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到处都是顾客，他们购买来自斯里兰卡的珍珠项链，佩戴着由非洲象牙雕刻而成的装饰品，使用添加了稳定剂（来自中国西藏和索马里）的香水、由波罗的海的琥珀制成的小瓶子，以及各式各样的沉香木家具。空气中弥漫着外国熏香的气味。附近的一家商店出售着价格昂贵、工艺精巧的产品，而且该产品的样式是为当地消费者特别改进的。在各自的宗教节日里，印度教徒、穆斯林或佛教信徒会聚集起来庆祝。你来到朋友家做客，她会端给你一杯散发着独特香味的冷饮。这家人炫耀着他们新买的东西：一张由爪哇檀香木制成的精致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只雕工精湛的犀牛角。屋里的许多小摆设看上去都是进口的，彰显着你朋友的国际化品位。

这座城市与遥远的地方有着许多联系，听起来像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但这就是公元1000年中国城市泉州的样子。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海岸，处在上海和香港的中间地带，直接面对着中国台湾地区，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最富庶的港口之一。

泉州出售的所有产品，都是当时的普通贸易商品。数百年来，中国人一直从现在的爪哇和印度进口檀香木等香木，从阿拉伯半岛进口包括没药和乳香等在内的香树脂。中国人还焚烧进口的熏香，让空气清香扑鼻；使用进口的香料熏蒸衣服，使其散发出怡人的香味；还在药物、饮品、汤和糕点中加入进口的香料，用以调味。

强劲的出口贸易为进口这些商品提供了资金。中国技术最先进的产品是高温瓷。其低成本的竞争者是来自中东的陶瓷，中东的制瓷工人配制了类似于中国陶瓷的釉料，但并未在同样的高温下进行烧制。随着新航线的开通，原本是其国人唯一供应商的中国当地手工业者，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与地球另一端的制造商争夺市场份额。

公元1000年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这是贸易路线在世界各地形成的时刻，货物、技术、宗教和人们得以离开家园，去到新的地方。随之而来的变化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普通百姓也受到了影响。

在公元1000年——或者说这是考古学家所能确定的最接近的时间，维京探险者们离开了他们的家乡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穿过北大西洋，到达加拿大东北海岸的纽芬兰岛——这是一个欧洲人从未涉足过的地方，自一万多年前有人类从西伯利亚迁徙到美洲西海岸以来，还没有人跨越太平洋进入过美洲大陆。维京人将此前存在的横跨美洲的贸易路线，与欧洲、亚洲和非洲——我们称之为非洲-欧亚大陆——连接起来。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物品或信息可以在世界各地传播。

除北欧人外，公元1000年的其他活跃者还有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用漫长的海上航线，将中国与波斯湾城市阿曼（Oman）以及距巴格达最近的港口巴士拉（Basrah）连接起来。这条波斯湾—中国之路，连接着两条朝圣路线：一条是穆斯林从中国前往麦加的朝觐之路，另一条是东非人前往麦加朝觐的路线。大部分的买卖货物是从阿拉伯半岛运往中国东南沿海的港口，但也有一些货物一路运往东非沿岸的港口。

公元1000年的全球化推动者，包括北欧维京人以及美洲、非洲、中国和中东的居民。这些探险者用货物交换自己此前从未见过的商品，开辟了陆地和海上贸易路线，这些路线标志着全球化的真正开始。这些贸易商和航海家开辟的新路线，使诸多王国和帝国相互碰撞，导致货物、人员、微生物和思想进入新的地区。世界各地的人们第一次接触到彼此，今天的全球化便是其最终的结果。

不可否认的是，生活在罗马、印度、中国等少数地区的人们早在一千年前就知道其他社会的存在。公元1世纪，一条有据可查的海上航线，将罗马帝国与印度南部西海岸连接起来，但这种贸易最终烟消云散了。另外，大约在公元500年形成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印度、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建立了持久的文化和贸易联系，并且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1000年时仍被使用。尽管如此，这两个复杂的贸易网络只覆盖了世界的一部分。而公元1000年发生的地区扩张，影响了全球。

