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北宋词坛上不可忽视的大家，以其音乐天赋发展慢词，以其艺术天赋开创雅俗融合的词境，在词由北宋入南宋之际，起着至关重要的承接作用。

他是极其矛盾的人。其词，推崇者誉之为正宗，甚至将它与杜诗相提并论；鄙薄者，贬其**靡之音泛滥六七百年而使雅奏从此断绝。其人，徘徊在出仕与入仕两端，厌倦与热望，科第情结与桀骜不驯激烈碰撞，在漫长的自我放逐中，灵魂始终流浪。人在烟花巷陌偎红依翠，心却始终牵挂着浮名金榜。在仕宦而又难禁羁束，心中那点自由享乐的欲望始终让他眼望青楼。

他是谁？才子词人，市井浪子，官场寒士。一个游离在主流之外的离经叛道者，一个北宋天空里绽放出异样光芒的独特个体。

一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

1002年，18岁的柳永准备进京考试，入杭州逗留，随即又漫游苏州、扬州，皆是江南自古繁华之地。

1008年，24岁的柳永始至汴京。在北宋的这个大都会里，生性豪放又英姿勃发的柳永，带着美好的憧憬，几乎迷失在这繁华而又承平的气象里。他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这个充满欢愉的美好城市，梦想着以科举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而大宋重文抑武，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当他自信满满以为一举必中时，现实给了他一记棒喝，1009年首次科考，他以落第败北。

在这之前，他其实早以善作词而名噪江南。与如探囊取物般的中举失之交臂，他有些失落，有些不甘心，也有一些牢骚，自由不羁的心性和初涉人世的轻浮，加之对自己才华的超级自负，他写下一首影响他后半生的词《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吴曾《能改斋漫录》曾载：“仁宗留意儒雅，务本理道，深斥浮艳虚薄之文。初，进士柳三变，好为**冶讴歌之曲，传播四方。尝有《鹤冲天》词云：‘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及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景祐元年方及第。”我们无法肯定仁宗皇帝是否真的黜落了柳永，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柳永的这首词确实惹得当政者大为不快，并且与他日后的迟迟不能及第之间，产生了某种必然的联系。

这首《鹤冲天》如何就让当政者大为不快了呢？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既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也用儒家修养要求士人。这种修养，简言之，就是中庸、儒雅、守礼、克己，即使受了什么委屈，也不能大喊大叫、任意而为，而要怨而不怒、冷静对待。但对于这些，柳永显然是缺乏认知或不大理会的。这首词写于柳永首次参加科举考试并落第之后。本来是心怀“龙头”之望，但“黄金榜上”，却并不见自己的名字，的确让人大为失望！落第是大多数人的必然命运，这点柳永知道，但自视甚高的他，怎么也不肯相信自己竟然会是“大多数”中的一个！他自谓“才子词人”、自谓被明君遗失的“贤”者，这样的贤者却被弃，分明不怪自己而要归咎于有司不公和“明代”不“明”了。不平与怨愤在胸中奔涌，不是不让我得遂“风云”之便吗？那好，我就到“烟花巷陌”的“风流”场中去恣意地“狂**”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这“白衣”的“才子词人”一点也不比你那紫衣的“卿相”们差。你那所谓的功名也就是个“浮名”，是累人身心且让人虚度年华的，哪有我这偎红依翠、“浅斟低唱”的生活来得自在实惠呀？在这里，柳永不仅失去了理智，还同时失去了理性——他把“功名”二字狠狠地踩在了脚下。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是千方百计地要让“功名事业”在读书人那里崇高起来、神圣起来，使得天下士人“入吾彀中”、为我所用，并同时实现对士人们的有效控制。而柳永竟把这些一笔扫倒了！这不是明着与统治者唱反调吗！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此，传说中仁宗皇帝“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的奚落和斥责不仅不显得过分，反而还颇有些“理所当然”的味道。

但之于柳永，这又实在是不公平的。在他那里，功名事业何曾真的被看轻过！相反，他对于功名事业是那样热衷，以至于要把“黄榜”称作“黄金榜”，把状元称作“龙头”，并是那么热切地盼望着“龙头”之“望”和“风云”之“便”的实现。在行为上，他对功名事业又汲汲以求，以至于年近半百（“及第已老”）还要坚执走进考场！

1015年，1018年，1024年，柳永又三次走进了考场，三次落第，这需要一颗多么坚强的心才能承受这样的打击，需要多么执着的意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它消得人憔悴。只到1034年，仁宗继位，大开恩科，他才终于在50岁考中进士！

