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亚历山大·曼奈特,以行医为生,惨遭横祸。在下生于博韦,后居于巴黎,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个月,我在巴士底狱这间凄凉的牢房里写下了这篇悲惨的控诉状。我写下这些文字费尽千辛万苦,只能偶尔找时间偷偷完成。我花费了很多时间,费了很大力气,才在烟囱里弄出了一个隐蔽的所在,并打算把所写的内容藏于其中。待到我和我的悲伤化为尘土,也许会有人发现它,给予我怜悯。
这篇控诉完成于我入狱第十个年头的最后一个月,是使用生锈的铁尖,用从烟囱里刮下来的煤烟灰和木炭混着我的血,艰难地一字字写出的。希望之火已在我心中熄灭。我的身体发出了一些可怕的警告,由此我很清楚,我必将很快丧失健全的理智,但我郑重宣布,此时此刻,我的思维完全正常,记忆准确而详尽,所写皆为事实之真相。即便在末日审判席上,不管是否有人看到,我也为我这遗言负责。
一七五七年十二月的第三个礼拜(我认为是该月的二十二号),那是一个多云的夜晚,月色朦胧,我正沿着塞纳河边码头的僻静之处散步,想吹吹冷风,让自己提起精神,那儿距离我在医学
院大街的住所有一个钟头的路程,这时候,一辆马车从我后面疾驰而来。我怕马车将我撞倒,便闪到一边让它过去,一个人突然从车窗探出头来,有人叫车夫停下。
车夫勒住缰绳,马车停了下来,说话的那人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只好应声。这时马车停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我尚未走到跟前,已有两位先生打开车门下了车。我注意到他们二人都裹着斗篷,似乎有意隐藏自己。他们肩并肩站在车门边上,我还注意到他们看上去和我年龄相仿,或者比我小一些。在身材、举止、声音和面貌(就我所能看清的部分)上,他们都可谓一模一样。
“你是曼奈特医生吗?”其中一个说。
“我是。”
“曼奈特医生,博韦人。”另一个说,“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原来是个外科专家,最近一两年在巴黎名气越来越大。”
“先生们,”我答道,“承蒙夸奖,我就是曼奈特医生。”
“我们到你家去过。”第一个说,“可惜运气不好,没有找到你,又听说你可能来这个方向散步,便一路寻了过来,希望能赶上你。请上车,好吗?”
他们两人的态度都很专横,一边说着,一边过来把我逼到车门前。他们都带着武器。我却是手无寸铁。
“先生们,”我说,“请原谅,不过我通常要打听一下,究竟是谁赏光来找我帮忙的,还要问问病患的情况如何。”
第二个人回答了我的问题:“医生,需要你救治的,都是身份地位超群之人。至于病情如何,我们对你的技术很有信心,相信你自将亲自查明,我们多说也是无益。好了。可以上车了吗?”
