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今天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面临着诸多紧迫的问题。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找到抵抗新冠病毒的方法，恢复正常的生活。在这场流行病暴发之前，全球化已经给人类社会制造了许多难题。由于担心国际贸易对本国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本土产业有时会无法与全球各地的对手竞争），有些领导人会通过贸易战来保护本土产业。企业家们经常能在别的国家雇到更廉价的工人，而领导人则希望保住本国国内的就业岗位。这些政治强人自顾自地采取了贸易保护政策，丝毫不听取来自其贸易对手所在国的声音。

全球化的变化也影响到个人。许多人注意到，有些外国商人以牺牲当地工人为代价来牟利，有些本土产业因为无法适应全球性竞争而逐渐消亡。人们开始用怀疑的态度对待来自其他社会的文化。而最为明显的影响是，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发生着改变，且是他们无法掌控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抗议者总是聚集在柏林、巴黎和华盛顿等城市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会议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也表达了诸多类似的不满：富人以牺牲穷人的利益为代价，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根本无力阻止这一趋势。

反全球化抗议活动的批评者认为，全球化也有积极的一面。得益于航空运输力量的增强，人们常常能以合理的价格，便捷地买到来自遥远国度的各种新奇商品。旅游业因机票价格的下降而繁荣，人们可以远离家园，亲眼看看别人的生活。

即便是在今天，要理解全球化也是十分困难的，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劳心费神去了解一千年前的全球化呢？这是因为，早期全球化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现代全球化的诸多特征。

当下的许多全球化问题并不新鲜，解决办法也并不新颖。回顾过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现在，更重要的是，能帮我们了解未来。

生活在千年前的人们，有着与我们今天截然不同的生活。最明显的是，当时的人们缺少现代医疗、电器以及诸如汽车、飞机等由化石燃料驱动的交通工具。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有着和今天的我们一样的情感。我们在观察他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反应时，也能看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反应方式与他们的完全相同。

为何说全球化始于公元1000年？显然，当时的人们并不能像今天的人们一样乘坐大型飞机环游世界，也不会有集装箱船运载大批货物。当时的人们购买来自遥远国度的商品的机会要比现在少得多，且这些商品的价格奇高。

在航空旅行普及之前，全球化早就出现了。早在公元1000年，人们已经开始了跨洋航行、长途贸易和洲际的人口流动。如果我们将“全球化”的定义扩大到包含这些现象，我们就会意识到全球化已经持续了一千年。我们必须了解全球化的开端，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当前的全球化。

很显然，在公元1000年，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对新鲜事物的向往。“求新”是人类生存的一部分，即用（对拥有者来说)普通的物品换取（对其他人来说）独特、实用或有价值的东西。

维京人与美洲原住民的贸易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是从萨迦（冰岛人为了度过漫长冬夜而讲述的关于祖先事迹的传奇故事）的描述中了解到这些最初的交易的。

维京人登陆加拿大东北部的纽芬兰岛之后，贸易就立马开始了。当地人带来了兽皮作为交换，维京人提供的是红色布条（另一部萨迦则称这些北欧人提供的是牛奶），这些兴高采烈的美洲印第安人把长长的红布缠在了头上。由于布料供不应求，北欧人把布料剪得越来越短，有些甚至只有一指长。对陌生商品的强烈渴求，使得美洲印第安人用完整的毛皮换取对北欧人而言毫无价值的布料碎片。即使是在早期的几次交易中，新产品——红布的吸引力也已让消费者沉迷。

这就是全球化力量如此强大的原因。消费者渴望新产品——就像当时的挪威人提供的红布，或是像今天的智能手机，而销售这些商品的人能赚取巨额利润。商人有充分的动机去生产更多人们想购买的商品，而且他们总是试图降低生产成本。商人提供的商品价格越低，就会有越多人购买，利润自然也会增加。

当时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如此，对新奇商品的渴望促成了两个不同民族间的初次相遇，继而导致了新路线的开辟。大约在公元1000年，非洲-欧亚大陆和美洲各地都出现了新的陆路和海路。这些路线使人们有可能到达此前从未踏足的地方，许多商品开始参与更远距离的贸易。

那些连接着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新路线同时也会传播疾病。在14世纪中叶，起源于亚洲的黑死病夺去了至少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历史上的早些时候，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疫情，不过据我们所知，公元1000年左右并没有暴发大规模的疫情（也许暴发过，但并没有记录在案）。或许是因为公元1000年时不同地域的人们的接触太过短暂，并未出现像16世纪初引发美洲致命疫情的那种交流。当时的欧洲人无意中传播了流感和天花，给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灭顶之灾。

