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黄昏到来前，编辑们一个两个地下班了，手头的稿纸摞起来，“啪嗒”一声关掉绿色灯罩下的橘色灯光。办公室相继暗下去。连接办公室的走廊逐条撤空。保安在固定钟点出现，这里唯有文化，无惊无险，等他以散漫的态度巡过楼，一层留好一盏灯，天便全黑了。出版社所在的小建筑物里静静的。小说家这时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

他出了阁楼往下走，走完一节黑色大理石楼梯，一转折，走另一节，来到下一层。他走过无人的走廊，走在装饰着细腻雕花的天花板以及古典吊灯下。数间紧闭房门的办公室，他经过了。到了走廊尽头，他停住。十四扇窄窗连成大半面墙，从这里，看到小马路上栽成行的梧桐树。春天到秋天，绿意渐浓又渐淡；冬天，只有枯枝干。绿叶成荫时，每逢刮大风，在窗里持续观看树叶摇动，容易头晕，仿佛身在一艘大船上，正行驶过梧桐树叶的海浪。此刻是冬天夜晚，风平浪静，他看了一会儿几乎和窗齐平的光光的树顶。他接着下楼梯，把每一层楼游**游**，在每道走廊尽头，他都停步看风景。梧桐树的树顶。梧桐树的高枝。梧桐树的低枝。梧桐树低处的粗树干。小说家到了一楼，值班保安，就是刚刚巡楼的那一个，坐在胡桃木色的台子后面，他要在无聊的自由中枯坐到八九点，其间看看报纸，饮饮茶，最后做一次巡视，就窝到休息室里不出来了。

保安早就听着出版社里仅剩的脚步声，橐橐，橐橐，从头顶开始，回声响彻整栋楼。几十年前，保安还年轻，刚来工作，他必须从小说家的谈话中才能得知对方今天写了几行字，过几年他可以从小说家的脸色上猜出来，现在他经验已丰，只要一听脚步声，一切便都了然于胸。他写得多时，因为满足而走路慢，他写得少时，因为背负的苦恼重而走路慢，总之他走得慢，但保安懂得差别。“今天他写得很不少。”保安先是依据声音做判断，见到小说家迈下最末一级台阶时，他补充想，“最近一直写得多，写得很顺利。”保安是除老社长外最了解小说家的人，这个事实，他们三个人从始至终不知道。

两人简略地问好。小说家站在门里紧一紧旧大衣的领口，随后推门出去，走到出版社外面那条颇有吸引力的小马路上。他路过刚从高中低不同视角看过的梧桐树，又以行人视角再次看了看树，反正小说家该从各种角度看待同一事物，并永远不应当生厌。他出门是要去吃晚饭。吃过饭，他将做一次长散步，然后回到出版社，回到阁楼上。

小说家定居在出版社。

很多很多年之前，小说家向出版社要下一间办公室。在拥有办公室之前，他曾经在这里出版过处女作，一本畅销书。在出版这本书之前，谁都不看好这本书，谁也都不看好他这个人。负责他的编辑不咸不淡地对付他，因为像他这种作者多的是，没理由对他特别期许。

但是这本书的命运好。它不温不火地销售了半年多，突然契合上一个社会话题而走红，库存一销而光，马上加印了又加印。小说家受邀上过几回访谈节目，给人谈不上好坏的极其飘忽的印象，不过这不重要。紧跟着，他的小说卖出电影版权，在三流电影导演的口中，他的才华要比他本人承认得多。电影拍得平平，可又确实带动新一波销量，将小说家推上畅销书作者的榜单上游。小说家趁着余勇，出版第二本书，销量为畅销书的七分之一，不够好，但也说得过去。他就是在写第三本书时，请求签下他的社长暂时提供他一小块写作的地方。社长不是拘泥条规的人，爱交朋友。小说家在那时具备当朋友的资格了，他们讨论过，在新书完成后，三本书要做成会引起关注、赢得奖项并卖得动的三部曲套装出售，尽管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一个恰当的命名会掩饰问题。小说家创新地建议，房租可以和新书预订金相互抵销，社长同意了。