我只好顺从,默默地钻进了车厢。他们也上了车,最后一个是在收起踏板后跳上来的。马车掉转头,以之前的速度飞奔起来。
以上对话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原原本本记录下来的。我确定一字不差。我所描述的经过与当时一模一样,并尽全力控制自己的思想,以免走神出差。以下但凡出现间断记号,就表示我被迫中断,只得把纸藏起。
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个月,我在巴士底狱这间凄凉的牢房里写下了这篇悲惨的控诉状。
* * * * * *
马车穿过一条条街巷,又过了北隘,来到了一条乡间小路上。出了北隘,又走了三分之二里格……当时我并未估计距离,后来返回时才估算了距离……马车终于驶出了大路,不久在一座孤零零的房子前停了下来。我们三个人都下了车,沿着花园中一条潮湿柔软的小径一直走到门口,路上看到花园里的喷泉无人打理,水已经溢出来了。门铃响后,隔了一会儿才有人来开门,那两人中的一个用他那厚重的骑马手套狠狠打了开门人一巴掌。
这一举动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毕竟照平日所见,平民挨打是常有的事儿,地位连狗都不如。然而,另一个人也大发雷霆,也狠狠抽打了那人的脸。这个时候,这兄弟二人的相貌和举止简直如出一辙,我也第一次觉察到他们竟是一对孪生兄弟。
从我们在庭院大门下车开始(我们发现大门是锁着的,两弟兄中的一个打开门让我们进去,接着又上了锁),我就听见有哭声从楼上的房间里传出。我被直接引到了那个房间,上楼时只听到哭声越来越大,我看见一个病人躺在**,正发着高烧。
病人是个极为标致的女子,非常年轻,肯定还不到二十岁。她的头发凌乱不堪,胳膊用饰带和手帕绑在身体两侧。我注意到,这些绑绳必定是哪位先生的衣饰。其中一条是搭配礼服使用的流苏领巾,我看到上面绣着一个贵族盾徽和字母E。
我刚一开始观察病人,就留意到了这些细节。因为她在不停地挣扎,翻过身把脸埋在床沿上,就把领巾的一端扯进了嘴里,险些窒息。我立即伸手取出领巾,让她可以自由地呼吸。在掀开领巾的时候,边角上的刺绣便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轻轻地把她翻过来,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胸前,让她平静下来,接着,我看向她的脸。她的眼睛瞪得溜圆,眼神狂乱,不停地发出刺耳的尖叫,颠来倒去地重复着几句话:“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说完这些,她便从一数到十二,说,“嘘!”她只停下来听了一会儿,那刺耳的尖叫声就又响了起来,她开始重复:“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说完便从一数到十二,又说了声“嘘”,无论顺序,还是语气,都和之前一模一样。除了有规律的片刻暂停,她都在不停地发出这些声音。
“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问。
为了区分开那两兄弟,我从现在开始称呼他们为哥哥和弟弟。我把那个气势最强的当作哥哥。回答我的是哥哥。“大约从昨晚这时候开始的。”
“她有丈夫、父亲和弟弟吗?”
“有个弟弟。”
“你不是她弟弟吧?”
他非常轻蔑地回答说:“不是。”
“她最近跟数字十二有什么联系吗?”
弟弟不耐烦地回答道:“也许是十二点?”
“是这样的,先生们。”我说,仍然把手放在她的胸前,“你们虽然带了我来,我却帮不上忙!我若早知病人的病情,也可带些药物过来。如此一来,便浪费了很多时间。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法弄到药。”
哥哥看了弟弟一眼,弟弟傲慢地说:“这里有一个药箱。”说罢从壁橱里拿了出来,放在桌子上。
* * * * * *
我打开几个瓶子闻了闻,又把瓶塞放在唇边尝了尝。如果我要用的不是本身就是毒药的麻醉药品,那箱子里的药真就一样都用不上。
“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放心的?”弟弟问。
“你瞧,先生,我正要用呢。”我回答,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让病人吞下了我想给的剂量。我打算过一会儿再给她服相同的剂量,况且还有必要观察服药效果,于是我在床边坐了下来。一直在服侍的是个谨小慎微的女人(楼下开门人的妻子),这会儿,她退到了房间的角落里。这房子潮湿,破旧,陈设也很简陋,显然是最近才有人居住,而且只是暂住。窗上钉了一些厚厚的旧帷幔,好让尖叫声听来不那么刺耳。女子仍旧在不停地喊叫:“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说完便从一数到十二,再说声“嘘!”她发疯似的挣扎,我没有解开绑住她胳膊的绷带,不过我仔细留意着,免得勒疼她。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令人鼓舞的是,我放在病人胸前的手似有一种极大的安慰作用,有时可使她连续平静几分钟。只是我的手无法止住她的尖叫,她的喊声比钟摆还有规律。
我的手有这种效果(我认为是这样),于是我在床边坐了半个钟头,那兄弟俩在旁边看着,然后,哥哥说:
“还有一个病人。”
我吃了一惊,问:“是急症吗?”
