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米斯战役被誉为古典时期规模最大的海战。威廉·瑞内（1852-1936）的这幅画作展现了一位波斯海军上将阵亡的场景。

萨拉米斯战役结束了。放眼望去，到处都堆满了船的残骸、断裂的船桨和横在水里的尸体。希腊诗人埃斯库罗斯参加了这场战役，当看到战后萨拉米斯海湾的这一幕时，他是如此描述的：“水里全是破船的残体和已毙命的男人，已经看不到海洋了。”公元前480年9月29日那天，希腊人在这里赢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战，战败的波斯人因此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

这场胜仗的精神领导者是来自雅典的政治家和谋略家——地米斯托克利。他出生于约公元前524年，父亲涅奥克利斯出身于吕克米登家族，即希腊文化中心所在地阿提卡地区有名望的贵族。但他的母亲并非雅典人，她极有可能来自巴尔干半岛的色雷斯，或者小亚细亚海岸的卡里亚。

公元前493年，地米斯托克利被选举为雅典市首席执政官。作为雅典最高执政者之一，他掌控着由9位成员组成的执政委员会，并且在名义上是所有希腊城邦的元首。但是，他执政后就出现了外交危机。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和城邦曾发起反抗波斯人统治的抵抗运动，即伊奥尼亚起义，雅典和位于埃维亚岛的埃雷特里亚城对这些起义的城邦提供了援助。当时的危机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会因此对希腊进行军事报复，地米斯托克利也料定波斯人会采取进攻。他坚信，击败波斯人的最佳武器是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由此，作为首席执政官，地米斯托克利并没有选择近处但未设防的法勒鲁姆港，而是命人把离雅典8公里远、易守难攻的比雷埃夫斯的岩石海湾扩建成军用港口。

当波斯人终于发动进攻时，米太亚得——雅典保守派贵族的领导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在政坛的反对者——成了保卫希腊的领袖。公元前490年，一支由雅典和普拉提亚城邦的公民组建的联军在米太亚得的指挥下，在马拉松平原以少胜多，击败波斯军队，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波斯撤军后，希腊人的危机似乎也随之而去。

但有一个人仍然不放心，他就是地米斯托克利。他和以往的雅典政客一样，作为首席执政官的任期（一年）满了之后，成了“亚略巴古”（Areopagus，即雅典战神山议事会成员）。地米斯托克利坚信波斯人不会善罢甘休。倘若波斯人真的卷土重来，希腊军队能否再现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地米斯托克利对此深表怀疑。他认为，要想避免被波斯人占领，希腊唯一的机会是切断波斯军队的后援，因为波斯如此庞大的军队肯定需要大量粮食供给。鉴于陆地崎岖的地形和糟糕的路线，波斯军队的大部分粮食供给将通过海上运输。地米斯托克利确信，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但问题是，当时的希腊还不具备足够的战船以抵抗波斯军队及其同盟。因此，地米斯托克利打算把当时拥有70艘战船的雅典海军扩充2倍，甚至3倍。但出于经济和政治上的考虑，他的建议被拒绝了。打造新的战船会花费太多钱，雅典的富人们都不想缴纳更多的税。并且，此举将会让之前还没有征召入伍的贫民阶层进入政治领域，因为雅典将需要他们成为新战船的掌舵人。当时，政治权力和军事能力密不可分：只有对保卫城邦作出贡献的人，才有资格参政。

尽管地米斯托克利拥有非凡的才华和政治远见，但他显然是个缺乏个人魅力的人。不过，他仍坚持不懈地提倡扩建海军。终于在公元前483年，地米斯托克利在政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功，再次出任执政官，并因为在属于雅典城邦的劳里昂矿山发现了大量银矿，他成功地说服了雅典人，使得这笔意外之财不像以往那样分给雅典市民，而是用于建造200艘新战船。这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建立造船厂，运输材料，招募工匠，最后还要为新战船训练水兵。但地米斯托克利仍然完成了这项壮举。

根据传统的雅典制度，地米斯托克利原不能拥有政治职位，因为他的母亲不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但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扩大了参政的市民阶层范围，他才得以有机会进入政坛。

