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8年冬，李商隐重返长安，通过吏部选拔考试，被选为周至县尉。

辗转了十余年，他又回到了起点。唯一不同的是，当初他可以一时负气，辞掉弘农尉；如今，却再也不敢有什么怨言了。

想想小儿女，再想想他的妻，起码得给他们一个安稳的家。

这就是命运的残酷之处，让你从哪儿跌倒，还得在哪儿趴下。甚至趴下的姿态比以前更加卑微。你要的不是自尊吗？不是清高吗？不是理想吗？那么，让现实的琐务和生存来压垮你。

到任后没多久，一次因公拜谒京兆尹郑涓的时候，他被郑涓看中，从此便留在京兆府做了一个文书。

不错，他适合做文书，因为他有满腹无人能敌的才华。可这些才华，只能给他一个工作，却不能给他一个前途。

到底是心有不甘。

一边是失意再失意，一边是得志再得志。尤其是这个得志的人，是早年他曾引以为同调的故交，是中年他一再陈情的权贵，也是这次回长安前他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人。

在失意人面前，莫谈得意事。现在，即便是人家有那个涵养不谈，因为令狐绚的荣耀足以让自己的尊严失色。可是，他这个失意人，放眼整个长安，目前能找的人，却依然是——令狐绚。

几年当中，他们一直维持着不咸不淡的关系。

对令狐绚而言，能坐到今天这个将要拜相的位子，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他犯不着为了一个地位低微的旧交撕破脸，何况还有父亲的叮嘱一直在耳边，那样会显得他太无器量和胸襟，也不适合他这个在官场上左右逢源的权贵形象。再者，只有站在施恩者的角度，你才永远有主动权，有给或不给的自由，这种心理优势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劣根性。他要保持着这种优势，所以，他不会在明面上与李商隐撕破脸，便一直保持着与李商隐的微妙关系。

在无伤大雅、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给予一点帮助和支援，也不是什么不可以的事。

对李商隐而言，故交的情谊一直都在。无论是旁人骂他背恩忘义也好，诡薄无行也罢，我只要问心无愧就好。他们遵循的是世俗规则，而他遵循的是内心法则。

在现实的重压之下，他不得不放下自尊，在最不想低头的人面前低头。

他只能再去用隐隐约约的方式找令狐绚。借着重阳日快到之机，他寄上一首《九日》：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萬。

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他尽可能有节制地低头。

叙旧是拉近心灵距离最好的开始方式，因为彼此拥有的曾经会让他们变得柔软而温情一些。李商隐到底还是聪明人。

遥忆当日，那时在令尊的幕下，我们时时把酒对诗，宾主相得，这份恩情和友情我一直记得。秋日里白菊满阶，正适合我们回忆，叙旧，没有一点俗念。

年年重阳，今又重阳，转眼间恩主辞世已过了十个年头，今日举杯遥祭，令人无限唏嘘。李商隐知道，他和令狐绚之间仅有的一点感情维系，便是令狐绚的父亲令狐楚。

苜蓿本是西域异草，被汉使带回来种在离宫之下。你却不能继承乃父遗风，栽培提携我这个异姓子弟。如今我就像当年遭谗被放逐、有志不获骋的楚客屈原一样，只能在江边空吟《离骚》，以彰明自己如江萬一样洁白而芳香的心志。

如今你身居高位，官府门前施以昭示品级的行马，我这个微末小吏再也不敢擅自窥探你显赫的门庭。

这已经是在嘲讽了。

我不得不说，李商隐在这首诗中表现出的格局实在不大。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再次看到了一个被生活所迫、被欲望所迫的人，是如何被碾压得变了形。

令狐绚看了这首诗，会如何想呢？

他冷笑一下，淡淡地说：诗人醉了，胡说八道。

然后，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是的，李商隐就是一个诗人，一个书生，总是这样不通时务，不懂世故人情。这样的人，哪怕你将他安置在某个重要的位子上，他一样有可能会干砸。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重规则、重政治哲学的权力场。适者方能生存，不适者勉强推上位，也会因自己的局限和固执而被规则边缘化。