即便这样，长年流连风月场，给他人留下的离经叛道的形象已根深蒂固，他只能长期在游宦羁旅中做着不起眼的小官。他也曾试着借权贵揄扬而有所改观，他居然找过宰相晏殊。当晏殊问柳永你填词吗？柳永以为可以和对方拉近关系，忙说：“我和您一样，也喜欢填词。”然而晏殊说：“我虽然也填词，却不像你那样‘针线闲拈伴伊坐’。”在晏殊心中，一样写词，但雅俗却判若云泥。

柳永自然明白，流连市井青楼的不羁与反叛，像一块胎记一样永远跟着他，每当他想有所进取时，别人看不到他内心的真实渴望，首先盯着的是那块醒目的印记。

当仁宗回复“且去填词”后，他干脆出入娼馆酒楼，并自号“奉圣旨填词柳三变”。

二 北宋的风俗画

柳永一生到过近十个城市，早年的漫游，中年至晚年的羁旅游宦，让他见证了北宋许多不同城市的风俗，他以敏锐的才情和视角在词中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幅异彩纷呈的时代民俗风情画。

初到汴京，他饱览了京都繁华，承平气象。生活的富庶，政治的太平，人们享受着生活的愉悦，而节日简直是一种都市狂欢。这里节日很多，“十五灯宵，教池游玩，寒食清明，乞巧登高”，上至王公大臣，下到平民百姓，在节日里共同狂欢，这热烈的氛围，让年轻的柳永为之欢欣，他用笔记下了一切，原只为一抒心中情，却在时光深处为北宋留下了摇曳的风情画。

元宵时“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清明时“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七夕时“这巧思，穿针楼上女，抬粉面，云鬟相亚”，太平盛世，物阜民康！

木兰花慢

拆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

盈盈，斗草踏青。人艳冶、递逢迎。向路旁往往，遗簪堕珥，珠翠纵横。欢情。对佳丽地，信金罍罄竭玉山倾。拚却明朝永日，画堂一枕春酲。

这首词写清明时节都市人的郊游活动。先写景，清明时节离不开雨，疏雨洗清明，桐花烂漫开。杏花、桃花也赶着竞相开放。杏花像一簇簇深红的火苗，在大片大片的林子里燃烧；桃花似一束束浅红的缎带，在一望无际的郊野上飘拂。这万紫千红的景观，组成帝都开封天然的屏障。接下来人物出场。“倾城。尽寻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郊游的人倾城而出，不分老幼男女，不分贤愚贵贱。“繁弦脆管，万家竞奏新声”，一阵又一阵和暖的春风，送来美好的乐音，那是千家万户的乐工，在竞相演奏着流行的曲子。

备极铺叙后，他选取一个细节，一个小镜头，写青年女子的斗草踏青。“盈盈”，写其体态风度之轻盈；“艳冶”，写其容颜服饰之妖艳；“向路旁”三句，写其玩耍取乐的尽情尽兴，以至头上的簪子耳环、珠宝翠玉落了一地还没有发觉。面对这个佳丽之地的欢乐情景，他也忍不住要任情率性，开怀畅饮，尽管明日整天病酒，醉倒画堂，也在所不惜。

在这个声势浩大的世俗的游乐世界里，他们和光同尘，随俗俯仰，没有半点贵族的派头与书生的酸气。

不仅是汴京，他还去过杭州、苏州、扬州，目睹了各大都市的繁华富丽。江南的繁华迷了诗人的眼，却滋润了诗人的心。他饱蘸着满腹才华和迷恋，写下了时人心中的乐园，杭州。

望海潮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钱塘，即今之杭州市。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古繁华”的杭州向来就是个好地方，柳永所在的北宋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客观方面。主观上，这又是一首投献词。在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柳永手中的笔就光彩四溢了；他在祝愿对方“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之前，先行对对方治下的杭州城尽情地“图画”了一番。他似乎要对那位大员说：“其实也不必劳您什么驾去画什么画了，只带上我柳三变这首词就行了。”而柳永也确实自负得可以，你看他三笔两笔，就把整个杭州描画得美不胜收了。

那么，柳永笔下的杭州到底美在何处呢？

一曰都市繁华。因是“形胜”之地，遂成“都会”之属。“东南”“三吴”者，又极言其所领**的地域之广大。都会者，大城市也，其特点即是“繁华”。看柳永笔下，“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居户众多、街市繁荣、人民富足，繁华之象尽显。二曰风景如画。西湖有“重湖叠巘”，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倘若嫌此妩媚清雅之不足，则可大踏步奔至城外，登钱塘之高堤，观钱塘之潮涌。“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此之所见，足可让人心胸阔大、心潮澎湃。三曰生活和乐。“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是百姓之乐；“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是官员之乐。民有“管”“歌”欢愉，吏有“箫”“鼓”赏听；民有“嬉嬉”满足之神态，吏有“吟赏烟霞”之雅兴。官民同乐，既乐且和。殷勤投献之旨顿出。