“你最好去看看。”他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一边拿起一盏灯。
* * * * * *
另一个病人躺在二楼楼梯对面的一间里屋里,那儿与阁楼差不多,下层是马厩。房间一端的灰泥天花板十分低矮,其余部分是敞开的,一直延伸到瓦顶的屋脊,屋梁横于其上,屋内存放着干草、稻草、用来烧火的柴捆以及一堆埋在沙子里的苹果。我必须穿过那一部分,才能到达有屋顶的一端。我的记忆十分详尽,绝对不会有错。我如今已在巴士底狱的牢房里被囚禁了将近十年之久,再度回想起那些细节,仍如当夜看到的一样清楚。
地上的干草之间躺着一个英俊的农家少年,最多不过十七岁。他仰面躺着,头下枕着一个垫子,牙关紧咬,右手紧握成拳头搁在胸前,双目圆睁,怒视着上方。我单膝跪在他身旁,看不清他的伤口在哪里,但我看得出他是被利器刺伤了,眼瞅着就活不成了。
“我是个医生,可怜的朋友。”我说,“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我不要检查。”他回答,“顺其自然吧。”
伤口在他的手下面,我连哄带劝,总算让他由着我把他的手挪开。那是一道剑伤,二十到二十四个钟头前造成的,可即便立即救治,也是药石无医。他这时只剩下半口气了。当我把目光转向哥哥时,我看到他正低头看着这个生命正在消逝的英俊男孩,仿佛他是一只受伤的小鸟或兔子,而并非与他同是一个大活人。
“这是怎么回事儿,先生?”我说。
“一条小疯狗!一个农奴!他纠缠不休,我弟弟被逼急了才拔剑相对,他倒在了我弟弟的剑下,那会儿倒像个绅士。”
在他的回答中,没有一丝怜悯、悲伤,更没有半点儿人性。说话的人似乎认为,让这种低级生物死在那里是件很晦气的事儿,应该和他那些低贱的同类一样,无声无息地死去才好。至于那少年命运如何,他完全没有同情之心。
在他说话的时候,少年的眼睛慢慢地移向他,接着又慢慢地移向我。
“医生,这些贵族骄傲得很。但我们平头百姓有时也有一身傲骨。他们掠夺我们,践踏我们,殴打我们,杀害我们,但有时我们还有点儿自尊。她……你给她治疗过了吗,医生?”
虽然距离远,那姑娘的尖叫声却还是隐约可闻。他这么一说,好像她就躺在我们旁边。
我说:“我给她看过了。”
“她是我的姐姐,医生。多年来,对我们的姐妹的品德和贞洁,这些贵族享有可耻的权利,但我们身边也有好姑娘。我自己知道这一点,也听我父亲这么说过。她是个好姑娘,还与一个有为青年订了婚,那青年也是他的一个佃户。我们都是他的佃户,就是站在那儿的那个人。他还有个弟弟,他们一家都是恶棍,而他的弟弟最为邪恶。”
那少年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才说出了这番话,但是,他的精神却让他的话极有底气。
“站在那儿的人劫掠我们,所有我们这些普通百姓都在遭受那些大贵人的劫掠。他毫不留情地要我们缴税,逼迫我们为他做工,半个子儿的工钱也不给,强逼我们在他的磨坊里碾谷子,用我们本就少得可怜的收成去喂养他的大批家禽,却不许我们饲养家禽来养活我们自己。他肆意剥削,无情劫掠,我们偶尔弄到一点儿肉,都吃得战战兢兢,要把门窗紧闭才行,不然被他的手下看到,一定会抢走。我说,我们被抢得身无长物,被搜刮得一干二净,穷得叮当响,我们的父亲曾对我们说,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只能受苦受穷,我们最应该祈祷我们的女人不能生育,如此,我们悲惨的种族便可灭绝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压抑已久的情感竟会如同火焰一样爆发出来。我原以为它必定只会潜藏在人们内心的某个地方,但是,从这个垂死的少年身上,我才第一次见识到了它的爆发。
“尽管如此,医生,我姐姐还是结婚了。那时他病了,可怜的人,可她还是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那样她就可以在我们的茅屋里照顾他、安慰他了。那个人说不定会把我们的房子叫狗窝。她结婚才几个礼拜,就给那个人的弟弟看上了,还要她丈夫把她借给他,我们这些人如此卑微,当丈夫的又算得了什么呢?她丈夫同意了,可我的姐姐是个好女人,谨守贞洁,她和我一样恨他的弟弟。你可知道,他们两个用了什么下作的手段,威逼她丈夫对她施压,迫使她就范的吗?”
