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能对教师说些什么呢？显然，他不能教他如何教学，而且没有人希望教师对学生采取治疗的态度。学生不是病人。至少，当他们在接受教育时，对于老师来说，他们不是病人。

如果一个医生来调查教育领域，他很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在医疗实践中，医生的全部工作都是基于诊断；教学工作中有什么与此相对应的环节吗？

诊断对医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三四十年前是医学教育的高峰期，在医学院里曾经有一种倾向，即关注治疗而忽视诊断，或者把诊断放入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这个时期，治疗是主要的教学内容。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疗效显著的治疗方法——青霉素、安全手术、白喉疫苗等，公众因此被误导，以为医学实践得到了很大进步，殊不知正是这些进步在威胁优质医学的基础——准确的诊断。

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发烧了，医生给他注射了抗生素，然后病人就好了，他认为自己得到了很好的服务。但从系统的角度来看，这个案例是一个悲剧，因为医生仅仅依靠药物反应解除了症状，却让必要的诊断缺失了，错过了寻找症状根源的机会，其实是在盲目治疗。在科学基础上的诊断是我们医学遗产中最宝贵的部分，是诊断将医学专业与信仰治疗、整骨治疗等我们想要药到病除时会去找的那些人区分开来。

问题是，当我们以系统诊疗的视角来看一看与之相对应的教师职业时，我们能看到什么？很有可能我是错的，但我觉得有必要说：我在教学中很少能看到真正如医生一般深思熟虑的诊断。在我与教师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经常被这样的情况所困扰：孩子们都是在没有经过诊断的情况下开始接受教育。可能有明显例外的情况，但我认为，一般来说，这个说法是成立的。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在教学领域，在孩子接受教育之前先对他进行认真的诊断，这种做法是可取的。

我们首先来看看，在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什么。

每所学校都有一个取舍标准：如果一个孩子令人讨厌，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被赶走，要么被开除，要么通过间接的压力被清理出去。这对学校来说是好事，但对孩子来说却是坏事。大多数教师都会同意这种做法：最好是在学校委员会或校长“发现一个不适合接收的孩子”时，从一开始就把这孩子淘汰。然而，即使是校长也很难确定，在拒绝接收有疑问的孩子的同时，是否会将特别有潜质的孩子拒之门外。如何评判孩子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呢？如果有一种科学的方法可以用来选择学生，那么无疑会被学校广泛使用。

今天，我们衡量智力的科学方法已经普及，即智商（IQ）测试。这种测试已经众所周知，而且被采用的场合也越来越多，它们已经被赋予了比它们所具有的内涵更多的意义。智商在量表两端的数值是有价值的。通过这些精密的测试，我们可以了解一个成绩不好的孩子是否存在智力缺陷。如果他的智力是能够达到平均水平的，那么他的坏成绩就是在表明，他的情绪困扰正妨碍着他——如果不是教学方法上的错误的话。知道一个孩子在智力上远远低于平均水平也是很有帮助的，这个测试如果表明他有一个存在缺陷的大脑，那我们就必须接受他不能从正常的教育中受益的事实，因为这些教育是为大脑正常的孩子设计的。

而那些有明显精神缺陷的孩子，往往在进行智商测试之前诊断就相当明显了。人们普遍认为，为智力迟缓的孩子提供特殊学校，为发育明显落后的孩子提供职业培训中心，是教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测试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不错，是可以用于诊断的科学方法。然而大多数教师认为，他们的班级中既有聪明的孩子，也有不太聪明的孩子，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班级不是特别大，他们自然而然会适应学生的不同需要，尽量针对孩子进行个别工作。困扰教师的不是孩子们不同的智力，而是他们不同的情感需求。同样是教学，有些孩子喜欢老师把东西塞进他们的嘴里，而另一些孩子则只能以自己的速度和方式学习，几乎像在进行一项秘密工作，不让别人窥视。

在纪律方面，则各个群体之间差异巨大，没有什么规则可以适应所有情况。如果仁慈在一所学校起作用，在另一所学校则可能失败。自由、仁慈和宽容也会存在弊端，就像严厉的气氛存在弊端一样。

还有就是各种儿童的情感需求问题。不同孩子对教师人格的依赖程度不同，儿童对教师的个人情感的原始与成熟程度也不同。尽管大多数好老师会设法把它们分类并进行分别处理，但他们常常感到，为了其他许多孩子，有时必须剥夺一两个孩子的明显需求。因为如果要适应这一两个孩子的特殊需要，其他大多数孩子的正常需求就会受到影响。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日复一日地盘踞在教师的头脑里。而医生的建议是，可以通过诊断，在这些问题上做更多的事情。也许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对孩子的诊断和分类没有做到足够好。因此下面的建议可能会对学校和老师有所帮助。

在任何一个儿童群体中，都有从令人满意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和从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家庭出来的孩子。前者自然会利用自己的家庭来发展他们的情感。在儿童时期，最重要的测试和示范都是在家里进行的，良好家庭出来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有能力并且愿意承担责任。这些孩子来到学校，是为了丰富他们的生活，他们希望学习知识，即使学习过程枯燥乏味，他们也希望每天有固定的时间来努力学习，这将使他们通过考试，最终能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从事某种职业。他们也期待各种游戏，因为这些游戏在家里是很难进行的，但从普遍意义上说，游戏还是属于家庭生活的附加物。

