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蒂”号是一艘曲线优美的战船。1784年，这艘原名“贝西娅”号的小型三桅船下水，于1787年被英国海军部购来用于考察，并重新命名为“邦蒂”号。1790年，它被反叛者在皮特凯恩岛烧毁。

1789年4月28日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清晨，海军少尉、英国皇家海军运输船“邦蒂”号的指挥官威廉·布莱，被粗鲁地从沉睡中叫醒，他的部下冲进舱房，把他绑起来押到甲板上，在这里他被告知，他属下的第一长官弗莱彻·克里斯蒂安和其他几位船员一起接管了这艘船。这些叛乱者把他们的前任指挥官及其18名忠诚的追随者一起驱逐到一艘只有8米长的小船里，在大船离开之前给布莱等人留下5天的口粮，让他们在太平洋里漂泊。

布莱完成了不可能的事：他和死亡战斗了7个星期。在没有航海图和任何导航工具的情况下，他驾着超载的小船行驶了7408公里，抵达了印度尼西亚帝汶岛的古邦。布莱凭着记忆辨认方向，驾船穿越未知海域，甚至还新发现了斐济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北部的许多岛屿——可谓航海史上名垂千古的壮举。

直至今天，这次戏剧性的“‘邦蒂’号反叛事件”仍旧让人津津乐道。当初，“邦蒂”号起航时并无任何异常。为了降低供养农奴的成本，西印度群岛的几个农场主请求英国海军部门指派一艘船到塔希提岛，并从那里带回面包树幼苗。为此，英国购买了商船“贝西娅”号，并重新命名为“邦蒂”号（英文意为“善事”）。为了安全运送面包树幼苗，这艘28米长的三桅船船尾的房间，原为指挥官的舱房，现被改造成暖房。

布莱被选为这次考察的指挥官。1776——1780年，他曾作为掌舵人或者“主帆船手”参与了著名探险家詹姆斯·库克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考察。主帆船手是英国战舰上最高头衔的水手长官。作为领航员，他必须是一位勤奋的海员和航海家。他的地位和薪水相当于一位海军少尉，尽管水手长官的头衔低于海军军官，并且水手长官的任命无须由国王委任，只需通过海军委员会（海军管理机构）的“授权”。

威廉·布莱的同时代人绘制的他的肖像版画。这幅版画上还附有布莱的签名（见159页右下角）。

1754年，布莱在普利茅斯一名海关官员的家中出生。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在海上谋生，并很快成了一名出色而有天赋的海员。或许正因如此，年仅22岁的布莱就被同样优秀的领航员库克选为“决断”号的掌舵人，并且在航行中经常被委以重任。布莱和他的支持者库克一样，对各种科学研究非常感兴趣，两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以至于塔希提岛的当地人以为他们是父子。然而，他们的旅行却以悲剧告终：1779年，布莱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老师库克被夏威夷原住民杀害。

从库克的最后一次远航返回后，尽管布莱升为海军少尉，但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海军大量被裁减，所以他的头衔并没有实际意义。他于1781年结婚，成为一艘商船的船长，这艘船的主人是他妻子的亲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弗莱彻·克里斯蒂安——一位出身良好的年轻海员。不久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犹如当年的布莱和库克。布莱任命1764年在英国伯明翰出生的克里斯蒂安为司务长，参与南太平洋远航。“邦蒂”号载着46名船员于1787年12月离开英国，次年10月到达塔希提岛。途中，有一名海员病亡，之后没多久，船上的医生也死了，后者被证实是一个无能的酒鬼。两人之死对布莱打击很大，因为他以库克为榜样，十分注重船员的健康状况。

和一般船上的指挥官一样，34岁的布莱是个孤独、寂寞的人。一艘船的指挥官对于他属下的海员来说简直是上帝——因为指挥官对其手下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指挥权和制裁权。在英国皇家海军里，各项规定的法律基础是所谓的“战争条款”，很多规定里的惩戒措施只有死刑——但即便在陆地上，当时人们遵循的刑法也是如此。逃跑或者背叛这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由军事法庭负责，但像玩忽职守或者醉酒这种小的错误则由指挥官自行处理。轻微的错误会被罚款或者停止每日朗姆酒的配额，犯严重错误的水手会被施以鞭刑。当年库克船长对自己手下的船员也管教森严。虽然布莱并不忌惮使用鞭刑，但船员们都会观察他是否关心手下的状况。像库克这样的长官会尊重船员，因为他知道，只有感到幸福的船员才会勤快地工作。

