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散落在本书中的各种奇怪的参考资料中，读者可以看到：婴儿和儿童会尖叫，会咬人，会踢人，会拉母亲的头发，会有攻击性或破坏性的冲动，以及其他令人不愉快的种种行为。

破坏性与攻击性让照料婴儿和儿童这件事变得复杂，同时父母还需要对孩子的破坏性行为进行管束，但更重要的是理解。这就是我想从理论上对攻击性的根源进行阐述的原因。然而，我怎样才能对这个宏大而艰深的主题做出恰当的解释，特别是当我的许多读者只是在实际的婴幼儿护理工作中获得实践经验，而并非心理学的专业人员？

简而言之，攻击性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它是直接或间接的对挫折的反应；另一种含义是，它是生命动力的两个来源之一(4)。对这个主题的深入阐述会产生极其复杂的问题，在此我只能力求将重点部分阐述清楚。

大家都认可这样一个前提：我们不应该只谈论在儿童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攻击性。当然这个问题已经相当庞大了；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与成长发育中的儿童打交道，我们关注的，是孩子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的变化过程。

有时，婴幼儿和一些学龄儿童的攻击性会表现得很直接，这种行为对孩子自身的消耗很大，需要有人来承接它们，并防止造成伤害。同样，有些攻击性冲动则比较隐秘，不公开显示，而是以某种相反的形式出现。我想我们可以看看攻击性的各种反向表达形式。

不过首先，我必须做一个总的前提说明。虽然遗传因素的差异使我们成为各自不同的样子，但从根本上说，人性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我的意思是，在所有的婴儿、所有的儿童和所有的成人中，都可以找到人性的一些共同特征；而且对于人类来说，每个个体都将经历从最初的婴儿期到成年的成长过程，这个成长过程中的各个要素也适用于所有的人，无论他们的性别、种族、肤色、信仰或社会环境看起来有怎样的差异。

尽管外表有所不同，但人类事务都存在着共同点。一个婴儿可能有攻击性的表达，而另一个婴儿可能自始至终没有表现出任何攻击性；但两个孩子其实都有相同的内因——攻击性冲动，只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攻击性冲动所产生的压力。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试图找出一个人最早的攻击性，遇到的就是婴儿的运动。这种运动在婴儿出生前就开始了：未出生的胎儿不仅在母亲肚子里扭动身体，还会突然**四肢，使母亲感觉到剧烈的胎动。胎儿的身体在移动中可能会遇到阻碍，观察者也许称其为打人或踢人，但这些动作并不具备打或踢的实质，因为胎儿还没有成为一个有明确行动目的的人。

所以我们推测，每个婴儿都有自主运动的倾向，并从运动中获得某种肌肉的快感，也会在运动中遇见（碰到）某种东西而获得体验，这些都是婴儿很重要的收获。按照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观察婴儿的一系列运动与情绪同步发展的过程：从简单的运动到表达愤怒的行动，到表达仇恨和控制仇恨的状态，这个可以描述婴儿的发展过程。如果继续推演，我们可以看到，偶然的打人（触碰）可能会变成有意的伤害，与此同时（当产生伤害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婴儿对某个既爱又恨的对象的保护。

此外，我们还可以追踪攻击性与破坏性冲动在个别儿童的身心结构中产生的一系列反应，观察它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是如何成为一种行为模式的。在健康的发展中，所有这些攻击性与破坏性冲动以及其发展过程，都可以在孩子的意识和潜意识层面反映出来，比如出现在儿童的梦境和游戏中。还有在儿童的直接攻击里，这些攻击都会指向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人和最亲近的环境，他们有被攻击的价值，也能承受住攻击所产生的破坏力。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早期的婴儿撞击（运动）开启了婴儿对自我及世界的发现，以及与外部物体产生关联的尝试。随之出现的攻击性行为源于这种简单的冲动，它引发了自身运动和向外探索的意愿。攻击性总是与“边界”联系在一起，对婴儿来说，边界就意味着：在“什么是我的”和“什么不是我的”之间建立明确的区别。