陆路和海路的扩张对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公元1000年，发生于某地区的事件会直接影响到生活在另一地区的人们，这是全球化的标志。生产者开始为远方市场上的消费者生产商品。他们为远方的消费者辛勤劳作，但他们对市场并没有控制权。就像今天一样，贸易网络的扩张有时会引发不满和冲突。

商人们移居国外，以便管理自己的贸易活动，他们中的一些人变得极为富有，这惹恼了那些没能以同样速度致富的当地人。在君士坦丁堡，作为军事援助的交换，拜占庭皇帝授予威尼斯商人在整个拜占庭帝国进行贸易的权力，并免除了他们的商业税。威尼斯商人从这些好处中获利，而当地商人的利益被牺牲了，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使当地居民对居住在城市里的外国富商发起了暴动。1182年，君士坦丁堡居民为报复奢侈无度的外国商人，在一场名为“拉丁大屠杀”的暴动中杀死了数千名意大利商人，这就是早期的反全球化运动。

宋朝统治者在管理外商方面的表现要好得多。他们收取每艘船上的部分货物，并对进口货物征收不同税率的税，这些措施确保了外国商人无法通过牺牲中国人的利益而致富。

宋朝商人颇有商业头脑。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商人必须敏锐地洞察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很早时，中国制造商就已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他们制造出了人们想要的东西（无论是做工简单的小商品还是复杂的制成品）。中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制造国，宋朝时期的中国已向东南亚、南亚、中东和东非出口纺织品、金属制品和瓷器。

在中国福建省，龙窑依山而建，绵延100多米。公元1000年，以木材、焦炭或煤为燃料的龙窑实现了大规模生产，成百上千名被雇用的全职工匠在窑中劳作，一次可烧制1～3万件器皿。这些陶工在陶轮上精心制作瓶、罐、碗、碟，然后用高温烧制。

生活在沿海港口的消费者大量购买来自中国的瓷器，考古学家曾在东南亚、印度、中东和东非发现过许多中国瓷。这些地方的消费者尤其珍视中国的白瓷，比如福建德化窑的白瓷。釉瓷就好比那个时代的智能手机，尽管价格不菲，但值得拥有，因为它们既漂亮又容易清洗。

中国不仅出口商品，还大量进口香料、树脂和香木。生活在东南亚大陆和岛屿上的人们放弃了他们的传统职业，专门供应这些物品，以满足中国社会各阶层消费者的需求：在上层社会，宋朝皇帝使用的蜡烛中含有从东南亚进口的大块沉香或樟脑，同时还会掺有龙涎香，以增强香味；在底层社会，打零工的劳动者能在市场上买到用沉香或西藏麝香蒸制的甘蔗。中国社会各阶层都渴求进口香料，这种渴求就像美洲印第安人用毛皮换取挪威人的红布一样强烈。

但在过去，外国商人并没有摧毁本土产业（这在21世纪很普遍），这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在过去，船只可能会在风暴中被吹离航线或触礁沉没。因此，那时的运输可靠性远不如今天。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的瓷器数量，还不致于多到令当地制造商难以生存。在印度洋的多个港口，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许多当地烧制的中国瓷器的仿制品。这些仿制品看似精巧，但质量低劣。因为它们是在较低的温度下烧制的，釉面往往不均匀，比中国的瓷器易碎。

尽管如此，这些本地仿制品仍能表明，本土制造商在面临来自中国生产商的竞争时，依旧有能力进行创新，可以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并且，如果中国瓷器的供应被切断（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当地消费者仍能从当地商家那里买到自己需要的器皿。

在过去，远洋运输的危险以及高昂的成本缓解了进口商品对当地产业的冲击。中东消费者大量购买中国瓷器，但当地陶工仍然继续生产自己的传统瓷器，并对中国瓷器进行仿制。运输的困难减轻了全球化带来的痛苦，毕竟，没有哪个国家能成为世界上某一种商品的唯一供应商。

如今，货运飞机和集装箱船的巨大运输力意味着单个生产商就能向特定地区供应大量进口商品，这使得所有本地生产商都不再生产这些商品了。而贸易通路一旦骤然中断（就像2020年那样），消费者就会一下子买不到生活必需品。

我们今后面临的挑战是学习如何驯服全球化的力量，从而使本土生产商可以与制造业超级大国并存。历史给了我们一些乐观的理由，希望你们在阅读本书时感受得到。

韩森

2021年2月27日

康涅狄格州布兰福德（耶鲁大学以东12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