但直到今天，布莱在书和电影里的形象都被描绘为一个暴君，他的船员们别无选择，只得背叛他。他对部下真诚的关心被忽略了。比如在塔希提岛，有3个海员想秘密逃离，根据英国战争条款应该实施死刑，但布莱对他们仅施了鞭刑作为惩罚，所以布莱并不是个残酷的人。根据史料记载，他是一位很少使用鞭刑作为惩戒手段的船长。还有一件事能证明布莱并非残酷无情：当克里斯蒂安和他的同党发起反叛时，船上大部分船员都自愿跟随布莱。参与反叛的只有9个人，但因为流放布莱的小船已经超载，一部分并未参与反叛的人不得不违心留在“邦蒂”号上。

所以这次反叛的原因并不在于严刑和暴力，而很可能是在塔希提岛的长时间停留。“邦蒂”号到达塔希提岛时是10月份，当时的面包树还处于休眠期。面包树直到幼芽长出来才可以被移栽，所以这些英国人不得不等待好几个月。轻松的工作、丰富的食物，加上塔希提岛土著女性的热情，使得塔希提岛在这些习惯了艰苦生活的普通英国海员眼中变成了伊甸园一样的天堂。

于是，在这座热带天堂岛上，懒散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平日的纪律严明。1789年4月4日，当布莱一行人离开塔希提岛时，他决定彻底整顿一下秩序。船员们却渴望能回到塔希提岛。不过，这些还不足以导致叛变。

这次灾难的起因主要在于船上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各种心理纠葛及其相互影响。对于海军少尉布莱来说，“邦蒂”号的指挥权意味着他在皇家海军升职的唯一机会。只有成功完成这次远航考察任务，他才可以得到升为上校的机会。所以布莱的压力很大。此外，船员中显然只有比他军衔低的指挥官，这使得布莱性格中最阴暗的一面被完全暴露出来：他会因为手下的每一个小错误而发火，并且还会当众辱骂和指责。

“当愤怒的龙卷风爆发时，他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当他认为一切都好时，他觉得没有人比自己更加热爱和平。……有一两次，我确实受到了他毫无顾忌的言语暴力，但没过多久，我的伤口就好像被贴上创可贴一样愈合了。”

——乔治·图斌，布莱第二次航海的参与者

4月24日，“邦蒂”号在一座名为诺穆卡的小岛上靠岸，以便补充船上的饮用水和食物储备。这原本是极为平常的操作，但却发生了意外事故：当地居民偷窃了英国人的几件武器。布莱认为克里斯蒂安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作为负责看守的军官严重失职，必须受到惩罚。为了索回武器，布莱效仿当年的库克，把当地人抓来当人质。但他没能成功，于是他不得不又把犯人释放。这当然没能帮布莱把在船员中失去的威信找回来。恰恰相反，有几位船员的不满情绪在随后几周内持续发酵，以至于即使是一个小事件，也导致了4月28日的那场叛变。

克里斯蒂安尤其饱受上司的辱骂和指责之苦。他曾受到布莱的栽培，并被提拔为海军少尉以及高级军官，但是克里斯蒂安的表现证明他还不能担此重任。他一次又一次地让他的上司失望，布莱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如此一来，克里斯蒂安心里的压力更大了。这个心理状态不稳定的人最终在巨大压力下爆发了——就如他自己所述，他觉得自己就像“在地狱里一般”。在绝望中，克里斯蒂安别无选择，只能叛变，并亲自接管这艘船。

