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荒地变,伤春意多(1 / 1)

大和九年(835),重入玉阳山修道之前,四次落第后的李商隐先是回到了家中。

这一年,发生了太多事。沉浸在修道迷情的情感世界中,我们仿佛看不见末世的荒凉与衰败。事实上,这个渐趋没落的王朝里,空气中弥漫着恐慌和动乱的气息。

这一年,牛党中人萧浣被朝中新贵李训、郑注排挤出朝,贬到荒远的遂州任刺史。这一年,他的另一个恩主崔戎尸骨已寒。仓皇无依中,回到郑州的他,有一日登上了夕阳楼。

夕阳楼是萧浣任郑州刺史时所建,黄昏登楼,他一面怀想如梦如电般恍然虚无的过往,一面感受着无边愁绪壅天塞地;一面深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无定与惶恐,一面在苍茫天地中悲叹着人生的渺小与无常。

所有一切,凝结成这一首《夕阳楼》:

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

密密匝匝的愁四面袭来,让他无处可逃,艰于呼吸。夕阳中有一只失伴的孤鸿,不知道将要飞向何方。就像如血的残阳中独立高楼的自己,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孤鸿不用为自己去向哪里而愁,在天宇间悠悠地飞。而他呢?未来的路究竟通往何方?他不敢想,也想不出来。

对个人命运的隐忧夹杂着对大唐命运的隐忧,他被渐渐浓厚的暮色包围。

大和九年(835)秋,当他在玉阳山中再次修道之时,朝中时局果然动**不宁起来了。

被按压下去的种种不堪,此时再也压不住,终于爆发出来了。这一年十一月,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晚唐有三大毒瘤:宦官、藩镇、朋党。尤其是宦官擅权最为统治者所忌恨。大唐有九个皇帝是宦官所立,其中有两个被宦官所杀。唐文宗李昂上位后,从心底里对宦官充满怨恨,却也无可奈何。

后来他任用了两个新宠,一个是李训,一个是起于游医、长相猥琐的郑注。这两人既排挤朝中牛李两党的老臣,几乎将他们一一赶出政治权力中心,又在表面上听命宦官的同时,暗地里在文宗李昂的支持下,培植势力,欲将宦官一网打尽。

皇帝与新贵,就这样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密谋。

而李训、郑注果然不负所望,先后铲除了陈弘志、王守澄两大宦官头目,初战告捷的他们,以为朝局尽在自己的掌握中,定于大和九年秋,以天降甘露于石榴树为祥瑞,诱引所有宦官前去观看,企图将他们一网打尽。

只可惜,他们的密谋败露于一个无法在事变前沉着镇定的将军韩约手中,结果被宦官察觉。宦官借机反扑,控制朝局,皇帝也成了一个傀儡。李训、郑注败亡还不算,宦官趁机广为株连,大杀朝中大臣和富商,就连与甘露事变无涉的大臣也牵连其中。他们甚至以搜捕同党为由,对长安城实行控制。整个长安城沦于风雨飘摇的白色恐怖和乱象中。

在天翻地覆的国变里,个人的得失荣辱和前程命运又显得何其渺小,何其荒谬。变幻莫测的政局与血雨腥风的手段,使晚唐士子们最后一点积极用世之心,已消磨殆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样的国这样的君这样的时局,他们又能为谁效命?末世的丧钟已然敲响,他们的热血在钟声中渐渐冷却。

开成元年(836),甘露之变后的李商隐,重到长安。

毕竟,长安是他一生抱负与梦想的落脚点与依托地。

闻听甘露之变后,他写下专为甘露之变而作的诗《有感》(二首)、《重有感》,诗中展现了他的史识才华。

《有感》诗中对朝臣半成鬼、帝都刀兵起的景象进行了冷静描述,他展现了长安是如何从一个歌舞升平的繁华场变成血流成河的战场的残酷景象。其史笔之简括、凝练、深沉让人几乎以为他是杜甫再生。但他终究逃不开他的局限性,他将甘露之变,归结为皇帝用人不察,归结为李训、郑注诛杀宦官实为图谋不轨,却始终不敢将腐败的矛头指向大唐不可挽救的体制和皇权。

也许,我们是太苛求他了。

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除了正直文人的一份家国情怀,他一直视自己为李唐余脉,他无法苛求皇室,同时也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