何况，这是在晚唐，在一个风云变幻，靠铁血和强权、靠审时度势而又能与世推移方能活得好的时代。

可是，我们的诗人，依然不甘心，依然没有醒悟。

令狐绚的门虚掩着，不说进也不说出。他自知无趣，便只得将目光投向了新的可能的人选。

这个人，便是后来在诗歌史上与李商隐并称为“小李杜”的杜牧。

杜牧是中唐著名宰相杜佑之孙，他早年便中进士，做过朝官，又做过几任刺史，但他依旧郁郁不得志。因为他的志向不在个人官位，而在大唐中兴。此时他正在长安做司勋员外郎。

杜牧早负诗名，这点和李商隐一样。也许正是出于这点念想，出于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与相互激赏，李商隐决定拜谒杜牧。

他写了两首诗给杜牧，一首为《杜司勋》：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

登楼四顾，在这个风雨如晦、昏暗凄迷的时代里，我就像那翅短力微的鸟儿，赶不上同群。

你的诗刻意伤春又伤别，在这个人间，又有谁人比得上你？

“刻意伤春复伤别”，是说杜牧富于深情，擅长写那些有颓放色彩的离情别绪。毕竟杜牧曾自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里他将杜牧视为自己的同路人，他们一样擅长写离情别绪，一样“短翼差池不及群”，在这个需要淋漓大笔来濡染的大时代里，他们像两个异类。

如果李商隐视杜牧为这样一个深于情者的浪子，那是大大误会了杜牧。而且在杜牧心中，他向来是不以文人自居、不以笔杆子为意的，他的理想在光复大唐，在书写历史，在以武功建立不世之功勋。他有深情温软的一面，更有刚毅宏大的一面。而后者，才是他引以为傲并竭力追求的。

我不得不说，李商隐这个诗人，真是一个诗人。在他眼里，他还以为杜牧是一个和他一样的文人。

杜牧那里，并未给出任何回音。而且我们翻遍了杜牧的诗集，也找不到任何一首写给李商隐的诗。

李商隐一定是碰了一个钉子。

他又写了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陵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心铁已从干馍利，鬓丝休叹雪霜垂。

汉江远吊西江水，羊祜韦丹尽有碑。

如果在第一首诗中，他以“刻意伤春复伤别”引起歧义的话，这首诗中更有让人不高兴的地方。

尽管李商隐既赞扬了杜牧的文才，又赞扬了杜牧的武略；既说他久负盛名，诗文一定能流传后世，就像梁代的江总一样，而且他写的韦丹碑也定能与后人写羊祜的堕泪碑一样，垂名于士林。又说他的筹划切中时弊，已为治国所用，因此无须叹名未显达而白发空垂。

不得不说，李商隐的诗充满恭维。

但浅交不得吐衷肠。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满篇的典故当中，我始终觉得李商隐缺少一点衷肠，读来终觉隔了一层。

但对杜牧来说，让他不快的应该是“前身应是梁江总”这句，江总固然诗名甚高，可他由梁入陈，由陈入隋，做了几任亡国之臣，这样一个没有政治节操的人，怎可与自视甚高的杜牧相比呢？

杜牧恨的是没有节操的人。早年他与牛党的牛僧孺交好，后来也一直没有变过。而李商隐误陷党争，无心游走在牛李两党之间，时人皆以此訾毁他的人品，难道杜牧不作如是想吗？

所以，李商隐依然没有等到回音。

也许，李商隐主动示好，也并非出于功利目的，那个时代的两大杰出诗人，晚唐双峰并峙的两大高手，如果能相交相契，该会放射出怎样耀眼的光芒，又将给文坛留下多少故事和佳话？可惜，我们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