少年的眼睛本来一直盯着我,这会儿慢慢地转向了在一旁看着的两个人。从那二人的脸上,我看出他说的句句属实。即使此时在巴士底狱,我也能看到当时那两种截然相反的骄傲在彼此对峙。一边属于贵族老爷,是那样冷漠,那样满不在乎;另一边是农家小子,他的感情受到了践踏,因此燃起了强烈的复仇之火。
“你知道,医生,这些贵族有权利把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套在马车上,赶着我们走。他们就这样给她丈夫套上马具,驱赶他。你知道,他们有权利让我们整夜待在他们的地里,不让青蛙乱叫,去打扰他们的清梦。他们让他整夜待在外面对身体很不好的雾气里,白天又命令他背上挽具。但他没有服软。没有!后来有一天中午,有人摘下他身上的马具,让他去吃东西……如果他能找到吃的东西的话,接着,钟声每敲响一下,他就哽咽一声,一共哽咽了十二次,便在她怀里咽了气。”
他是决心要将自己的冤屈都吐露出来,这才坚持了这么久,不然的话,这世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留住他的性命了。他把越来越浓的死亡阴影压了回去,右手紧攥成拳头捂着伤口。
“然后,在那个人的允许下,甚至在他的帮助下,他的弟弟掳走了她。我知道她一定对他弟弟苦苦哀求,至于她说的是什么,即便你现在还不清楚,医生,不久也会知道的。可他还是将她抢走了,只为了一时的寻欢作乐。我眼睁睁看着她在路上从我身边走过。当我把这个消息带回家时,父亲的心都要碎了。他憋了一肚子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我把我的妹妹(我还有一个妹妹)送到了一个这个男人找不到的地方,在那里,她至少永远不会做他的奴仆。然后,我跟踪那个弟弟来到了这儿,昨晚悄悄溜了进来,我是个贱民,但我手里有剑。阁楼的窗户在哪里?就在这吧?”
在他看来,房间里渐渐暗下来了,他周围的世界越来越小。我向四周瞥了一眼,看见地上的干草和稻草给人踩得乱糟糟的,好像进行过一场搏斗。
“她听见我来了,就跑了过来。我告诉她先不要过来,等我把他解决了再说。他走了进来,先扔给我一些钱,接着用鞭子抽我。但是,我虽然是个贱民,却打了他,让他不得不拔剑。他的剑沾染了我这贱民的鲜血,让它爱折成几段就折成几段吧。他拔剑自卫,为了保住他自己的命,他用尽了平生所学的剑术向我刺来。”
就在片刻前,我还看到干草中有一把折成几段的残剑。那是贵族老爷的武器。在另一个地方丢着一把旧剑,似乎是士兵用的那种剑。
“现在,把我扶起来,医生。搀扶我起来。他在哪里?”
“他不在这儿。”我扶着那少年说,认为他指的是那弟弟。
“他!这些贵族虽然傲慢,他却害怕见我。刚才还在这里的那个人去哪儿了?把我的脸转向他。”
我照办了,把那孩子的头靠在我的膝上。但是,他一时得到了一股非凡的力量,竟站了起来,我只得跟着也站起来,否则我就不能继续支撑他了。
“侯爵,”那少年扭头对着他,睁大眼睛,举起右手,说,“等到血债血偿的那一天,我要让你,还有你这个邪恶家族的每一个人,都付出代价。我要用鲜血在你身上画出十字,作为我一定说到做到的标记。你弟弟是你们这个家族最邪恶的成员,等到血债血偿的那一天,我要单独向他讨还他欠下的累累血债。我要用鲜血在他身上画出十字,作为我一定说到做到的标记。”
他两次把手伸向胸前的伤口,用食指在虚空中画了十字。他举着手指站了一会儿,手指落下时,他也跟着倒了下去,我把他放下,他已经死了。
* * * * * *
等我回到那年轻女子的床边,发现她还在以同样的顺序不断地喊叫着。我知道这可能会持续好几个小时,唯有到了充斥着死寂的坟墓中,方会结束。
我又给她吃了药,然后坐在床边,一直坐到深夜。她的尖叫声从来没有减弱过,不断重复的那几句话也十分清晰,既不磕巴,顺序也没乱过。总是:“我的丈夫,我的父亲,我的弟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嘘!”