就在此之前，希腊人发明了一款新型战船，这种战船带有三层桨座，在速度、灵巧程度和战斗力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同以往的两层桨座战船相比，这种新型战船（在希腊语中称为“三桨船”）多了一层桨座，这些船桨从船舱伸到船外，和今天划艇比赛用的赛艇类似。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不加长船身的基础上，大大提高船的速度和攻击性能，且避免船的稳定性受影响。此外，三桨船最重要的武器是位于船头的铜质撞角。

还没等新增的水手训练完毕，地米斯托克利警告的危机就已经得到了证实：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一世的继承者薛西斯一世带领由36万人组成的陆军，在强大海军的支援下入侵希腊。同时入侵的还有义务参战的波斯省份，以及波斯帝国的同盟者。因此，除了面对腓尼基人的骑兵，希腊人还要面对阵营中来自伊奥尼亚的战船，尽管这些人并不情愿站在波斯人那一边。

然而，希腊各城邦的态度并不统一。来自北部和中部的大部分城邦决定向波斯投降，还有几个城邦选择保持中立，其他城邦则决定在斯巴达、雅典和科林斯的带领下进行抵抗。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如此评价这次战争的：勇敢的雅典人“承担了这次迎战的风险”。希罗多德的巨著《历史》是有关这次战争最主要的史料，他笔下的雅典人并没有被不利于自己的预言吓倒，他们向众神请示，并在德尔斐圣地询问先知。但是他们得到的预言并不明确，那位先知一方面预言了城市的毁灭，同时又建议市民躲在木质的城墙后面。人们针对这次预言的具体意义讨论了很久，最后，地米斯托克利的解释占了上风。他将先知的话应用于舰队，并告知雅典人，胜利的关键不在于陆地，而在于海洋。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人们不再顾及对地米斯托克利的反感，他们相信他和他的判断，并推举他为雅典海军的首领。

至此，200艘三桨船基本可以应战，斯巴达和它的同盟城邦也赞同地米斯托克利的战略计划，并提供了150艘三桨船。但是，海军的总司令并不是地米斯托克利，而是来自斯巴达的欧里比亚德斯，因为有几个城邦拒绝在雅典将领的领导下参战。

新上任的希腊海军总司令决定，不必等待敌人到来，而是主动攻击敌方海军前锋，以减弱他们的战斗力。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海战，但效果都不明显。之后的天气变化助了希腊人一臂之力：一次严重的风暴击沉了波斯人的部分战船。可即便如此，波斯大帝的海军在数量上仍超过希腊。后来，希腊的三桨船在埃维亚岛北部的亚德米西林角再次挑起海战，但在经历了一场激烈战斗后被迫撤退。

在陆战方面，希腊也处于劣势。由于希腊阵营内有人泄露军机，薛西斯一世的军队成功进入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温泉关隘口。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一世带领6000名战士奋力抵抗，但仍以失败告终，整个希腊中部地区随后落入波斯人手中。雅典居民们在地米斯托克利的劝导下离开了这座已经失去防御能力的城市，逃往距离比雷埃夫斯仅2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所有身强力壮的男人都驾驶着战船，他们刚一撤离雅典，薛西斯一世和他的军队就到达了。军队把阿提卡半岛洗劫一空，并且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把雅典夷为平地。

鉴于这种已经看似希望不大的情况，希腊海军将领们最后决定，在科林斯地峡（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陆地之间的狭长地带，萨拉米斯岛就位于该地峡间）等待波斯海军。但是地米斯托克利担心此举会令希腊海军军心涣散。任何一支海军部队恐怕都想保卫自己的家园。他建议，把决战地点转移到萨拉米斯岛与希腊本土间狭窄的海峡中，因为即便波斯军队在数量上占上风，狭长的水域也会对希腊人更加有利。根据希罗多德的描述，地米斯托克利通过一场感人的演讲，不但说服了欧里比亚德斯，还令其他海军将领也接受了他的计划。

但是希腊人依然十分紧张。在第二次会晤中，斯巴达及其同盟决定放弃地米斯托克利的计划，保卫整个科林斯地峡。在这种情况下，地米斯托克利不得不使用计谋，迫使摇摆不定的希腊人全身心投入战争。他派心腹把消息转达给薛西斯一世：希腊人正准备撤离且内部矛盾开始激化，倘若波斯人马上发起进攻，将有一部分希腊人向波斯投降。