“在出版社写作，一定是很好的。”社长举出上一代八个名作家的名字，“……像他们。以前的作家都是出版社的好朋友，双方超越了金钱往来的关系，作家常和要好的编辑走动、交流，得到好的建议，写出好书。”

“是啊。”小说家说。他不太想讲人际关系，主要诉说他的租房初衷，“早晨九点来，晚上五点走，每天不受打扰，有规律地写作。我想试一试这样的生活。”

社长赞同：“那一定是很好的。写书没有别的法子，写一百个一百字才有一万字，写二十个一万字才有二十万字，如此才成为一本书。与其说作家掏出了二十万字的天赋，不如说进行了二十万字有效的工作。作家需要好好工作。”

小说家说：“是这样。”

社长带他走了几层楼。楼梯栏杆每隔一段装饰着弯弯曲曲的铜制的艺术化线条，抵到他们脚边。他们的皮鞋以四个步点轮流敲击黑色大理石，像两双手弹奏钢琴的黑键。他们走了一节楼梯，又走一节，再走几节，最后来到顶楼。“这里不错。”阁楼上的房间小，有个倾斜的顶，高处人能好好走路，最低的地方假如摆张书桌，人走近那儿离开那儿都要弯腰，坐在书桌跟前会坐得牢，能好好写。他由衷感谢：“是工作的好地方。”

当初梧桐树还不够高，要从阁楼连下两层楼，从那层楼的走廊窗前恰好可平视树顶。从树顶再走下一层楼，就到了观赏梧桐树高枝的最佳楼层，这层走廊最靠里是茶歇室，他以乔迁新居报答房东的心情，赠送出版社一台中档咖啡机，就摆在那里，用它替换掉了可怕的速溶咖啡。不同品质的咖啡豆，他也曾提供过很长一阵。每天下午，当写出点什么后，他下楼做一杯咖啡喝，物物交换似的吃茶歇室常备的小饼干。因为咖啡需求量大，出版社后来自购豆子，那不合他口味，他便不来喝咖啡，但仍来吃小饼干，还有彩色软糖。在楼梯上，在饼干和软糖附近，编辑们和他闲聊，双方都清楚一些话题不要谈：今天写了多少字？已经写了多少字？哪一天会写完？编辑们的共识：随便他，急也没有用，谈了会尴尬。他们不太诚恳但求客气，聊聊今天天气和文坛气象，便去各忙各的。

小说家一开始的工作时间的确和编辑同步，上午九点至下午五点。编辑们在梧桐小道上，时常见到他若有所思的背影，他背着公文包，穿戴整齐，像他们一样上班下班。一段时间后，他的工作时间被调成上午八点至下午六点，朝与夕，只有勤奋的编辑才会在梧桐小道上见着他。又过一段时间，他将时间再往两头延长，成为上午七点至下午七点，这时编辑们既看不到他来，也看不到他走，他给人每天腾空出现在小楼里的印象。周末他也照常出现。节日他也照常出现。一次偶然的通宵，为后面更多次的通宵开了头，他越来越长时间地待在出版社，蜷缩在阁楼一张长沙发上睡觉，也买了简易衣柜放他不多的衣服。最后他昼夜都在。编辑们，特别是在他之后加入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抹不去一种错觉：小说家并非客人，他和这栋房子合二为一，是这里的主人，地位高于社长。

三部曲的第三部，迟迟未能完成。

社长口头将租约延期两次：“你再住住，再写一写。为了写出好作品，那不要紧。”之后索性闭口不提，任由他一直住下去。原因之一是，小说家住在闲置房间，出版社没有产生成本。二是为了成就一种美谈。只要机会合宜，社长就主动向记者提到，某某小说家常住我社一心写作，自己作为出版人从来是全力支持。他相信此种美谈经过时间会酝酿得更美，日后小说一旦完成并且大卖，人人都会高兴谈论它。

如果说前两点反映了一个生意人必不可少的算计心，那么第三个理由是单纯的、高尚的——社长欣赏小说家。不出几年，他们结为真正的挚友。在社长心里，兑现文学梦的正是小说家这种人，他认识数不胜数的大小作家，写作的道德没人及他十分之一。小说家刻苦创作，达到了舍弃人生其余一切的地步，达到了物质上只要求一小格空间栖身的地步，达到了意志不为时间动摇的地步，这叫社长产生敬意。