当然，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当时，普通人几乎无法去其他地方旅行，也无法走进商店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

尽管如此，公元1000年前后的变化，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构成了全球化。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深刻地影响了其他遥远地区的居民。新的道路把全球不同部分连接在一起，货物、宗教和人们都沿着这些道路流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巴格达、开罗和其他城市对奴隶的持续需求，导致了数百万人从非洲、东欧和中亚被迫迁移——这比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开始早了数百年。

全球化对那些从未离开家园的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旦统治者皈依（许多统治者确实在公元1000年前后皈依）某种信仰，他们的众多臣民便也接受了这种新的信仰。居住在东南亚的大陆和岛屿上的人们放弃了他们的传统职业，全职为中国消费者（无论他们是富人还是穷人）提供香料和香木。随着外国商人越来越多地从本地商人的利益中分得一杯羹，开罗、君士坦丁堡和广州等城市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反全球化的骚乱以及针对新富阶层的攻击。

现存的公元1000年的史料，并不能提供当时在世界各地流动的货物和人员的确切数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关注其他佐证的原因。我们将跟踪货物在不同路线上的流动情况，并了解跟随它们一同流动的是哪些类型的人和信息。我们感兴趣的是那些写下自己实际旅程的人，以及那些记录自己见闻的人，因为他们是公元1000年以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主要目击者。

公元1000年的交流使得一些航线被开辟了，即便在15世纪哥伦布穿越大西洋中部之后，货物和人们依旧继续沿着这些航线航行。但公元1000年的世界与1492年的世界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有所不同。首先，公元1000年的旅行者遇到了陌生人，双方在技术上更加接近——不像在1492年，当时的枪械和火炮使欧洲人能够击败几乎所有他们遇见的人。

在公元1000年，主要的历史参与者也有所不同。世界上的一些地区，诸如中国和中东，繁荣富强；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则相对落后。事实上，公元1000年的世界看起来更像我们今天的世界，中国人、阿拉伯人和美国人都是当下欧洲人真正的对手。

公元1000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它们产生的影响各有利弊。全球化道路的开辟加速了人类的繁衍和疾病的传染，造成了知识的丰富和文化的分裂，以及新技术的传播和传统工艺的消亡。这些事件既鼓励人们友好地合作，也激起了彼此的冲突。它们让一些人看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可能性，但也加速了那些无力反抗统治之人的被征服。

本书是第一本将这些事件称为“全球化”的书籍。全球化总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在公元1000年时也是如此，那时的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现在仍能感受到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故事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当我们回到公元1000年时，我们就会意识到当时的环境是多么不同。最明显的是，当时的社会还没有开启工业化进程，既没有蒸汽动力，也没有电力，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是动力来源。

那时的政治组织形式——军阀、部落、王国和帝国，也与现在不同。没有哪个民族国家能够强迫其所有的臣民服兵役和纳税（这些都是在19世纪时才形成的）。

本书解释了何人在世界的主要地区展开了联系的网络，以及这些网络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当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公元1000年左右彼此建立联系时，他们为16世纪下一个阶段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欧洲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重塑了原有的网络。但欧洲人并没有发明全球化，他们只是改变并强化了已经存在的东西。如果此时全球化还没有开始，那么欧洲人不可能如此快速地渗透到这么多地区。

全球化总是让人忧心忡忡：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这个星球上，他们就会面临新的危险。第一次体验全球化的人们必须制定策略，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做出反应的。

当人们遇到不熟悉的人时，他们就会评估风险——就像公元1000年左右他们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这些陌生人会杀害他们吗？会抓住他们吗？他们必须判断自己的处境：如果爆发战斗，谁会赢？谁拥有更好的技术？如果这些陌生人知道如何读写，又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行动做出合理的决定，而且他们的决定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