从我见到她起,这种情况持续了二十六个小时。我来回往返了两次,又坐在她身边,这时她的声音开始变得含混不清了。我能做的不多,却还是尽力挽救她的命。不一会儿,她昏睡过去了,像死人一样躺着。
他两次把手伸向胸前的伤口,用食指在虚空中画了十字。
这就好像在一场漫长而可怕的风暴过后,风和雨终于平息了。我松开她的胳膊,叫女佣来帮我让她躺平,还整理了她撕破的衣服。就在那时,我才发现她身上有了要做母亲的初步迹象,也是在那时,我那一点点救活她的希望也破灭了。
“她死了吗?”侯爵问,我还是称他为哥哥吧,他下了马,穿着靴子走进房间。
“还没。”我说,“不过也活不长了。”
“这些贱民,还挺能撑!”他说,好奇地低头看着她。
“悲伤和绝望中蕴藏着惊人的力量。”我回答他。
他听了我的话,笑了笑,又皱起眉头。他用一只脚把一把椅子踢到我的椅子旁边,命令女佣走开,压低声音说:
“医生,我一发现这两个农民给我弟弟找了麻烦,就建议请你来帮忙。你的名声很响,作为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你多半会很在意自己的利益。你在这里看到的一切,只可以看,却不可以到处乱说。”
我听着病人的呼吸,避而不答。
“能赏光听我说吗,医生?”
“先生,”我说,“干我这一行的,都会对病人的情况守口如瓶。”我回答得很谨慎,在这里的所见所闻使我心中难安。
她气若游丝,呼吸声难以察觉,我仔细地摸了摸脉搏,又摸了摸心脏。她只剩下一口气了。我回到座位上时向周围一看,只见那两兄弟都牢牢地盯着我。
* * * * * *
我写这些东西,是克服了很多困难的,天气寒冷刺骨,我又怕被人发现,继而打入漆黑一片的地牢,所以我必须精简。我没有丧失记忆,我的记忆也并不混乱。我清楚地记得我和那对兄弟之间说过的每一个字,每一个细节都十分清晰。
她拖了一个礼拜。在她弥留之际,我把耳朵靠近她的嘴唇,方才听懂她对我说的几句话。她问我她在哪儿,我告诉了她,她还问我是谁,我也告诉了她。我问她姓什么,却没有得到她的答复。她在枕头上微微摇了摇头,像那个少年一样保守着秘密。
我没有机会问她任何问题,直到我告诉那两兄弟她即将咽气,拖不到转天了。在那之前,在姑娘清醒的时候,只有我和女佣在屋内,可只要我在,兄弟二人中总有一个坐在床头的帷幔后面,警惕地监视我。现在她快不行了,他们似乎不再担心我会不会和她说话,仿佛我也快死了(我突然这么想到)。
有好几次我都可以注意到,那个弟弟(我这样称呼他)竟然与一个农夫过剑招,而这个农夫还是个半大小子,这让他们的自尊心大受折辱,满心都是愤恨。只有一点使他们深受影响,那就是这件事儿荒唐到了极点,让他们的家族丢尽了颜面。每当我看到弟弟的目光,他的表情就会提醒我,他非常讨厌我,因为我从少年那里得知了他们的事儿。比起哥哥,他对我更圆滑,更有礼貌,但我还是看出了他的心思。我还看出,在哥哥眼里,我也是个麻烦。
在距离午夜还有两个钟头的时候,我的病人去世了,从我的表看,她死亡的时间与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间几乎分毫不差。这个可怜姑娘的脑袋轻轻地向一边耷拉了下去,她在人间的委屈和悲伤就这样结束了。这个时候,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在屋内。
兄弟俩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等着,迫不及待地想骑马离开。我独自坐在姑娘床边的时候,听到他们用马鞭抽打着靴子,来回闲逛。
“她终于死了?”我一进去,哥哥就说。
“她死了。”我说。
“祝贺你,我的弟弟。”他转过身来说道。