小说家在出版社上下走动，即使这么多年都没有交出作品，也并不显露愧色，保持着自在与潇洒的形象。而一躲进社长办公室，两人关起门，他的痛苦就从面具背后源源不绝地落出来，掉在衣服上、膝盖上、地板上，烟灰一般散落得到处都是。他的心扉，唯有向社长，向在创作道路上常年与自己结伴同行的朋友敞开。

“那个人……”小说家无力地倒在椅子上。进社时他高大壮实，与通常瘦弱的编辑们像两个物种，坐下时能把椅子填满，此后身体渐薄渐小，屁股周围渐渐留出一大圈蓝色椅垫。他讲小说里主人公的困境：“他要进房间，那件会触发他命运的关键事情在等他，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叫他走进去，他已经从上周五开始在走廊上待了四天。”

过了几天，小说家又倒在同一个地方，人更薄、更小了，蓝色椅垫像上升的海面，把屁股岛多吞掉了一点。这回主人公与小说家面临新的困境，“昨天他终于走进房间，我暂时又不知该拿他怎么办。该怎么办呢，我这样问自己，连问几遍，就把自己的忧虑转嫁到他身上，用一个缓兵之计，写道：‘他在房间里自问，该怎么办？’写完这句，我真恨自己。因为作者头脑简单，而使主人公显出蠢相。想想看，我在这世上做不了别的，只向虚构作品中传递了真实的愚蠢。这不可原谅。”

然而，小说“正要”如何进行，是麻烦中最小的一撮，他可以叫主人公在走廊上等自己几天，在这几天中细细思索，终会找到解决办法。小说“已完成”部分才最可怕。

随着岁月流逝，小说家不再是写下第一行文字时的他。他对事物的看法日复一日地改变，思想和最初相比可以说已经面目全非，他很难赞同自己前一个月写的东西，厌恶前一年至前十年写的东西，至于十年以前的，他不能相信竟胆敢写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自我交战导致几败俱伤。他每时每刻都忙于揪住过去某个时刻的自己，和他说那么写是很坏的，要推翻重来。过去的自己那么写却明明是有理由的，那个自己抗辩，声称那样完全站得住脚，是写得好的，作为后来人你的使命是把过去和未来联结起来，而不是否定一切。过去的自己还振振有词地说，彻底否定过去，便会彻底否定现在，也会彻底否定未来，忙于否定，便没空建设。一方面他们交战，一方面他们又争做裁判，不知该判定哪个自己赢得胜利。未等分出胜负，新的思想让新的自己诞生了，新自己加入战斗圈，新自己也站上裁判席，这进一步扩大了混战规模，增加了裁判难度。

“所有好的作家都是这样，谁能不对自己起疑心呢？有疑心对写作一定是很好的。”社长亲切地安慰朋友，“但是，我担心你。照我看，你要适当地摆脱拘束去写，超脱出来，有时候不应该再顾忌以前的自己。真正一人独处，振笔疾书，那一定是很好很畅快的。”

小说家默默无语。

社长问他，最近除了写“我们的三部曲”还做什么。小说家讲起他在外部世界的行踪，如同讲起着陆地球前在外太空的生活，他渐渐觉得那是不真实的。

住进阁楼之初，他还和文艺界朋友来往，但说分开就迅速分开了。有几次他走进大家都在的酒吧和咖啡馆，自己样貌的改变是次要原因，久未在公开场合活动是主要原因，他发现人们已经认不出他来。他坐到他们附近，成心偷听到的谈话内容是那样陌生，涉及他不认识的作家、不认识的文学评论家和闻所未闻的书籍营销方式，他听了一会儿就兴趣全无。此后，就减少了去那些地方的次数，去了也成心不听他们谈话。