据说，“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鹤林玉露》）。此说未必是真，但此词的流传之广、予人的感发之深，则是可以肯定的——虽然当时的两位孙大人并没有给柳永什么下文。与柳永同时的范镇曾叹赏曰：“仁庙（仁宗）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吏官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有意无意间，柳永竟成了那个使他终生落魄的“太平盛世”的歌吹者了！

三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未遂风云志，便走向温柔乡。在红尘的最深处放声歌唱，在温柔乡里，一洗愁情。他的词，几乎有一半是围绕着歌妓而写的，自然带着婉约的气息，自然适合十七八女郎演唱。

当时传统的士大夫们，固守着词为小道、诗余的正统观念，认为词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他们依旧写些雅致含蓄的小令。但歌伎的传唱（除官伎和家伎外）要适应市民大众的口味，原来的小令已很难满足酒楼歌女日益高涨的需求，柳永混迹在私伎当中，自然成了市民和歌伎的纽带，而歌伎又将柳词传唱，成了市民和柳永的纽带，这样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使“凡有饮水处，即能歌柳词”，柳永也成为那时当之无愧的“畅销金曲冠军”。

混迹在青楼歌女间，混迹在市井红尘里，他了解她们的声口，她们的性情，他用一种悲天悯人的眼光，将这些歌女视为与自己平等的同类，审视着她们的内心世界，抒写她们内心的欢喜和忧愁。有时你也很难分清，他写的是别人，还是他自己。

他写她们的相思离情，骄蛮任性。在他的笔下，遮遮掩掩的东西已然拿去，你看到的是自然本色的人，充满七情六欲的人，虽然俗却俗得可爱可亲，虽然任性却任性得情致飞扬，叫人不忍责怪。他懂得她们，所以，在他的笔下，她们是活生生的。

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这首词写闺中相思。正当“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的春日丽景，女主人公却独自叹息。柳永由此表达了青春虚掷的哀伤和对“针线闲拈伴伊坐”的向往。“针线闲拈伴伊坐”是一个平淡而又真切的日常生活场景，充满了温情。是一个青楼女子心底最素朴的愿望，不要天长地久的虚幻，不要功名马上求的羁束，只要此时此刻的相守。“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抓住眼前，抓住当下，一起共度好时光，才算不辜负光阴。

那么，柳永想说的仅仅只有这些吗？他以真切的此在体验，以平凡庸常的现实态度，否定了士人的种种理想，表达了对在理想之途上奔波不定的士人生存状态的抗拒。他作为一个被士大夫阶层所放逐的文人，对传统士人的存在方式产生了深度的疑虑，而认取温情作为自己的家园，支持着自己漂泊无依的人生。“针线闲拈伴伊坐”创造了一个温馨的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人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和虚伪享受自己，把握自己的存在。“针线闲拈伴伊坐”就是对这一温馨世界的真切守候。

他写她们的执着无悔。

凤栖梧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表面上看，此词是他离开京都后表达对某位歌伎的思念之情，但隐去了具体的抒情对象，而着重抒写浓重的离愁。在草色烟光、暮春时节的高楼之上，将近黄昏之时，他凭栏远眺，空旷的黯淡的野际引发了离情别绪。他“拟把疏狂图一醉”，却发现，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这千回百转、挥之不去的离情别绪，只让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远远超越了爱情的意义，往往使人们联想到对人生事业的一种执着的态度。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谈到古今成大事业和大学问必须经历的三种境界：一是观望寻觅远大的目标；二是废寝忘餐，消瘦痛苦，为刻骨铭心的追求，不惜付出最大的努力；三是上下求索，百转千回，终于在偶然之际发现真理。第二种境界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里学问、事业、爱情在更高的哲学意义上似乎是可以相通的。

这个他为之“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伊”，是他不可复得的爱情，不可放下的仕进，还是不能忘却的责任？或许都是。

感情生活的放纵已经断送了他的仕宦前途，他只好退守感情世界；而那无法摆脱的功名之念，又在动摇并伤害着他的温情世界，使得他不能在脉脉温情中彻底安顿生命。在表面的不悔之中，其实充满了动**和无依。

据说，柳永晚年穷愁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无亲人祭奠。歌伎感念他的才学和痴情，凑钱替其安葬。每年清明节，又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宋室南渡。

一个现实世界中的边缘人，一个正人君子眼中的叛逆者，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去并被人记得，让人觉得温情的同时，又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荒诞。

四 今宵酒醒何处

柳永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路上。早年的在路上，是有意为之，而后来的在路上，半是自由意志，半是生活所迫。别离和漂泊，成了他生命的常态，他的词中充满了流浪感和漂泊感，充满了“今宵酒醒何处”的迷茫和悲凉。