布莱回到英国后，被誉为英雄，军事法庭无视他在失去“邦蒂”号这一事件中应负的责任，赦免他一切罪责。此外，军事法庭还给予他特殊表彰，为他的行为辩解，并晋升他为海军上校。1791年，布莱再次负责去塔希提岛考察。但是当他于1793年返回时，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他这次去塔希提岛，抓获了几个当年的反叛者，并将他们遣送回了英国。其中就有一个名为彼得·海伍德的候补海军军官。海伍德出身于有权势的家庭，于是他的家庭成员都致力于挽救海伍德被处以绞刑的结果。他们企图把布莱当成叛变的真正罪魁祸首，并取得了一定成功：10个叛变者中，有4人被释放，6人被判处死刑。国王乔治三世赦免了受刑的3人，其中就有彼得·海伍德；而另外3人于1792年10月29日在朴次茅斯的“布鲁斯威克”号战船上被处以绞刑。最终被处以绞刑的人都是没有强大势力背景的水手。海伍德反而作为海军军官开始了他的海军事业，直到他升迁为上校。其他的叛变者，包括弗莱彻·克里斯蒂安都失去了踪迹。

1789年4月28日，布莱和其他18名追随者被流放。在这位有经验的海员和导航员的带领下，经过了长达7个星期、7000多公里的航行，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安全到达了帝汶岛。

这把长刀很可能是在英国人取得坎伯当战役胜利后，布莱从一位荷兰海军上将身上得来的。

弗莱彻·克里斯蒂安有一个名为爱德华的兄弟，是位著名律师，也加入了反对布莱的阵营。为了挽救弗莱彻的名誉，爱德华公开了一份小册子，里面记录了布莱在“邦蒂”号上的所作所为。和海伍德一样因参与叛变而被判处死刑但后来被赦免的“邦蒂”号水手长官詹姆斯·莫里森，也在尽一切努力让布莱名声扫地。

1797年初，布莱被任命为配有64门大炮的战列舰“导向”号指挥官。4月，海军下级水手对英国战船生活待遇的不满终于爆发而引发了罢工。所有在普利茅斯港附近的斯皮特黑德海峡停泊的海军战舰都参与了罢工，水手们要求更高的薪水、更好的生活条件，以及有权在船靠岸后享有假日。直到海军部做出让步，水手们才开始工作。5月15日，斯皮特黑德海峡的罢工结束。虽然这次改革适用于整个皇家海军，但5月12日在诺尔（泰晤士河入海口）的船坞停靠的船只也发起了罢工，这些罢工的船中就有“导向”号。这次的情况和“邦蒂”号的不同，布莱和罢工发起者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和他一起被水手驱赶的还有其他军官。由于这次事件的爆发是在斯皮特黑德海峡的水手已经和海军部达成妥协之后，所以政府不同意和诺尔罢工者谈判，并且下令切断了运往船上的生活补给。政府的强硬态度开始奏效：罢工的船一艘接着一艘恢复了工作。6月13日，这场罢工结束。布莱带领他的“导向”号和北大西洋舰队的船一起驶向荷兰海岸的封锁线。

1797年10月11日，在荷兰泰瑟尔岛南部，北大西洋舰队在海军副将亚当·邓肯的指挥下对阵扬·威廉·德·温特的荷兰海军。双方都在坎伯当战役中浴血奋战。英军为这次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约200人阵亡，620人负伤。但荷兰的损失更惨重：约950人阵亡，520人负伤。

在这场战役中表现突出的军官里也有布莱。尽管他的“导向”号船型较小，但他仍旧勇敢地向荷兰海军配有74门大炮的旗舰“弗莱海德”号发起进攻。最后布莱的船上只有7位海员负伤，所以战后其他军官纷纷向布莱表示祝贺。

在1801年的哥本哈根战役中，布莱的英勇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1800年底，包括丹麦的北欧势力结盟为“武装中立派”，严重影响了英国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从而危及皇家海军船只急需的建造材料。如果没有海军，英国将不堪一击。所以英国人马上做出强硬回应：海军部的海德·帕克爵士和霍雷肖·纳尔逊勋爵被派往波罗的海，以确保通道的正常使用——紧急情况下不排除使用武力。

在和丹麦谈判失败后，1801年4月2日爆发了哥本哈根战役。这次战役使丹麦海军几乎全军覆没。布莱指挥的一艘曾被派往东印度的考察船“格拉顿”号，配备54门大口径短管炮，重创了丹麦海军的旗舰“丹尼布洛”号，并最终将其烧毁。