家庭方面，他和妻子分居已久。“她想离婚时会来找我，”他对社长解释，“出版社这地方很好找。”有天晚饭后，他长时间地从一条马路漫步到另一条马路，在僻静处看到一个红色电话亭，他走进去摸出零钱给妻子打了电话。听到那头妻子的声音，他说是我，妻子问他写得如何，他不知该怎么回答，只好停顿下来。妻子转而询问近况，他告诉妻子不费什么力气就戒了烟，改喝滴滤咖啡，喜欢上了软糖并且每天吃很多，稿纸旁边放一把有朝气的小糖让他感觉好些。后来妻子叫了声他的名字，忽然轻快地笑道，你可能在别的世界了，我像在和死去的丈夫通电话。到了当天深夜，他果真在别的世界。他在阁楼上躺着，月光透过小窗洒进来，白白地盖在他脸上，他回忆起妻子的声音、妻子的脸，以及以前每当妻子读他新写的章节时他那等着被判决的心情，结果他爬起来，给小说里的人物加上了几行心理描写。

人物在做什么、写作的困境——两类话题，小说家和社长总是谈。但到最后，关于自己的生活，他无法对社长讲出更多了。他毫无生活。文艺界旧友各有发展，先后离开了熟馆子。妻子的电话他没有再打过，妻子也没有麻烦他去离婚。他一直写作。

社长看着梧桐树长高，心中感慨。他从不催促小说家，但时光催促他，事情超过某个时间节点便脱离了他的掌控，他好像双手被捆，眼看着面包正从餐桌边沿掉下去。他的担忧是入世的。到了值班保安光凭脚步声就能猜出小说家的日产量时，小说家已经中年，样貌更接近老年，社长到了年纪，卸任了。

在小说家看不到的地方，老社长做了可做的一切，他在交班时，特地与新社长谈了话。新社长欣赏着社长办公室顶天立地的两面大书架，书架上每一本书都是该出版社的骄傲，一些得了国内或国际上的文学奖，一些长销不衰。它们整齐地码放着，这么看去，像是一片书形状的小墓碑竖插在墙壁上，从而使两面墙成为一座文化陵园。其中就有小说家的第一本书。老社长顺势提起小说家，他说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出版社里住着一个小说家，我本人和所有编辑同人已经习惯了。最初感觉有点怪，一个人在这里吃吃睡睡，一直没交稿，你一味付出，他不但没有回报，还从来不取悦你，你似乎吃了亏，因为这里，在这个房子里毕竟是要做生意的。但后来感觉是很好的。我们和小说家之间，像是建立了一种古典的关系，这种关系不要求双方马上完成交易，货款两讫，它脱离了现代人立刻就要见到好处的趣味，从而使我看到自己的灵魂某些地方还光洁发亮，自己的心胸又宽又广。我做别的事情时也笃定一些，把某些欺世盗名的书送上印刷机时，出版某些不应该搭上树木生命的书时，一想到小说家，我就可以说我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出版人，毕生都在促成好作品，我是合格的，没有愧对我的职业。”

“这很感人，这很感人！我也想以后回顾职业生涯时，能坦**地说出这种话——那要等上好多年。在那些话可以说出来前，还要完成好多实际的工作，不过没关系，我看没什么能冲淡它今天留给我的印象，但愿我以后能说得出及您十分之一好的话。”新社长用浮于表面的钦慕口吻说。他又问：“但您究竟觉得他写得好吗？”

千锤百炼的老社长没有立刻说话，他留出点给提问者反省是否提了一个错误问题的空当后，才做出并非正面的回答：“可惜我们不能扮演一切角色，幸亏也不必扮演。我们做出版。评论，可以留给世人。”

老社长坐着小轿车走了，树叶的阴影先投在挡风玻璃上，再投在他脸部，造成忽明忽暗的效果。暗下来时，他几次想回头看一看阁楼——从树顶之上，那是容易看到的。他按捺住了。没有什么再可以为你做的了，我已功成身退。

小说家失去庇护，接二连三收到驱逐令。新社长的话实际上很礼貌，不难听，但千真万确是在请求他离开。新社长是这样想的，没有一件事比这件事更方便表明其立场：假如留下小说家，说明自己是继承前人思想和做法的保守派；假如请走小说家，那无疑向所有下属传递了改革决心。两者皆可。鉴于他相对来说很年轻，改革的面貌更有利于登上新座位，所以他没有选择另一条路线。

