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进青年元稹:乐天谓我心忧,知我何求(1 / 1)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唐代诗人元稹能诗能文,这句被人们经常引用的诗句为元稹树立了坚贞不渝的人设。然而走近他,却能发现他另外的很多面:他是爱情里应被讨伐的“渣男”,抛弃旧爱另娶新欢的是他,取次花丛懒回顾的也是他;他是目的明确的考试达人,虽报考的考试难度系数不高,但却总能拿最令人瞩目的名次;他是诗歌历史上新乐府诗的领军人物,与白居易组成“元白”组合,出道至今仍影响力颇深,还留下唱和作品供粉丝复习。

回头仔细看看青春时期的元稹,抛却不值得称颂的爱情观,让人留意更多的是伴随他一生的美好友情。无论得意还是风光,不管贫穷还是困难,他与白居易的友谊巨轮永远不沉。

01

元稹是北魏皇室后裔,根据他后来在《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中所写,他的祖先是北魏的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我系祖有魏昭成皇帝,后嗣失国,今称河南洛阳人焉。”

但这个身份对于生于唐代宗年间的他来说,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优势。元稹的父亲在他8岁那年去世,只留母亲一人抚养他。居住在洛阳的元氏一家世代为官,到了元稹这一辈,虽然父亲早亡,但母亲并没有因此令元稹放弃学业,少年元稹早早就对科举考试做了充分的准备。根据《旧唐书》中记载,元稹也是个儿童时期就成才的典型:“稹8岁丧父。其母郑夫人,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自授书,教之书学。稹9岁能属文……”

元稹的人生目标很明确——考科举,走仕途。他在这方面很有自己的打算,唐代科举科目众多,其中比较热门的考试科目是进士科和明经科。

元稹在用功读书之余细细分析,他知道,进士科竞争压力大,考试难度高。当时大家都说,如果一个人30岁考试通过明经科,算是通过明经考试中的老考生;而进士科相对来说更难通过,因此如果有人50岁能通过进士科的考试,就算是应试人群中较为年轻的考生,这就是当时的人们形容的“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此时15岁的元稹为了快点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果断放弃了当时朝廷最为看重的进士科考试,转而选择参加了明经科的考试。

在明经科考试中,分别可以选择二经、三经和五经等。其中元稹考的二经,材料范围限定在《礼记》与《尚书》中。

根据《新唐书·选举志》中的记载,明经科的考试主要分为笔试和口试,需要经过三轮考试。以元稹考的二经为例,通过几轮考试,测试考生对《礼记》和《尚书》的熟悉程度、理解能力以及结合时事对政治的应用,借此遴选出优秀的考生:“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

在这样的明经科考试中,元稹以扎实的基础应试,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成功了。

然而,鉴于相对难考的进士科更吸引朝廷的目光,明经科的成功便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元稹虽然少年及第,成功通过公务员考试,但并没有就此进入官场,他还需要静静等待守选。

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选而后释褐。

——〔宋〕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唐制举情形》

于是考试通过后的他,成了京城合法的无业游民,排队等着吏部安排。

好在15岁的元稹心态好,知道自己还有许多学习的机会。

祖上世代为官的出身,让元稹有充足的材料学习如何走进官场,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元稹开启了他的诗歌生涯。后来元稹在自己的文章《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提起此阶段,还记得自己的学习经历:“年十有五,得明经出身,自是苦心为文,夙夜强学。”

02

许多年后,一心扑在公务员考试上的元稹,参加了吏部的书判拔萃科考试。在考试中,元稹再一次取得好成绩,这一次他如愿以偿踏入官场,有了实际职务。

这一年他24岁,正式成为秘书省的校书郎。

这一次的书判拔萃科考试对元稹意义重大,因为他正是在此时与一生志同道合的友人白居易结下了缘分,两人因仕途理想而走到一起,并在今后互相为对方加油、打气。后来元稹还记起了这一份荣耀,在诗《赠吕三校书》中写下两句,诉说着他的少年风流:“同年同拜校书郎,触处潜行烂熳狂。共占花园争赵辟,竞添钱贯定秋娘。”

元稹是得意的,在考试之道这上面,年轻的他可以说是个高手。三年后,朝廷为了选拔人才,开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在参加考试的十八个人中脱颖而出,荣登榜首。因此,他成功升迁,官职由九品的校书郎,升至八品左拾遗。这是元稹27岁的一大喜事,而令他十分开心的还有一件事:与他一同备考的白居易也在通过的名单上。

03

这一对同为秘书省校书郎的好友,共同经历了一段备考的日子,成功通过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元稹是第一名,白居易是第二名,两人一同走上升职加薪的光明大道。

元稹是一个目标明确的人,少年时期他一心要入仕途,如今心愿已偿;接下来他的愿望就是获得皇帝的赏识,在官场上有一番作为。

此时的元稹正值现在大学研究生刚毕业的年纪,却已经在京为官,还是八品左拾遗,有机会在皇帝面前露脸,可以说是前途无量。

左拾遗主要负责提建议。比如皇帝做出的政治决策,凡是发现不恰当的地方,左拾遗都可以上书言明,这份工作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谏官。

元稹认真分析了朝政的各个方面,给宪宗皇帝上书多次,很快就引起了皇帝的注意,宪宗便亲自见了这位年轻的谏官一面。

他做了他分内的事,按道理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官场利益复杂,元稹并没有考虑到,他的某一条建议很可能触动其他权势集团盘根错节的利益。

