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天坛别的地方也容易碰到熟人。童年居住地的街坊邻居，上小学中学时的同学，家都在附近不远，后来搬家搬到别处的有一些，但顽强留在附近的老房子里，和恋旧买新房也要买在附近的人，是更多的一部分。如今，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到天坛里遛弯儿和锻炼的人，自然就多。

春末时分，我坐在月季园前的藤萝架下画画，紫藤花一嘟噜一嘟噜地垂挂下来，映得画本上紫云浮动，很是好看。忽然，一阵叽叽喳喳的欢笑声后，隐约听见有人说起我的名字：“这不是肖复兴吗？”我抬头一看，是几个女人在月季前照完相，径直向藤萝架走过来。走近一看，原来是齐家姐妹。我忙放下画本，站起身来，招呼她们。

齐家姐妹四人，原来住在天坛东侧路的简易楼里。她家三姐和我年龄相仿，又爱好文学，和我很熟悉，成为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从北大荒回来，常到她家去，聊聊闲天，借本书看。她家藏书不少，我从她家借来的《巴乌斯托夫斯基选集》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还有几本河北的文学老杂志《蜜蜂》，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时，我也把自己写的一些歪诗拿给她看。那时，我们二十多岁，残酷而残存的青春期，处于尾巴阶段，便踩着这个尾巴自以为青春不老大树长青一般，还读诗，爱诗，并信奉诗，借诗行船，让自己能够行得远些，便惺惺相惜，在寒冷的暗夜里，相互给予一点儿萤火虫一般微弱的亮光闪动的鼓励。

那时，齐家小妹很小，大概还在读初中，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她会躲在一旁悄悄听我们的交谈。

齐家三个姐姐倒是还常见，齐家小妹，只是二十多年前偶尔见过一面，已经这么多年没有见了。刚才说话的就是她，她的模样变化不大，算一算也是六十多的人了。我听她姐说过，时代转型期，企业纷纷凋零，她所在的木材厂倒闭后，她下岗，却没有像有些下岗职工一样，无所事事，得过且过，天天到天坛里来跳舞打牌，或悲观丧气，天天闷在家里斗气。国家转型，她自己也转型，靠自学考上了首都师大的业余大学，学习教育学，重新规划人生，虽艰苦但咬牙坚持，很快在一所大学里找到了新的工作，如今成为独当一面的能人，想退休不干，人家都不让，拼命挽留。

齐家小妹一把握住我的手，对她的三个姐姐说：“这是我的男神！”

这完全是如今年轻人流行的语言，说得我很不好意思，连忙摆手说：“什么男神，还门神呢！”

齐家三个姐姐都笑了。

她却指着我对三个姐姐很严肃地说：“是真的，是男神！那时候，他总到咱家去，拿给三姐看他写的诗，好多诗我都抄了下来。你们可能不知道，我把诗抄在一个大横格本上，有事没事，都会拿出来看。虽然那时我年龄小，有些看不大懂，但有一句诗：纵使生命之舟被浪打碎，我也要把命运的大海游渡。过去了快五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这句诗一直鼓励我，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有勇气和信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我下岗那时候，就是这句诗鼓励了我，过去了这个坎儿！”

她一口气水银泻地说了那么多，说得很真诚，我很感动。五十年前的一句诗，居然有这样大的魔力？如今，我自己都有点儿不相信，但是，五十年前，或者四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一句诗，真的对于我们就有着这样的魔力，可以温暖我们，慰藉我们，鼓励我们，甚至激动着我们，可以像安徒生童话说的，如一只温暖的手，让冻僵了的玫瑰花重新开放。如今，早不是诗的时代，诗已经被顺口溜儿和手机短信里的段子所代替。她提起这句诗，居然还会如此激动？

分手之后，回到家里，我怎么想，也想不起这句诗来了。我手机微信询问齐家三姐，她问了她家小妹，回复我这句：

纵使生命之舟被浪打碎，

我也要把命运的大海游渡。

我端详起这句诗来，怀疑它是不是我写的，如果真的是我写的，怎么一点儿都记不起来，甚至连一点儿模糊的影子都不存在了呢？就因为时间过去了快五十年，太久了，记不起来了吗？

我再次手机微信询问齐家三姐：“这是我写的吗？我觉得不是我写的。”她再次问了她家小妹，回复我说：“她说了，就是你写的，肯定是你写的！”

我像突然领回一个失散近五十年的孩子。可是，它却曾经如一个弃妇，早被我抛落在遗忘的风中。

想起《布罗茨基谈话录》一书中布罗茨基说过的一句话：“每一首诗都是重构的时间。”这句诗，重构了五十年前的昨天，也重构了五十年后的今天，前后两个时间是那样的不同，不同得连我们都有些不认识了。布罗茨基还说：“时间用各种不同的声音和个体交谈。时间有自己的高音，有自己的低音。”那么，哪个时间算是我自己的高音和低音呢？

我想了想，五十年前，写诗的时候，正是我在北大荒前路渺茫的时候，应该是时间的低音。那么，五十年后，就应该是物极必反的高音了吗？但是，我却将这句诗忘得一干二净，连一点儿渣滓都不剩。其实，这更是低音。难道不是吗？

所幸的是，齐家小妹让这句诗重构的时间，有了专属于她自己的高音和低音，便让这句拙劣的诗有了时间流逝过后留下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