由于不会游泳，很多波斯人在萨拉米斯战役中丧生。而一些希腊人之所以能够得救，全在于他们通过游泳到达了萨拉米斯岛海岸。

很明显，薛西斯一世上钩了。他命令海军出发，先占领比雷埃夫斯海港和萨拉米斯岛之间的普斯塔利亚小岛，然后命令部分海军封锁萨拉米斯西部的海岸——这部分海岸紧靠墨伽拉，可以从后面袭击希腊军队——其他波斯海军则直接从正面进攻。

得知波斯军队出发的消息，希腊人也开始准备应战。公元前480年9月29日拂晓，希腊军队奔赴战场。波斯军队几乎同时出发，他们在数小时航行后，经过萨拉米斯和阿提卡，比希腊军队更早到达目的地。双方海军等距离列队航行，向敌方靠近，这意味着双方船队各自排成前后好几列并行。但由于波斯海军更为庞大，列队的数量明显多于希腊。这样的阵型，一艘战船可以用船头撞角攻击敌方战船，同时，容易受到攻击的船身可以通过旁边的战船做掩护。此时，380艘希腊战船对阵1000多艘波斯战船。

古典时期的海战

在古代地中海上航行的船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于商务贸易的帆船，船体是圆形的；另一种是瘦长的战船。两者都配有船桨。战船比较轻盈，通过众多水手划桨前行。但是由于战船不适合远洋航行瑡这点和商船截然不同瑡它们通常只在海岸线附近行驶。

古典时期，建造战船最看重的就是行驶速度。它们最主要的攻击武器是和水平线持平、位于船首的撞角，通过撞角猛烈撞击敌船令对方沉船。另一种攻击技巧被称为侧翼包抄，即把船开到敌船的侧面，用撞角撞击敌船。还有一种攻击技巧，被称为破阵，即从侧面贴近一艘敌船航行，或者从两艘敌船中间穿过，切断敌船的船桨。

最开始的战船只有一层桨座，后来逐渐发展为两层桨座（二桨船）。到了公元前500年，开始出现三层桨座的战船（三桨船），之后的战船甚至更加庞大。

早期的战船配备人员通常是某位统治者的随从或者某个城邦的民兵。后来逐渐出现了专业的航海人员，相当于今天各国的海军。公元前4世纪起，罗得岛共和国就拥有一支小型但攻击力很强的海军，用于保护海洋贸易，这支海军的人员都是靠海谋生，他们可以从最底层的水手攀升到指挥官的位置。在罗马海军里，水手同样有升职的机会，比如从底层的水手升到一艘战船的指挥官，甚至整支海军的司令，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

公元前1世纪的浮雕，展示了一艘三桨船及其撞角。古典时期的腓尼基和希腊战船都装备有这种致命武器。

希腊人这时使用了一个计谋。他们假装撤退，引诱腓尼基的中型舰队继续深入。当这支敌方舰队经过萨拉米斯和希腊陆地之间最狭窄的海域时，希腊船队突然掉转方向，给了敌人猝不及防的攻击。埃斯库罗斯在他的悲剧作品《波斯人》中这样描述袭击的时刻：“顿时，一个用金属加固的船头撞进了另一艘船里。”经过惨烈的奋战，腓尼基的舰队全军覆没。

地米斯托克利聪明地选择了作战地点。由于长时间的行军，波斯船队的水手在作战开始时就已经筋疲力尽，而希腊船队的水手则精神饱满，他们精力充沛地奔赴战场。此外，由于水域十分狭长，波斯船队在数量上的优势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倘若在宽广的水域作战，波斯船队肯定能包围希腊船队，从侧面进攻取胜。但现在的情况导致只有一部分波斯战船直接面对希腊船队，而且希腊海军的三桨船战斗力更胜一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波斯船队的数量优势对于能灵活应变的希腊船队来说还是件好事，因为波斯一方的战船相互影响，他们的船桨相互碰撞和“打架”；如此参战的希腊船队反而占优势。