没过多久,有感于武将刘从谏为无辜者被杀鸣冤,并要求重惩宦官之事,他仿佛在这个乱世和没落里,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和坚持。他那颗真诚正直的家国之心,又重新起了波澜,他又写下了《重有感》一诗:

玉帐牙旗得上游,安危须共主君忧。

窦融表已来关右,陶侃军宜次石头。

岂有蛟龙愁失水,更无鹰隼与高秋。

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

首联说刘从谏为一方主帅,占据有利条件,在国家危难之际当与帝王分忧。颔联说刘从谏既然已像西汉的窦融一样上表,便要像东晋的陶侃一样为平定宦官效力。颈联说皇上失权,受制于宦官,正因为没有人像鹰隼一样,搏击于秋日长空,讨伐宦官。

长安城内外,昼夜充斥着号哭声,宦官的滔天罪行使人神共愤,到底何时才能收复他们所盘踞的宫阙,让朝廷上下都流下欢庆的眼泪呢?

李商隐的忧国忧民之心是显而易见的,于热望中透出忧心如焚的诚恳。但寄希望于一二个武将,果真能挽救晚唐的颓势吗?李训、郑注这样的所谓小人无法清除宦党势力,刘从谏这样的武将就一定是挽狂澜于既倒的中流砥柱吗?

无论答案如何,李商隐在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当中,在朝廷百官噤若寒蝉的明哲保身当中,能够挺身而出,对时政发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者的声音,哪怕这种声音是微弱的,他的勇气也值得人钦佩。

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尽管你感觉害怕,但仍能迎难而上;尽管你感觉痛苦,但仍能直接面对。

这个社会里,多的是明哲保身的精致利己主义者,少的是敢于发声、敢于担当的勇士。

这次重到长安,李商隐特地到曲江一带流连。

曲江是唐朝最著名的皇家园林。甘露之变前,文宗还在修治此处。这里是李唐王朝盛衰的一个侧影,它见证了大唐的繁华,也见证了它的没落。

当年杜甫在曲江边写下“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泣血诗句,旧地重游,不知李商隐心中是否回响起老杜的诗句?万千思绪,纷至沓来,他写下了这首《曲江》:

望断平时翠辇过,空闻子夜鬼悲歌。

金舆不返倾城色,玉殿犹分下苑波。

死忆华亭闻唳鹤,老忧王室泣铜驼。

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

甘露之变后的曲江,从丝竹管弦的繁华风流地一变而为人迹稀少、阴风惨惨的鬼域。往日皇帝车驾临幸曲江的盛况如今再也见不到了,那些陪同皇帝游赏的宫妃也不能再回来,唯有曲江水,依然分波玉殿,静默地流淌着。

江山依旧,而繁华不在,在永恒的自然面前,人无分贵贱、国无分强弱,最终都会消逝在历史长河当中,成为微渺的浪花一朵。

繁华如一梦,梦醒后皆为虚空。在这如梦的人生中,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可把握的东西?他想到了晋朝的陆机,因被宦官所谗而遇害,临死之前,他唯一悲叹的是:“华亭鹤唳,岂可复乎?”如何才能重返故园,听听华亭鹤鸣?人追求一生,到头来最真诚的愿望竟然是这样微小,这样卑微,却再也没有机会去实现了。他又想到了同为西晋名贤的索靖,他预感到天下将乱,指着洛阳门前的铜驼叹息道:“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他知道往日见证历史辉煌的铜驼必将湮没在连天衰草中,铜驼上的斑斑绣迹诉说着一个王朝的逝去与没落。

和永恒的宇宙、绵延的时光、不老的江山相比,人世间的天荒地变,固然让人心生感伤,意绪低迷,但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天荒地变心虽折,若比伤春意未多”,伤春,伤的不是光阴的流逝、节物的变化,而是人在永恒与无常当中的无可奈何。有情的血肉,敌不过无情的江山,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来是被改变的、被淹没的、被播弄的一粒微尘。

如果你看不到他伤春背后的虚无感、无常感,那是你还没有读懂他。

这首诗深婉缠绵而又寄寓遥深,在我看来,这是李商隐咏史诗中最具有历史感的一首。他通过世变和兴衰,看到了更为遥远的历史深处,看到人在本质上的渺小和世事在本质上的无常与幻灭。

这种幻灭感,其实正是李商隐诗歌的一个核心。

这一点,在他所有题材的诗作中皆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