我希望我已经清楚地表明，所有人类的个体既有其相似性，也有个体差异。针对这个前提，我来聊聊攻击冲动的对立表现。

举一个例子：大胆的孩子和胆小的孩子之间，在攻击性上存在着明显对比。

大胆的孩子，其攻击倾向是公开表达攻击性和敌意，并由此释放冲动，获得解脱；而胆小的孩子，则倾向于拒绝承认“这种攻击性存在于自我之中”，他认为这些攻击性存在于自身之外的其他地方，并且害怕这种攻击性，担心它会从外部世界降临到自己身上。

第一类孩子是幸运的，因为他发现表达敌意的后果是有限的（可控的）和可消耗的（影响会渐渐减少）；而第二类孩子却从未达到满意的终点（让自己安心），而是持续地担心着麻烦的到来。在某些情况下，麻烦确实因此而存在。

有些孩子倾向于在别人的攻击行为中，发现和体验自己被控制（压抑）的攻击性冲动。这可能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方式，因为当外界的攻击动力不足时，这个类型的孩子必然通过妄想来弥补。因此，我们发现这样的孩子总是下意识地等着受迫害，甚至因为假想中的自我防卫而对妄想出来的敌手发动攻击。其实人家根本没有攻击他。这是一种疾病，但在所有儿童的发展中，都可以在某个阶段里找到这种模式。

再来看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我们把容易表达攻击性的孩子与把攻击性“藏在心里”的孩子进行对比，发现后者往往容易变得紧张、过度控制和过于严肃。自然而然地，处于压抑中的孩子，所有的冲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因此创造力也会受到抑制，因为创造力与婴儿期和儿童期的不负责任以及自由心态息息相关。

然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受压抑的孩子虽然在内心自由方面失去了一些东西，但也会有另一种收获：他的自制力开始发展，同时也会很自然地为他人考虑，并保护世界免受孩子本能的无情伤害。因为在健康的状态下，每个孩子都有能力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并有能力认同外部物体和个人。

过度自我控制的尴尬之处在于，一个善良的孩子，一个不会伤害旁人的孩子，可能会定期爆发出攻击性的情感和行为，例如发脾气，或采取某种恶毒行动，而这些行为对任何人都没有积极价值，尤其是对孩子自己，他事后甚至都不记得发生了什么。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所能做的，就是找到一些方法来度过这样一个尴尬的成长阶段，并希望随着孩子的成长，可以发展出更有意义的表达攻击性的方法。

另一个更成熟的攻击性行为的替代方案，就是孩子做梦。在梦中，破坏和杀戮都会与身体的兴奋有关，这是一种真实的体验，而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活动。能够驾驭梦境的孩子，也为各种游戏做好了准备，无论是独自一人玩耍还是与其他孩子一起游戏。如果孩子的梦中包含太多的破坏性，过于混乱，或涉及对神圣客体的严重威胁，孩子就会尖叫着醒来。这时，就需要母亲发挥她的作用：随时准备帮助孩子从噩梦中醒来，安抚孩子，帮助孩子重新建立与外部现实之间的联系。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上半个小时。不过，噩梦本身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奇异的、令人满足的经历。

在这里，我必须明确区分做梦和白日梦的区别。我指的做梦，不是在清醒状态下将幻想串联起来的白日梦。我说的做梦是做梦者在睡觉，并且可以被唤醒。梦可能会被遗忘，但它已经被梦到了，这一点很重要（还有一种真正的梦会蔓延到孩子的清醒生活中，但这是另一个故事）。

这里我谈谈游戏。游戏也可以成为表达攻击性的途径。它利用了幻想和梦的全部资源，以及更深的，甚至最深的潜意识层。我们很容易看到，儿童对象征符号的接受，在健康发展中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用一件事“代表”另一件事，其结果是大大缓解了属于**裸的事实的粗糙和尴尬的冲突。