他之前给过我钱,但我一直没有接受。这会儿,他给了我一卷金币。我从他手里拿过来,放在桌子上。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决定分文不取。
“请原谅,”我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不能要。”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但向我鞠了一躬,而我也向他们鞠了一躬,于是我们就分道扬镳,双方都没再说一句话。
* * * * * *
我很疲倦,很疲倦,很疲倦,痛苦使我疲惫不堪。我看不清用这只憔悴的手写出来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清早,那一卷金币被装在一个小盒子里放在我家门口,盒上写着我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焦急地考虑该如何应对。那天,我决定私下给宫廷大臣写封信,说明我被请去给两位病人治病的情形以及我去过的那个地方,实际上便是把所有的情况都说出来。我清楚宫廷有多大的势力,也知道贵族有怎样的豁免权,我料想绝不会有人出面管这件事儿。然而,我只求自己能够无愧于心。我对这件事儿一直守口如瓶,连我妻子也不知道。我决定在信中把这一点也说出来。我并不害怕自己会遭遇不测,但我意识到,如果别人知道了我了解的情况,便会受到连累,遭遇危险。
那天白天我很忙,晚上没能写完信。第二天早晨,我起了个大早,写完了那封信。那是一年的最后一天。那封刚写完的信放在我面前,这时候,有人告诉我有一位女士想见见我。
* * * * * *
我越来越难以完成我给自己定下的任务了。这儿是那么冷、那么黑,我的感觉是那么麻木,笼罩在我身上的绝望阴云是那么可怕。
那位女士年轻、漂亮、迷人,但看面相不像是个会长寿的。她非常激动,自称是圣埃弗尔蒙德侯爵的妻子。经她这么一说,我立马想起了那个少年说过哥哥的头衔和绣在领巾上的首字母,并毫不费力地得出结论:圣埃弗尔蒙德侯爵正是我最近才见过的那位贵族。
我的记忆仍然准确,但我不能把我们的谈话写下来。我怀疑我受到的监视比以前更严密了,只是我并不清楚自己在什么时间受到监视。她做了一些猜测,也发现了不少事实,总之,她掌握了这桩惨事大致的来龙去脉,不光知道她丈夫参与其中,还知道我被请去诊病。她不知道那女孩已经死了。她非常苦恼地表示,她希望暗中向女孩表示一个女人的同情。这个家族长久以来害了那么多人,受人痛恨,她不希望自己被牵连其中,受到上天的惩罚。
她有理由相信那家还有个妹妹活在人世,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帮助那个妹妹。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妹妹,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所以在这方面帮不上她。她之所以来找我,原是希望我能告诉她那妹妹的名字和住址。然而,直到现在这悲伤的时刻,我对这两点依然毫不知情。
纸片不够用了。昨天有人从我这里拿走了一张,还为此警告了我。我今天必须把要写的都写完。
这位太太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她的婚姻并不幸福。她怎么可能婚姻幸福呢?那弟弟不信任她,不喜欢她,可他有钱有势,尽可以欺负她。她怕他,也怕她的丈夫。当我扶她下楼到门口时,就见她的马车里坐着一个两三岁的漂亮男孩。
“看在他的分儿上,医生,”她流着泪指着男孩说,“我愿尽我所能,做出微末的弥补。否则他就算继承了家业,也永远不会兴旺。我有预感,如果不为这件事儿赎罪,总有一天会报应在他的身上。如果可以找到那家的小妹妹,我愿意把属于我自己的仅有的一点儿财产……其实只是几件珠宝……作为他这辈子第一次负责的赠与,连同他已故母亲的同情和哀悼,送给那个家破人亡的家庭。”