战争结束后，布莱请求纳尔逊上将给他一个正式的文书，证明他在战役中指挥得当。这个不寻常的请求很可能是因为那些“邦蒂”号的叛变者到处传播诋毁他的名誉。纳尔逊在正式公文中肯定了布莱无可争议的指挥能力：“我证明，在战争中布莱的表现是无可指摘的。”

在1801年4月2日的哥本哈根战役中，纳尔逊勋爵战胜了丹麦人。和1797年的坎伯当战役一样，布莱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仍然英勇而灵活。

尽管后来在对阵法国革命者的战役中布莱多次表现突出，但“邦蒂”号的叛变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黑暗的过去，令他的后半生无法安宁。

1806年，布莱被任命为新南威尔士（位于澳大利亚）的总督。当时澳大利亚是英国的犯人流放殖民地，但看管这些犯人的长官并不比犯人本身好到哪儿去。诡诈和贿赂属于这里的日常。于是伦敦派遣有责任心的布莱前往，让他在这里整顿秩序。但这次他又因为自己难以与人相处的性格而吃亏。在去往澳大利亚的途中，布莱和约瑟夫·肖特——一艘配有12门大炮的运输船“波尔波瑟”号的船长——之间就产生了不和。布莱让自己的女儿和女婿海军少尉约翰·普特兰，上了运输船“玛德琳·辛克莱女士”号。普特兰将在布莱担任总督期间负责主力工作。尽管肖特作为军官比布莱的资历要浅，但海军部还是把这一行多艘运输船的指挥权交给了肖特。这对于布莱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肖特也是一个容易和他人起争执的人。两人之间很快就开始因指挥权的事情产生不和。肖特命令向布莱所在船只的船头和船尾的大炮开炮，以明确自己的指挥权，于是两人的争执愈演愈烈。

到达悉尼后，布莱取消了肖特的指挥权，并派他回国。回到英国后，肖特被军事法庭指控，但在所有指控问题上被判无罪，这对布莱来说是个耻辱。

作为总督，布莱执行了一套不受欢迎的新法规。这些法规尽管让农民得到好处，但也阻碍了某些商人获取过高利润。于是布莱把货物和资金按需分配，同时为了让殖民地的商贸正常化，他下令停止了烈性酒的交易。某些人员被解雇，加上对布莱的行为不满，这都使得他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大多数当地有权势的人和新南威尔士殖民地军官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最后，当布莱在所谓“朗姆酒之战”中严惩了走私犯后，他被罢免了官职。曾经在他手下为官的约翰·麦克阿瑟，现在带领那些参与“黑色交易”的军官发动了叛变。他们罢黜布莱的职位，并逼迫他登上“波尔波瑟”号离开。但是布莱并没有返回英国，他决定去考察塔斯马尼亚岛的水域。尽管布莱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环境，但在危急情况下他总是表现得非常沉稳。

当布莱测量塔斯马尼亚岛的海岸线时，叛变者利用他们和伦敦政客的关系，让这场军官叛变通过妥协草草收场。虽然布莱官复原职，但仅仅1天后一位从英国派来的新总督就正式取代了他。

皮特凯恩岛-“邦蒂”号叛乱分子的最后避难所。当男人们互相残杀时，这个看起来像热带天堂的地方变成了“屠宰场”。这幅画绘于1849年。

1810年，布莱再次回到伦敦。尽管才华横溢但运气不佳的布莱于1811年晋升为海军少将，并于1814年升为中将，但此后他再也没有受到重用。1817年12月，布莱在伦敦死于癌症，享年63岁。

临死前，布莱得知了那些“邦蒂”号叛变者后来的下场。1790年，弗莱彻·克里斯蒂安和几个塔希提岛的男女一起在皮特凯恩岛定居下来。但这个原本是天堂的地方后来变成了地狱：男人们为了争夺女人而不和，然后相互残杀；只有一个叛变者约翰·亚当斯幸存，并且成了这个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社群的首领。1808年，当美国捕鲨船“托巴士”号碰巧发现了这个小殖民地时，整个世界才获悉了当时“邦蒂”号叛变者的悲惨下场。直至今天，那些叛变者的后代仍居住在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