波斯船队阵型逐渐陷入混乱。面对失败的威胁，很多人开始惊慌。在战斗最关键的时刻，哈利卡那索斯的阿尔特米西亚女王（也是波斯第二海军舰队首领）逃离了波斯阵营。就在她逃脱希腊人追杀的过程中，她的船在卡里亚地区把卡琳达国王达马斯蒂姆的战船撞沉了。如希罗多德所述，负责追杀的希腊将领认为，“阿尔特米西亚所在的船要么是一艘希腊船，要么是来自敌方但已经投降希腊的船”，所以就这样让阿尔特米西亚女王逃走了。

“因为希腊人开始以有纪律的秩序作战，如果蛮族不再坚守阵地，而是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的话，这场战斗势必会朝着有利于希腊人的方向发展。”

——希罗多德《历史》

经过长时间的浴血奋战，希腊人终于扭转战局：黄昏来临时，波斯人战败，并开始撤逃。希腊舰队损失了40艘三桨船，波斯人却失去了200艘战船。就连在普斯塔利亚小岛上作战的波斯军队也遭到惨败。

无论波斯海军残部是否成功逃离，萨拉米斯战役的失败都意味着波斯人海上霸权的终结。至此，波斯人对希腊的进攻失败了。就如地米斯托克利之前预料的一样，波斯人无法保证后援，他们的大帝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战略计划，在冬季后就从希腊撤军了。公元前479年，波斯军队在普拉提亚同样遭到惨败，而这次战败导致波斯征服希腊的计划彻底落空。

希腊迎来了伟大的胜利。为了表示感谢，斯巴达人赠予他们的首领欧里比亚德斯一个用橄榄枝做成的头冠，表彰他的勇敢；另外一个头冠则赠予了地米斯托克利，表彰他的聪慧。但雅典人却并不感恩。即使地米斯托克利赢得了战争，他还是在公元前479年竞选新一任首席执政官中失利，因为他再次提出了令雅典人极为不快的警示，就像他当年预见和薛西斯一世的对决一样。这次他预料，斯巴达人将会和雅典争夺希腊城邦的霸权地位。如此一来，他在自己的家乡引起了亲斯巴达一派的不满，就连民众中支持他的人也很少。在战争时期，雅典人自愿听从他的领导，但现在波斯人带来的危机已经解除，所以地米斯托克利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以米太亚得之子西门为首的亲斯巴达党派在雅典上台后，地米斯托克利于公元前473年（或前471年）受到陶片放逐法的制裁，被判10年内不允许回到雅典。之后没多久，斯巴达人又把私通波斯的叛国罪加到他身上。在被雅典人判处死刑后，地米斯托克利于公元前465年逃往波斯，投靠阿尔塔薛西斯一世。这位曾经的敌人——薛西斯一世——的儿子和继承人友好地接纳了他，并且封他为小亚细亚的马格尼西亚总督。在这里，这位天才军事家、历史上第一支海军舰队首领，大约于公元前460年去世。

陶片放逐法：始创于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每年召开民众大会，公民可以将他（们）认为可能危害民主政治的人的名字刻在陶片上，通常认为某人票数超6000票，就会被放逐，禁止回国，以10年为限。

萨拉米斯战役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海上领导力量。公元前478年（或前477年），提洛同盟成立。这个原本为了抵抗波斯人而建立的同盟，把首府定在雅典，并统治着地中海东部。凭借同盟之下200多个城邦的联合势力，雅典的商务航线得以保障而不受海盗影响。但没过多久，地米斯托克利的警示被证实并非空穴来风。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在公元前404年战败，提洛同盟也就此解散。但是，斯巴达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双方长达几十年的征战不但削弱了战败的一方，也大大消耗了战胜的一方。此后，希腊城邦沦为各方势力的玩物，先是马其顿人，然后是罗马人。

对希腊人来说，战胜波斯人很快就成了自由战胜暴政的神话。甚至到了20世纪，对抗波斯人的战争仍被形容成一场西方世界对抗“东方专制”的自由之战，尽管当时波斯的政权领导人其实很开放。无论怎样，希腊人通过萨拉米斯战役的胜利保全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独立，并且由此，希腊的艺术、文化和思想得以成为西方文明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