如果一个孩子温柔地爱着母亲，同时又想吃掉她，或者当一个孩子既爱又恨父亲，却不能把恨或爱转移到叔叔身上，或者当一个孩子想摆脱一个新的婴儿，却不能通过失去一个玩具来圆满地表达这种感觉，这些都是很棘手的。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他们难以用一件事“代表”另一件事，只能自己受苦。

不过，通常情况下，孩子在婴儿早期就能接受象征符号了。象征符号的接受给孩子的生活经验提供了过渡的空间。例如，当婴儿很早就对一些特殊物体拥抱时，这个物体就是一个结合的象征，既代表他们自己也代表母亲。就像被吸吮的拇指对于婴儿一样，这个象征物本身可能会被攻击，也会被重视，是婴儿最为宝贵的财产。

游戏的前提，就是基于对符号（象征物）的接受，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它可以是儿童能够体验到的、在个人内在心理现实中可以找到的任何东西。这也是儿童不断增长的身份感的基础。这里面有攻击性，也有爱。

随着儿童个体的逐渐成熟，出现了另一种对攻击性的应对方式，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应对方式：这就是建设性。我试图描述一下这种方式。在有利于儿童发展的环境里，儿童成长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建设性的冲动。建设性冲动与儿童天性中的破坏性，以及希望对自己的破坏性负责任有关。建设性游戏的出现及保持，是儿童健康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这是一种不能被植入的东西，就像信任不能被植入一样。它的出现，是时间的作用，是儿童在父母或主要照顾者提供的环境中的全部生活经验的结果。

如果我们从孩子（或成年人）那里收回他们为亲近的人做事情的机会，或收回他们为满足家庭需求做“贡献”的机会，我们就能更清晰地看到破坏和建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所说的“贡献”是指孩子为了快乐而做事，或者为了能“像某人一样”而做事情，同时，他也发现，这件事情正是母亲的幸福或家庭运转所需要的。这就像在一个组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孩子通过假装给孩子哺乳、铺床、使用吸尘器或做糕点来参与家庭生活，满足参与的条件是这种假装被尊重和认真对待。如果孩子得到的是嘲笑，那这些参与就成了单纯的模仿，孩子就会有一种自身无能和无用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可能很容易爆发出直接的攻击性或破坏性。

即使不做类似的实验，这样的状况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一再出现，因为没有人明白，相比较于“接受”，孩子更需要“付出”。

我们将看到，一个健康婴儿最初的活动特点，就是无指向性的自然运动和对物体的随意碰撞；渐渐地，婴儿开始为了愤怒、仇恨、报复而有意识地做这些运动，以及（包括但不限于）尖叫、吐口水、尿尿和排便。孩子开始意识到会同时产生爱和恨（攻击冲动），还要学会接受这种矛盾的存在。体现爱恨交加的一个最重要的例子，就是咬人的冲动，在婴儿大约5个月后，这种冲动的意义就表现出来了：最终，它演变成了与吃各种食物有关的享受。而它的最初原型，就是一个好客体——母亲的身体——能让婴儿产生咬人的想法，并兴奋地去咬。此后，食物被当成母亲身体（也可以是父亲或任何其他被爱的人的身体）的象征而被接受。

这一切的发展过程都非常复杂，婴儿和儿童需要用大量的时间来寻找攻击性和兴奋点，并进一步学习如何控制它们，而不至于在需要的时候失去攻击的能力，无论是憎恨还是爱。

奥斯卡·王尔德说：“每个人都要杀死他所爱的东西。”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在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步接受伤害。在儿童护理方面，我们发现儿童倾向于爱他们所伤害的东西。伤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儿童生活的一部分，问题是：你的孩子将如何找到利用这些攻击性力量的方法，来完成生活、爱、游戏和（最终）工作的任务？