相比之下，从不令人满意的家庭出来的那些孩子，来学校是为了另一个目的。他们希望学校提供他们家庭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他们来学校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从学校找到一个“家”。这意味着他们在寻求一个稳定的情感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他们可以锻炼自己情绪的稳定性——一个让他们有归属感、可以逐渐成为其中一员的群体，一个可以测试对攻击性的承受和容忍程度的群体。

多么奇怪，这两种儿童竟然都会在同一个班级、同一个教室里找到自己。

教师们会逐渐发现自己的气质更适合于哪种管教方式。

第一类儿童，也就是生活在自己满意的家庭中的儿童（或者对于寄宿学校的儿童来说，是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好家庭），他们需求的重点是学科指导，对老师的要求是进行适当的、令人满意的教学。

而另一类没有满意家庭的儿童，需要的是有组织的学校生活，包括适当的人员安排、有规律的饮食、着装管理、对儿童情绪的引导以及对他们顺从或不合作的极端情况的恰当应对。这里的重点是管理与教养。在这种工作中，选择教师的首要条件应该是性格稳定，或者老师自己的私人生活令人满意，而不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讲授算术。

而这些工作，必须在小团体中进行。如果有太多的孩子只由一名老师照顾，那么老师如何能够了解每个孩子的个人情况，如何能够为每天的变化做好准备，又如何能够分辨孩子的反抗是有意识地试探权威，还是潜意识的病态躁狂？

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学校必须采取措施，为这些孩子提供一个替代家庭生活的宿舍，只有这样，学校才有机会进行一些真正的教导。在小型宿舍中，由于群体规模小，每个孩子都可以在一段较长时间内由固定的工作人员以个人方式进行管教，这将带来巨大的收益。工作人员与每个孩子的家庭生活建立联系，本身就是一件棘手和耗费时间的事情，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在管理这些孩子时需要避免大群体。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考虑对私立学校进行分类，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有各种类型的学校，也有各种类型的男女校长，通过中介和宣传，家长们对学校进行分类，按孩子的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就可以帮助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校。

然而，如果只有公立学校可供选择，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家只能以一种相对盲目的方式来进行学校管理，儿童必须在他们居住的社区附近接受教育，而且很难说社区是否有足够的学校资源来满足孩子的极端需求。国家可以掌握存在心智缺陷的儿童和聪明儿童之间的区别，也可以注意到一些明显的反社会行为，但要把有良好家庭的儿童和没有良好家庭的儿童区分开来——这是很微妙的事情——就非常困难。如果国家竭力要将好的家庭和坏的家庭区分开来，就很可能出现一些严重的失误，干扰到那些不遵循传统，也不喜欢表现自己优点的父母，让他们因为不够循规蹈矩而被误分到不好的家庭之列，而实际上他们的教育并不赖。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对家庭环境的判断依旧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实。极端情况本身就能说明问题。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反社会的孩子，其家庭也很可能存在某种原因的失败，需要特殊的管理。而所谓的“正常”儿童也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家庭可以应付孩子的正常发展，对他们来说，教育是一个受欢迎的补充；另一类则是期望从学校得到他们自己家庭所缺乏的、孩子成长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还存在一种更加复杂的情况：有些问题儿童实际上有一个良好的家庭，但由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困难，他们无法利用这个家庭。许多有几个孩子的家庭都会出现一个在家里无法管理的孩子。不过，为了说明问题，把那些家庭中可以应付成长需要的孩子和那些家庭中不能应付成长需要的孩子区分开来，是一种合理的简化。

在对这个主题更进一步的讨论中，有必要区分两种儿童：一种是在早期发展良好，后期的家庭却让他们失望的儿童；另一种是根本没有得到过令人满意照料的儿童，甚至在婴儿早期，孩子也没有被很好地照料。这些孩子的父母原本可以为孩子提供成长必需的条件，但突然出现的一些事情打断了这一过程，例如亲人手术、长期住院、母亲因病突然离世，等等。

在这一章，我试图简单地说明教学也可以很好地以诊断为基础来开展工作，就像医生一样。这里，我只选择了一种分类方法来说明我的意思，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也许是更重要的儿童分类方法。根据年龄和性别进行分类，这种方法在教师中已经有很多讨论。进一步的分类可以根据人格类型进行，这很有益处。把性格孤僻、心事重重的孩子和性格外向、爱出风头的孩子放在一起教，是很奇怪的事情；把同样的教学内容给接受能力明显不同的孩子，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一个处于抑郁阶段的孩子和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进行同样的教育，是很奇怪的事情；用同一种方法，希望它既能约束孩子的兴奋，又能对抗起伏不定的抑郁波动，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当然，老师们也会凭自己的直觉，使他们的教学方法适应他们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分类和诊断的想法可能已经过时了。这里提出的建议是，教学应该以正式诊断为基础，就像良好的医疗诊断一样，仅凭那些特别有天赋的教师的直觉来理解整个教育行业是不够的。在国家教育计划的制订与推广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国家计划总是倾向于忽略个人因素，而通过公认的理论和实践，使行业产生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