态度因此越来越冷淡。

1910年，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事情必定会如此……你发掘出宝石，而我所要做的是对宝石进一步加工修整。”从中我们不难窥到，两人的关系已进入越来越微妙的阶段。荣格不再甘心躲在弗洛伊德的影子下了。

之后，荣格开始写《变形的象征》这一重要著作，在这本书中，荣格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多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互冲突。

在写作的过程中，荣格的内心非常纠结。他知道，如果自己真的将这本书出版了，那么他与弗洛伊德的友谊就算是走到了尽头。对于这位昔日的恩师和“父亲”，荣格毕竟心存敬畏，但是如果让他违背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的理论，那也是做不到的事情。

内心的纠结让荣格变得焦虑不安，他甚至紧张到无法握住一支笔。荣格反复问自己：“是不是不应该把我自己的观点公开表露呢？”最终，对于自己学术成果的坚持战胜了对于弗洛伊德的敬畏，荣格按照自己的意愿写完了《变形的象征》一书。

几乎与此同时，弗洛伊德来到了荣格生活的克伦兹里根市。他提出要见荣格一面，但是荣格却让弗洛伊德白白等了两天，最后也没有去见他。或许，此时的荣格，还没有做好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的准备。但是这一天终究会到来的。

不久之后，《变形的象征》一书出版。正如荣格所料，弗洛伊德从书中嗅到了文中“离经叛道”的味道。门生的接连背叛，已经让弗洛伊德身心俱疲，他不希望失去荣格这个左膀右臂，所以主动给荣格写信说：“不必因为理论上的分歧而影响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此时的荣格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弗洛伊德在学术上分出高下。

1912年9月，荣格再次到美国讲学，并赢得热烈的反响，这坚定了荣格加速同弗洛伊德理论对立的信心。在演讲中，荣格也提到了关于弗洛伊德的话题，一方面，他表示自己仍然对弗洛伊德的勇气、胆量以及执着、恒心，表示由衷的敬佩，但同时批评弗洛伊德的性理论太过狭隘，尤其是针对“儿童性心理”的理论进行了批判。

从美国回到欧洲后不久，荣格便主动邀请弗洛伊德会面。

在这次会面中，两位心理学家都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对方的心意。荣格想知道弗洛伊德对他的态度，弗洛伊德则迫切希望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决定“背叛”自己。

在交谈中，弗洛伊德三番五次地暗示荣格：自己将对方视作儿子，自己的事业将来需要荣格来继承。他的本意是想借此留住荣格，但这些话恰恰刺伤了荣格的自尊心。在荣格的传记中，他写道：“在我脑海里，对于当某个党派的领袖毫无兴趣，也不想使思想背上这个包袱。第一，这种事情不符合我的天性；第二，我不想牺牲我自己思想的独立性；第三，这样的荣耀是很不为我所欢迎的，因为这只会使我偏离开我的真正目的。我关心的是探索真理，而不是个人威望的问题。”所以，荣格很委婉地拒绝了弗洛伊德的好意。

直到此时，弗洛伊德才意识到：荣格已经留不住了，而且，他将来会成为自己的挑战者。最信赖的弟子如今成为最大的敌人，这对于弗洛伊德而言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会谈结束之后，弗洛伊德晕倒在了餐桌边上……

此后不久，荣格又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恕我诚恳地对你直言，如果你并不反对的话。我得承认，对于你，我的感情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愿意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表明我对咱们间一些问题的看法。如果对此有所怀疑，对你将是极大的不幸。不管怎么样，我得说，你用对待病人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学生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这样一来，你所指望而且造就的不是奴性十足、盲从的儿子，就是轻率浅薄的小人。我确实十分客观地看穿了你玩弄的这种小伎俩。你在你的周围到处施加个人影响，使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降低到儿女般的地位。他们不得不痛心疾首承认自己的疏忽和过失以及生命的卑微。而你却旁若无人地稳坐在父亲的高座上。出于绝对顺从、献媚，没有谁敢于公然反对你，甚至哪怕是对你上一次向病人所说的话表示怀疑，他们没有勇气对分析者进行分析，只是满足于被别人分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有谁敢这样做，你肯定会这样问他——是谁得了神经病？

“你看，亲爱的教授，如果你以此来对待我，我对我的所作所为压根儿满不在乎，同我的弗洛伊德兄长的犀利而令人畏惧的目光相比，它们暗淡无光。”

这封信意味着彻底的决裂。

在科学史上，科学家之间的“决裂”是常有的事情，如奥本海默和泰勒的决裂，海森堡与玻尔的决裂，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决裂。对于他们个人而言，一段友谊的结束当然算不上好事儿，但是对于人类而言，这种事情却大多有益无害，因为两种思想的碰撞和竞争能够促使进步和发展。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决裂也是如此——它极大促进了心理学研究的多元化。当然，这是后话了。

1913年9月7日，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在慕尼黑召开。

对于弗洛伊德和荣格之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许多人在会前猜测：弗洛伊德和荣格会不会公开作对呢？

答案是“会”。

在这次大会上，荣格以及他的追随者们以好战者的姿态进行活动，宣扬与弗洛伊德完全不同的学术主张，批评弗洛伊德的错误。

相较于激进的荣格，弗洛伊德显得平和了许多，他似乎心灰意懒，不愿与自己昔日的门生“刀兵相见”。直到会议结束后，弗洛伊德才发起了反击，他写了一篇驳斥荣格的文章，他的其他门生也开始纷纷向荣格发难，这些人散布谣言说“荣格可能患了精神分裂症”，因而直接使荣格的临床实践受到影响，并使他失去了一些学生的信任。

敌对已经不可避免。1913年10月，荣格辞去了学会主席的职务。弗洛伊德对此事的评论是：“我们终于同他们分道扬镳。”他公开批评荣格：“他的精力只全部倾注于发展他自己的兴趣和维护自己的私利上。”弗洛伊德还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卑鄙的信徒终于滚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