他就像一个多余的人，流浪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不知所措。又像一个薄情汉，流浪在歌儿舞女的情感世界里。有多洒脱就有多落拓，有多隐忍就有多渴望，而家和归宿，始终像一点飘忽的微光，吸引着他奋力追赶又永远在水一方。

连他的死，都是漂泊，都是无定，都是一个未解的谜。

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凝愁！

对柳永的俗词，苏轼是颇看不上眼的，他曾讥嘲秦观说：“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黄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而于此词及柳永的此类词，苏轼则大为赞赏，说：“不减唐人高处。”

上阕，秋雨与残照带暮色、挟霜风，居高临下，直逼江楼而来。如此威势之下，红衰翠减，江流势歇，物华尽逝，生机皆休；随同逝去的，自然还有他大好的年华和高远的心志。残照落脚点是江楼，直入的却是他的内心；脚下长江的无语，无疑又是对他漂泊流年、落魄异乡的深深无奈和脉脉伤情。从上之秋雨与残照，到中之衰红残翠，再到下之无语江流，景物渐次伏低，视线渐次降移，心境步步紧缩，心绪步步沉落，此景此情，让他何以禁当！

他登楼，一为赏景以解忧，二为望乡以消愁。但赏景而景衰飒，望乡而乡邈远，心情愈加沉重，乡情愈为难遏。他乡多困顿，游子胡不归？看下阕，他先从自身着笔，责备自己淹留异乡之无由，再转笔遥写佳人妆楼颙望之苦楚，再转笔回写自己危栏倚处之凝愁。如此折转，苦思愈折愈重，伤情愈转愈深。一江楼，一妆楼，一客子，一思妇，一种相思，两处悲愁，登高而人不见，欲诉而声不闻，真是千里送目愁千种，万里寄情苦万重啊！他离乡远游，本存事业功名之念，而如今功名一丝未得，事业一毫未成，叫他如何觍颜归去！可不归去吧，又所求无望，他乡空留，既浪掷自己的大好年华，又徒增佳人的牵念情苦。如此，到底是留，是归，是归，是留？可真是让他煞费苦心、难以决断了。从迈步登楼到目惊残秋，从举首望乡到低头思量，他内心在遭遇着撕扯，精神在经受着煎熬，这境况，怎一个“苦”字了得啊！

全词情感质实沉厚，将相思乡思之情，结合外力逼压、岁月空茫、进退无由、心力交瘁等等，显得苍茫浑厚，和流连红粉的柔词境界大不相同。

雨霖铃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这首词应该是较早时候的一次告别吧！在此之前，因为“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的叛逆性宣言和随后奔向“烟花巷陌”的实际行为，以及大量浮词艳曲的写作，柳永极其狼狈地获得了“浪子词人”和“无行文人”的名号，并使自己的科第之路严重受阻。当仁宗皇帝生硬乃至决绝的要他“且去填词”的时候，他决定离开，但到那里去呢？他还没有想好，因此心中充满了迷茫。看词中所写：“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天地是如此之阔大，而前路却又如此之难行！“烟波”之为浩渺，“暮霭”之为迷蒙，“千里”之为渺远，“沉沉”之为郁重，面对此，这“去去”的脚步如何走得进，又如何走得出啊！但他又必须得走进、又必须得试图走出，即便要伴随着无法摆脱的离别与痛苦，要忍受着难以忍受的凄凉与孤独。这样看来，处于上下片连接点的“念去去”二句，就似乎成了全词的中心句。

他所写的离别，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情人间的真情告别。它历来为人们所看重，绝不仅仅在于它抒写的情感是多么真挚、运用的手法是多么精妙，抑或“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写得是多么的感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写得是多么的富有意境，还在于它的写作正处于他抉择自己人生的痛苦当口，在于它弥散开来的迷茫气息，在于他对自己前途根本无法把握而产生的挥之不去的迷茫之感。成就他笔下独特的“这一个”的形象的，不是才子的多情，而是士人的迷茫。多情是其表，迷茫是其里。

在柳永，这种迷茫感大约一直伴随了他近三十年。虽然他最后也及第了，但却是“及第已老”；而且，还有更多的仕途上的迷茫在等着他呢！

无论是“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还是“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他的羁旅词中都怀着深深的流离无依感，同时充满了何去何从的矛盾痛苦。这种矛盾是他一生都努力去调和却一生也没有求得圆满的人生状态。

他有兼济天下的理想，但在现实中受挫后，又放纵自我，厌恶名利的空虚和束缚；他想做个“才子词人”，在诗酒流连中实现自我，尊重内心追求自由和享乐的天性，却又放不下科举入仕的传统情结。进退出处，难以笃定，身在流浪羁旅中，心也在漂泊无依中。

论地位，他是何其卑微；论文名，他是何等显赫；人生在世，才各有分，无贵无贱。只要才尽其用，活出精彩，就算没有虚度生命！所以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记住了柳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