就这样,职场新丁元稹,本来要做一番大事业,好一路升迁,却因为权贵们的打压,不幸被贬。

这对元稹的打击是巨大的,被贬后的他还没来得及从灰暗的心态中走出来,世界又变得一片惨白——元稹的母亲去世了。

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的父母一方去世,必须立刻停止现有的所有职务,回到家乡为亡故的父亲或母亲守孝,期限是三年。这样一来,原本野心勃勃的元稹,事业被按下了暂停键。

好在按在元稹事业上的只是暂停键,而不是结束键。

三年守孝期满后,元稹重回朝堂。上一次的打击并没有消磨他奋发的心气儿,他依旧满怀热情。

此时的元稹30岁,正义感爆棚,再一次得罪了不少当朝的官吏。不过一直以来,他的挚友白居易都十分赞成他的做法,此次更是在诗中高调称赞了他。

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轶,举必指佞臣。

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

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

——〔唐〕白居易《赠樊著作》

在白居易的诗中,能看出他是元稹的知己。《诗经·王风·黍离》中有一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白居易虽未能时常在元稹身边看他的一举一动,却总能最大程度地理解他的心思和用意。

他们是步伐相当的仕途行路者,在官场上他们价值观相似,又难得两人心中的天平一致,因此成了一对彼此珍重的伙伴。正如白居易所说,元稹对弱势群体的关照深得人心。但是与此同时,这样的做法令一部分权贵十分不满。不久后,元稹又再次经历了和三年前类似的打压和排挤,再一次被贬。

我们常在电视剧中看见,入宫前那么要好的两个姐妹,最后为了利益反目成仇、互相陷害,而元稹与白居易这一对伙伴在官场浮沉中,关系则愈发牢固起来。在元稹被贬期间,白居易据理力争,上书皇帝为元稹申冤。

04

此前,白居易在元稹第一次被贬后,一边默默帮助元稹度过烦忧的日子,一边在官场中努力工作,从县尉升到翰林学士,再到左拾遗,正是当年元稹的职务。如今,元稹重回官场却二次被贬,白居易没有放弃这一份关于正义的坚持,他大胆上书,希望能将好友从绝境中拉出来。

然而事与愿违,白居易的奏书到了皇帝案头,却没有什么动静。

元稹一心为冤案主持公道,却最后身陷囹圄,不由令人愤怒。于是,白居易写下千字长诗《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一面表达思念,一面叙述不满:

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肺腑都无隔,形骸两不羁。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

……

此日空搔首,何人共解颐。病多知夜永,年长觉秋悲。

不饮长如醉,加餐亦似饥。狂吟一千字,因使寄微之。

——〔唐〕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

如果说在元稹的这一段艰难时光里,有一个人能与他怀有一样的忧虑,那这个人就是白居易。

除了写下千字长诗,一想到好友无辜被贬,白居易也为自己的未来而深深担忧着。他常在深夜想起那个与自己共同备考的年轻人,在迷茫无措的同时,想着如果这人能在面前与自己探讨一二,想必能有不少收获吧,可惜可叹,心绪万端。

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

五声宫漏初鸣后,一点窗灯欲灭时。

——〔唐〕白居易《禁中夜作书与元九》

此时元稹正经历着他人生的第一段艰难时光,那个目标明确、敢想敢干的年轻人忍受着冤屈,学着与利益交织的黑暗面共处。幸好在这段时间里,有一个人一直在支持他。

这个在元稹青春最得意的时光里与他结识的友人,在他的低谷时期依旧愿意以书信唱和的方式与他同行,从此一生并肩。

正是相识于春风得意之时,相交于危难之际。

纵观整个古代历史,这都是难得一见的。元稹与白居易的书信往来,见证了这段真挚的友情。

后来,元稹与白居易前后经历了贬谪,官场起伏让二人的书信往来更为密切。宋人张表臣在《珊瑚钩诗话》中提起两人的往来诗作时,认为唱和类的诗从元稹与白居易这里,开始讲究起了步韵:“前人作诗,未始和韵。自唐白乐天为杭州刺史,元微之为浙东观察,往来置邮筒倡和,始依韵。”

可见元稹与白居易因唱和往来而留下的作品,在很多领域都有相当的研究意义。

除了相似的事业经历,青春时期的元稹还和白居易为着共同的文学、政治主张而努力。

元稹十分赞成白居易提出的新乐府概念,经过多次酝酿筹备与整理,他与另外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张籍、王建等,共同发起了写“新乐府”这一行动。

所谓“新乐府”,要求诗人的作品具有现实意义,可以理解为将时事报道与诗歌结合起来,用曾经乐府诗的体裁来承载,形成新式的乐府诗。元稹在少年时期就喜欢杜甫的诗作,这一点又与好友白居易不谋而合。

之后,元稹给白居易写下《叙诗寄乐天书》,其中谈起自己的文学观点,勾起了白居易的思绪,他回信给元稹,留下一封《与元九书》。

在白居易给元稹的信件中,一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成为后来“新乐府”的中心思想。他们曾是长安风流无限好的青年俊杰,是青春最美时光中彼此的见证者。

两人怀有一样的理想抱负,因此互相理解,自有一份默契。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唐〕元稹《梁州梦》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

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唐〕白居易《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青春时期相识的好友,共同经历宦海沉浮,互相打气、互为知己的同时,还共谋发展、成就彼此。人们说“好的爱情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想来好的友情亦是如此。希望年少时期遇见的友人,都如元稹与白居易那样,是彼此珍视理解、共同进步的知己。毕竟,知道生命中经受的磨难还能被人惦念,是最幸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