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哲学有靠人之思与辩。

思与感相对。在西洋很早的时候，希腊哲学家已看清楚思与感之分别，在中国哲学家中，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上）他把心与耳目之官相对待。心能思，而耳目则不能思，耳目只能感。孟子说这段话的时候，他说及心，只注重其能思，他说及思，亦只注意于其道德的意义。照我们的看法，思是心之一重要的活动，但心不止能思，心亦能感。不过思与感之对比，就知识方面说，是极重要的。我们的知识之官能可分为两种，即能思者，与能感者。能思者是我们的理智，能感者所谓耳目之官，即其一种。

普通说到思字，总容易联想到所谓胡思乱想之思。我们常有幻想，或所谓昼梦，在其中我们似见有许多事物，连续出现，如在心中演电影然。普通亦以之为思，然非此所谓思。幻想或昼梦，可名为想，不可名为思。思与普通所谓想象亦不同。我们于不见一方的物之时，我们可想象一方的物。但“方”则不可想象，不可感，只可思。反过来说，一方的物，只可为我们所感，所想象，而不可为我们所思。譬如我们见一方的物，我们说：“这是方的。”“这”是这个物，是可感的，是可想象的，但“方”则只可思，而不可感，亦不可想象。在我们普通的言语中，我们亦常说：某某事不可想象，例如我们说：战争所予人之苦痛是不可想象的。这不过是说：战争所予人之苦痛，是我们所从未曾经验过者；凡想象皆根据过去经验，我们对于战争之苦痛，既无经验，所以它对于我们，亦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所从未经验过者，并不一定是不可经验的。而“方”则是不可经验的。可经验者是这个或那个方的物，而不是“方”。

思之活动，为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总括及解释。例如我们见一方的物，我们说：“这是方的。”此一命题可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普通逻辑中所说对于命题之内涵的解释。照这一种解释，我们说“这是方的”，即是说“这”有“方”之性；或是说“这”是依照“方”之理者。我们刚才所说之“方”即是指“方”之理说。关于“方”之理或其他理，我们以后详说。现只说我们说“这是方的”之时，我们的意思，若是说“这”有方之性，则我们所以能得此命题者，即因我们的思之官能，将“这”加以分析，而见其有许多性，并于其许多性中，特提出其“方”之性，于是我们乃得到“这是方的”之命题，于是我们乃能说“这是方的”。此即所谓作理智的分析。何以谓为理智的分析？因为这种分析，只于思中行之。思是理智的，所以说这种分析，是理智的分析。

“这是方的”之命题之另一种解释，是普通逻辑中所谓对于命题之外延的解释。照这种解释，我们说“这是方的”，即是说“这”是属于方的物之类中。依此解释，则我们所以有此命题，乃我们知有一方的物之类。我们不知在实际中果有方的物若干，但我们可思一方的物之类，将所有方的物，一概包括。我们并可思及一类，其类中并没有实际的分子。此即逻辑中所谓零类或空类。例如我们可思及一绝对地方的物之类。但绝对地方的物，实际中是没有的。我们并可思一类，其中的分子，实际中有否，我们并不知之。例如我们可思及“火星上的人”之类。我们并不知火星上果有人否，但我们可思及此类，如火星上有人，则此类即将其一概包括。此即所谓作理智的总括。何以谓为理智的总括？因为这种总括，亦惟于思中行之。

如此看来，我们的思，分析则细入毫芒；总括则贯通各时各地。程明道的诗“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可以为我们的思咏了。因我们的思对于经验作理智的分析及总括，我们因之对于真际有一番理智的了解，此即所谓作理智的解释。何以谓为理智的解释？因此解释亦只于思中行之，而且亦只思能领会之。

上文说：哲学之存在，靠人之思与辩。辩是以名言辩论。哲学是说出或写出之道理。此说出或写出即是辩，而所以得到此道理，则由于思。有人谓：哲学所讲者中有些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此点我们亦承认之。例如《新理学》第二章中所说之“真元之气”，即绝对的料，即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第一章中所说之“大一”，亦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但真元之气，大一，并不是哲学，并不是一种学问。真元之气只是真元之气，大一只是大一。主有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对于不可思议者，仍有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仍有言说。若无思议言说，则虽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有完全的了解，亦无哲学。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不是哲学，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方是哲学。佛教之全部哲学，即是对于不可思议者之思议，对于不可言说者之言说。若无此，则即只有佛教而无佛教哲学。

（选自《新理学》，1939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