这还不是全部。还有一个问题：攻击性的起源点在哪里？

我们已经看到，在新生婴儿的发育过程中，有最初潜意识的自然运动或尖叫，这些可能是快乐的，但它们并不构成真正的攻击性，因为婴儿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然而，我们想知道，在很早的时候，一个婴儿是如何产生“破坏这个世界”的想法的。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种婴儿期“未融合”的破坏（甚至摧毁）的残留物，实际上可能会真实地破坏我们的生活和热爱的世界。在婴儿期的魔法中，世界可以通过闭上眼睛而被消灭，也可以通过新的目光和新的需求而被重新创造。而毒药和爆炸性武器则给婴儿期的魔法带来了一个与魔法截然相反的现实。这些武器所造成的破坏，是无法被婴儿期的魔法所修复的。

绝大多数婴儿在最初阶段都得到了足够好的照顾，从而在人格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整合，完全无意义的、大规模的破坏性风险也就变得不太可能了。要预防这种毁灭世界的风险，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父母在家庭生活中为促进每个婴儿的成熟所扮演的角色；特别是要学会评估母亲在最初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在这个阶段，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从纯粹的身体接触转变为婴儿与母亲态度之间的关系，也因此，纯粹的身体关系开始被情感因素所丰富和复杂化。

但问题是：我们是否知道这种力量的起源？它是人类固有的、破坏性活动的基础，还是继发的、源于自我控制的痛苦？这一切的背后其实就是神奇的幻灭。这是婴儿发展早期阶段的正常现象，并与神奇的创造并驾齐驱。对所有物体的原始创造或幻灭都属于这样一个事实（对婴儿来说）：物体从“我的一部分”变为“非我”，从主观现象变为客观感知。通常情况下，这种变化是通过微妙的梯度发生的，它会跟随发展中的婴儿逐渐变化，但如果婴儿遇上的是存在身心缺陷的母亲，那么这些变化就可能以婴儿无法预测的方式，非常突兀地发生。

母亲以一种敏感的方式，引领婴儿度过早期发展这一重要阶段，母亲给婴儿充分的时间，让他获得各种方法来处理来自一个掌控之外的世界的冲击——原本婴儿以为整个世界都在自己神奇的掌控之下。

认识到存在着一个不在他控制范围内的世界，这对于婴儿是一件极其震撼，也需要学习应对和处理的事情。

如果允许婴儿成熟的时间很充分，婴儿就会变得有能力进行破坏，能够仇恨、踢打和尖叫，而不是简单粗暴地用魔法消灭这个世界。这样一来，攻击性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成就。与魔法毁灭相比，攻击性的想法和行为更具有积极的价值，如果我们牢记个人情感发展的整个过程，特别是早期阶段，我们就能看懂为什么仇恨成了文明的标志。

在这本书中，我努力试图说明生命发展的这些微妙阶段，当有足够好的母亲和足够好的家庭时，大多数婴儿确实获得了健康和能力，把魔法控制和破坏、摧毁放在一边，享受他们身上的攻击性，以及所有温柔的人际关系和丰富的内在世界，以此构筑他们的童年生活。

(1) 本章内容的主体部分摘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作者是完成该报告的专家小组成员之一，因此本章不完全是他的作品。本书的英文原版中没有标著文献名及该专家小组其他成员的名字，因此无法列示，特此说明。——编者注

(2) 压抑（repression）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是个体受挫后将痛苦的记忆、情感与冲动排斥到意识之外，暂时缓解焦虑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

(3) 抱持（holding），温尼科特提出的抱持，是指母亲能满足婴儿早期的各种需要，这个需要既是指对身体的抱持、保护，也是指对精神的支撑、涵养。

(4) 弗洛伊德在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认为，人的生命动力只有两个来源：力比多和攻击性。但是后来的精神分析学者将之扩展为力比多、攻击性、关系、自恋四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