从这时起，举社上下感受到新风吹进小楼，规章制度变了，会议时长变了，人们说话音量变了。但是变化中的人们目睹小说家发生了剧变，犹如慢跑者看到别人以五倍速从身边跑过，从而怀疑自己站在原地没有跑。小说家的形象每天都在变化，他忽胖忽瘦，年纪看起来忽大忽小，在一天之中，他也如此颠三倒四地变化着。编辑们在楼梯上、在茶歇室遇见他，他忽而表现出与人交谈的热望，忽而像死掉的蛤蜊般闭紧嘴巴。有时，有人在二楼见到小说家，但又有编辑声称同一时间小说家其实出现在另一层楼，自己还同他说了话。他们还听见阁楼上总有动静。他们从同理心出发，这样想：小说家和我一样受到新社长折磨，使得他模样大变，写作的状态也变激烈了。人们还注意到一件事，但当时谁也没把它和小说家联系起来——茶歇室里的饼干和软糖，特别是软糖，消耗速度惊人，仿佛有人在吞噬软糖，只要一摆出来就被吃个精光。由于当时是乱局，人们无心关注更多，许多异象没人深察。

冬日的一天，编辑们准点下班，小说家在天黑后也离开了出版社。这天他出门的时间远较平常晚，他没有比较直接地走下来。值班保安听见了远比脚步声丰富多元的声音。它们开始于小楼最高处的阁楼，保安此前从未听过，他事后回想起来，那好像是往一个袋子里装满鸡蛋，将袋子拎起敲击硬物，一些蛋壳“咔嚓”破了，蛋黄蛋白轻轻流出来漫过其他鸡蛋——整个过程中全部声音相加之和。随后，保安又听见小说家从房里走出来，在每一层楼盘桓良久，其间他反常地折返阁楼数次，但保安如常以为出版社绝对安全，麻痹大意了。终于，小说家走到一楼。这天他异常消瘦、神情冷峻，令保安不敢搭话。保安这才想起，小说家已经连续数日没有外出吃饭，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而保安之所以迟迟未想起，是因为他最近多少也在为自己低技术含量的岗位担心，没有那么耳聪目明。小说家走近保安，突然将手里捆扎好的一团东西往他台子上“砰”地一扔，什么也不说，扬长而去。

那是他完成的书稿。

一个星期后，按出版社的慢节奏，书稿还未进入审稿流程，小说家也仍然未归。行政奉命打开阁楼的门，马上发出和出版社历来的安静氛围不匹配的大声呼喊，大批编辑连忙奔上来，小楼一时地动山摇。稍后，有人把编辑们挤在门边从不同角度看见的画面汇总起来，报告给新社长。几天后，消息传到了老社长耳边。倾斜屋顶下的小房间遍布尸体，从房间最矮至最高处，尸体依次趴伏在书桌上，坐在椅子上，横陈在长沙发上，竖立在敞开门的简易衣柜里。并且从那头到这头的地板上，还有许多尸体一弯一弯的像超市里冰冻好的虾一样按顺序躺着，每条脖子都被拗断了。每张脸都是小说家，严谨来说，是从年轻到中年的各个时期的小说家。每具尸体的右手都抬离身躯，作写字状。

在小说快要完成前，小说家新旧时期的自己竭力涌现，争夺小说主导权，小说家杀死了所有过去的自己，终于完成书稿。

两个星期后，有编辑在茶歇室使用新买的咖啡机，她打开柜子下面的一扇小门取纸杯时，又有一具小说家尸体从里跌出来。一个月后，发行科在库房深处移开一堆滞销书，也发现若干具小说家尸体。它们全抬起右手作写字状，嘴巴张开似在相互辩论。那一晚，小说家因房间已堆满，把多出的尸体拖到各处藏匿时，保安听见事实但未猜到真相。

时至今日，小说家没有再度现身，小说家的小说等待被世人评判，小说家的许多具尸体仍然隐藏在梧桐树浪掩映的出版社的角角落落，每一具都献身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