有些反应是草率且欠考虑的。例如，有时，维京人会在他们有机会交流（哪怕一个字）之前，就杀死熟睡中的土著人。

有些反应则是自发的，有时甚至会令人不可思议。当美洲印第安人袭击维京人的定居点时，这群北欧人的首领命手下人撤退，一个名叫弗雷迪斯的生性好斗且怀着孕的维京女人无法跟上她的男性同伴。她发现自己孤身一人，面对一群土著勇士。接着，她扯开衬衣，露出**，然后用剑“啪”的一声拍打在**上。据这篇萨迦[1]记载，那些受惊的美洲印第安人马上就四散奔逃了。

公元1000年的另外一些反应则更具有启发性：一些勇敢之人克服了他们的恐惧心理，向他们从未见过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彼此建立了贸易关系。

在通常情况下，自然资源极度匮乏的地方最终会把自己的人民变成奴隶而输出。但单个地区并不能满足世界市场对奴隶的需求。最富裕的城市中心会从贫穷地区进口奴隶，这些较贫穷的地区——西非、东非、中亚、北欧以及东欧——除了人力外，几乎没有可供出口的商品。〔东欧出口了大量奴隶，“奴隶”（slave）一词就来源于“斯拉夫”（Slav）。〕

没有东西可交易的人，有时会成为成功的中间人，他们对开辟新的贸易路线至关重要。而令人惊讶的是，来自技术水平较低的社会的人们，有时能够打败来自更高技术水平社会的人，因为他们更快地吸收了新方法。

要发展自己的社会，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皈依一种来自更发达社会的宗教，这个决定并不总是基于宗教信仰。一位生活在今乌克兰的统治者〔他名叫弗拉基米尔大公（Prince Vladimir）〕渴望巩固他的王国，于是以他的近邻为榜样。像许多其他君主一样，他选择了一种宗教，这个宗教为他提供了最大的机会来巩固权力，并得以与强大的邻国结盟。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他派去拜访其他君主的使节所提供的报告。作为间谍，这些使节带着邻国的消息返回。

弗拉基米尔大公从一份简短的名单中选择了基督教，具体而言是拜占庭帝国所信奉的东正教。他还权衡了犹太教、伊斯兰教、罗马基督教和拜占庭东正教的利弊。他之所以拒绝犹太教，是因为犹太人失去了耶路撒冷；他避开伊斯兰教，是因为该教禁止饮酒；他拒绝罗马基督教，但没有解释原因；而他选择拜占庭东正教，是因为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宏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展现出了一种技术奇迹，就像今天最新的摩天大楼一样，令人印象深刻。

随着其他地区的领导人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数年间为自己的臣民选择了宗教，世界宗教的数量减少了。其中一种宗教，即在我们现在所知的伊朗地区曾经很流行的摩尼教（该教强调的是善恶之间持续的斗争），则完全消失了，因为它无法与更成熟的宗教竞争，也无法吸引同等程度的捐献。

公元1000年以后，除锡克教、巴哈伊教、摩门教和其他少数宗教外，再没有出现大的新宗教。这些宗教实际是混合性的，它们所结合的宗教元素，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就已经牢固地存在了。

其他统治者也做出了类似弗拉基米尔大公选择拜占庭东正教的决定。结果在公元1000年左右，声称效忠于主要宗教的信仰者人数急剧增加。北欧和东欧皈依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地盘向东扩展到中亚，向南扩展到印度北部；佛教和印度教都扩展到了东南亚。公元1000年世界各地的彼此互动，塑造了我们当下生活的世界：今天，92%的有信仰者信奉着当时最为盛行的四大宗教。

的确，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公元1000年所发生事件影响的世界里。我们当下正努力应对着的挑战，与当时人们第一次面对的挑战完全相同：我们是否应与我们的邻居合作，与他们进行贸易，允许他们定居在我们的国家，并当他们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时，赋予他们信仰的自由？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是否应该报复那些通过贸易致富的人？我们是否应该尝试复制我们尚未掌握的技术，来生产新产品？最后，全球化到底会让我们更清楚自己是谁，还是会摧毁我们的身份认同？

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1] 萨迦（saga），指冒险故事、英雄事迹等，是中世纪冰岛及北欧地区的一种文学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