她吻了吻孩子,爱抚着他说:“这是为了你好。你会听我的话吗,小查尔斯?”那孩子勇敢地回答说:“会!”我吻了吻她的手,她把那孩子抱在怀里,爱抚着他,马车驶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之所以提到丈夫的姓氏,是因为笃信我早就知道,于是我没有在信里提及此事。我封上了信,不放心假他人之手,那天便亲自送去了。
当天晚上,也就是那年的最后一个晚上,近九点时,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找上门来,提出要见我,他轻轻地跟着我的仆人,一个叫欧内斯特·德法奇的年轻人上了楼。我的仆人走进我和我妻子所待的房间……啊,我的妻子,我的心上人!我年轻漂亮的妻子,她是英国人!……我们看见那个本该在大门口等着的人,却一声不吭地站在我的仆人身后。
他说圣奥诺雷街有个急症病人,还说他是赶着马车来的,不会耽搁我太多时间。
然而,那辆马车把我带到了这里,将我送进了坟墓。我刚一出家门,就有人用一条黑色的围巾从后面紧紧地勒住了我的嘴,我的胳膊也被捆住了。那两兄弟从一个黑暗的角落出现,穿过马路,摆了摆手,表示他们要找的人就是我。侯爵从口袋里掏出我写的那封信,给我看了看,便用手里提着的灯笼把信烧了,又用脚扑灭了灰烬。没有人说一句话。我就被带到了这里,带进了这座活死人墓。
一年又一年,时间是那么漫长,如果那两个铁石心肠的兄弟想到给我捎来我爱妻的消息,哪怕只是通知我她是死是活,我也会认为上帝没有完全抛弃他们。但是,现在我相信,那个血十字会要他们的命,他们绝得不到上帝的怜悯。我亚历山大·曼奈特,一个不幸的囚犯,在一七六七年的最后一个晚上,怀着难以忍受的痛苦,决定要在血债血偿的日子到来之际,检举他们二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直至最后一个继承人。我向天告发他们,我向地告发他们。
这份声明宣读完后,法庭里响起了一阵可怕的声音。那个声音里充满了渴望与急切,明确表示只要犯人血溅当场。这段叙述唤起了当时最强烈的复仇情绪,在它面前,全国没有一个人能不低头。
在这样的法庭和这样的听众面前,没有必要说明德法奇夫妇为何没有将这份控诉书,连同在巴士底狱缴获的其他纪念品一同公开,反而秘密收藏起来等待时机。也没有必要说明,这个令人厌恶的姓氏早已被圣安托万区的人所诅咒,并被列入了德法奇太太的死亡名单。能凭借自己的美德和贡献在当时当地顶住如此检举的人,还没有降临到这个世上。
对那个在劫难逃的人来说,有一点可谓雪上加霜,那便是告发者是一个有名的公民,是他本人的知己好友,还是他妻子的父亲。民众最狂热的愿望之一,就是模仿古代那些令人生疑的公德,在人民的祭坛上用别人献祭,或是把自己当成祭品献上。大法官说(他要是不这么说,自己的脑袋就保不住了),共和国的好医生铲除了一个可憎的显贵家族,理应从共和国那里得到更好的待遇。他让自己的女儿成为寡妇,让女儿的孩子成为孤儿,无疑会感到一种神圣的荣光和快乐。听到大法官的话,观众陷入了狂热的兴奋中,爱国热情高涨,却没有一点儿人性的同情。
“那个医生不是在他身边的人之间很有威望吗?”德法奇太太微笑着,对复仇使者低声说,“快救他呀,医生,快救他!”
陪审员每投一次票,就引起一阵咆哮。一票,再一票。一阵咆哮,再一阵咆哮。
全票通过。囚犯从内心和血统都是贵族,是共和国的敌人,压迫人民,臭名昭著。押回裁判所附属监狱,二十四小时内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