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曼君

杨俊和我的联系，是断断续续的，虽然在心中，我是把她放在第一高的位置。我的心跟她是非常贴近的，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她在我面前呈现出的那一派天真、纯真、知心，每每回味起来，都令我感动不已。

再看十年前的戏《妹娃要过河》，就看到了十年前的自己。这部戏，我还看到一个艺术家，她的努力、她的心血，她的每一分每一秒，走出每一个具体的脚步。当然也看得到我们共同付出的一些心血和努力，汗水甚至泪水。现在的杨俊，我觉得是成熟到了一种饱和状态的杨俊。当然她以后还可以再发展，一种清醒认识上的发展。在这个阶段的杨俊，她是积攒着所有的热情、热爱、纯真、天赋、才情，迸发出来的一个最绚烂、最值得打量、最值得沉淀，甚至值得“把玩”的一个成品。那天看见舞台上的“妹娃”，我就在想，当时决定接手这个戏，也非常偶然，这一个偶然促成了我和她最直接的一种交往，两个想搞纯粹艺术的人的一种纯粹的交往，在选材、音乐、戏剧结构，在后来呈现的方方面面，我们俩几乎是亦步亦趋，互相提醒、互相支撑，最后互相证明。

●从艺四十周年

十年前，湖北省宣传部门希望做一个戏，用土家族的题材，黄梅戏的艺术方式。当时的文化厅副厅长沈虹光说，“做一个二老喜欢的戏”，老百姓喜欢、老专家或者是老干部喜欢。这种朴实的初衷，实事求是的创作作风，使得两个艺术家，特别是杨俊这样的艺术家，在七年的干涸之后，找到了一个透气的机会，虽然这种题材这样的创作是非常艰难的，怎么把土家元素和绵软的民间的黄梅元素融合在一起，各有特色又互相兼容，非常有挑战性。在某种程度上，从一开始我想要做一个土家族少女的命运故事，我要做一个黄梅版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在它身上夹杂着图兰朵的东西。女主角就是为杨俊来设置的，当时她已经40多岁，我觉得她的气质，她的热情，她的眼睛触动着我，从来没有想过应该给她塑造一个特别敦厚的、淳朴的形象。她应该是好奇的、勇敢的、进取的，同时又是柔情的、美丽的这样的一种女性，这就是杨俊。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功是找到了她身上最基本的这种特质。

十年后看她仍然从吊脚楼上走过，美还是美，我看得出这里面多了一些沉重的气质，美得有几分沉重。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十年前青涩的自己，在戏剧表演和歌舞轮回的过程当中，现在的杨俊，我觉得她在清醒地接受十年前的这种创造的初衷，走到今天，她呈现出来的某些沉思、某些重量，恰恰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有机地找到了一种融合。十年后再看这个戏，整个舞台上的洗练干净不会落于十年前。十年前，我们的综合情况会比较好。十年后我看到了一个落实在每一个部门，甚至落实在每一个演员身上的那种清醒的理性，很好，几乎没有什么落差。只是杨老师瘦了，太瘦了，还是要稍微胖点，这样可能对气息、对演唱会好得多。

像杨俊这样的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的分分钟，她是怎么样落实呈现其中，这里面就谈到演员的第一自我、第二自我。现在我们特别需要呼唤第三自我，我们怎么理性地把控着、审视着、度量着、权衡着自己的表演，这就听起来很玄乎，但是对于中国戏曲来讲，却需要这样的引导。

杨俊现在有，我希望她能更自察，我从这边走下来，我的美、美在哪里？我这么走，我不是以我少女的那种天籁之美，青春对爱情向往的永恒之美，那么现在的美是怎么承载的？这个时候其实要有第三自我来调适和呈现。现在她相较于十年前，更有这个意识，更成熟。杨俊还有最大的特点，她跟其他的戏曲演员有所不同，她非常喜欢文学，她写的一些文章特别有文采，她某些谈吐也非常具有文学的归纳性。在具备充分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她可以成为有理论反思或者指导能力的一个表演艺术家。在中国戏曲演员当中，你问我哪个最有创造力，杨俊应该是摆在前面的。她有能力、有自己的剧目的积累，更有人生的阅历，这些成就了现在的杨俊。杨俊在中国戏曲表演领域中的价值，应该是更加偏重理性结构和中国戏曲表演结构来进行分析、渗透、剖析和总结。

“鄂派黄梅”这个词好像是在《妹娃要过河》首演的新闻发布会上，我首先“乱说”的。说了之后我也愣了几分钟，从“妹娃”这样一个剧目中，可以看到一个地域给予的文化的滋养，一个地域的某些民族的特点。看十年前的自己，再看现在的杨俊，其实她帮我完善了、完成了一名导演对一个剧目所有的想法和寄托，当然也承载了所谓“鄂派黄梅”能否走得开，传出去、传下去的一种可能。那么，怎么守住这打出来的一片天地，同时让所谓的“鄂派黄梅”真的走得开，再传得下去，她身上的重担和重托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还有这么多人，特别是燕升这样的团队，以一种更大能量的传播态度和传播质量，把杨俊作为一个演员的话题来作研讨，我觉得这都是上苍给予我们的恩赐。不苦，我觉得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