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检察长先生不得不告知陪审团,他们面前的犯人虽然年纪轻轻,做起叛国的勾当来却行事老练,因此绝不可饶恕他的性命。此外,他与人民公敌往来密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甚至可以追溯到若干年前。可以肯定的是,这名犯人在多年间一直往来于法国和英格兰,从事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活动。此种不忠叛逆之行若能达成(幸好绝不可能得逞),他那些乌糟罪恶的勾当仍将免于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天网恢恢,一个无所畏惧、无可指摘的人撞破犯人的阴谋,深感震惊之余,遂向国王陛下的首席国务大臣和最尊贵的枢密院检举揭发。这位爱国志士即将亲自出庭为证,无论身份地位,还是态度风格,他都堪称高尚。他本是犯人之好友,然在吉兆和厄运并存的时刻,探得犯人之恶行,便决然不再将其视为知己,大义灭亲,将此叛徒奉交于国家的圣坛。假如不列颠与古希腊、古罗马一般,为造福公众之人塑像立碑,那这位杰出的公民必将得享此等殊荣。然不列颠无此明文规定,此事只得作罢。正如诗人(总检察长很清楚,许多段落已经逐字逐句地徘徊在陪审团的舌尖,而陪审团诸位面露内疚之神情,由此可知他们对这些段落一无所知)所评述的,美德极富感染力,尤其是被称为爱国之美德。该完美无缺、诚实可靠的证人唯国王(提起我主,深感荣耀)马首是瞻,堪称高尚之楷模,深深触动了囚犯仆人的良知,使之痛下神圣之决心,盖将其主之抽屉与衣兜彻底搜查,并将其文书隐匿藏之。他(总检察长先生)已经准备好听到对这位可敬仆从的诋毁言论,但总的来说,他爱这位仆从,更甚于他(总检察长先生)的兄弟姐妹;他尊重这位仆从,更甚于他(总检察长先生)的生身父母。他满怀信心地呼吁陪审团纷纷效仿。这两名证人的证词,加上他们将出示的文件,将表明囚犯探得了国王陛下的兵力详情,还窃取了海上和陆地兵力部署和筹备之细节,囚犯无疑乃一惯犯,把该类情报泄露给敌对国家。现无法证明这些清单列表确系囚犯的笔迹,但这无关紧要。事实上,这对控方来说倒是件好事儿,足以证明囚犯的警惕性奇高。这些证据可以追溯到五年前,可证明在英美两国军队开战的前几周,这名囚犯已经在进行此种罪恶行径。由于这些原因,陪审团,作为忠诚的陪审团成员(他们深知这一点),作为负责任的陪审团成员(他们深知这一点),务将判定囚犯罪名成立,并结果其性命,切不可以个人好恶为判定标准。囚犯的头颅若不落地,陪审团必不能安寝,亦不能容忍其妻室头可安寝,更不能容忍其儿女头可安寝。简言之,除非将犯人斩首示众,否则陪审团各位,抑或陪审团之妻女,均无安枕无忧之可能。最后,总检察长先生以他所能想到的一切的名义,以他认定囚犯绝无开罪可能之信念,请求陪审团各位判处囚犯死刑。
总检察长发言完毕,法庭里响起一阵嗡嗡声,仿佛有一群绿头大苍蝇围着囚犯乱飞,就等着他被剁成一团血肉,好分而食之。安静下来后,那位无懈可击的爱国志士出现在了证人席上。
于是,副检察长先生在上司总检察长之后,审问了爱国者。这位先生名叫约翰·巴萨德,至于他的心地如何纯良,他自己讲的与总检察长先生所陈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过于一致了。高贵的胸怀中卸下了重担,他本想谦恭地退出去,不过有位先生请求问他几个问题,这位先生戴着假发,面前摆着许多文件,就坐在离劳里先生不远的地方。而劳里先生对面那位戴假发的绅士仍然盯着法庭的天花板。
你本人当过密探吗?没有,我蔑视这种低劣的影射。你靠什么生活?地产。你的地产在哪里?不记得确切的位置了。是什么样的地产?不关别人的事儿。是继承来的吗?是的,是继承来的。从谁那里继承而来?远亲。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是的。坐过牢吗?当然没有。从没进过债务人监狱?看不出这与本案有任何关系。从没进过债务人监狱?来,再回答一遍。从没有吗?进过。多少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吗?也许吧。什么行当?高贵绅士。挨过踢吗?也许吧。经常挨踢吗?不常。有没有被踢下楼?绝对没有,有一次在楼梯顶部被人踢了一下,是我自己摔下楼去的。是因为出老千挨踢的吗?踢我的那个爱撒谎的酒鬼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不是事实。你发誓不是事实?不是。有没有靠出老千为生?从未。有没有靠赌博为生?不比其他绅士更好赌。是否找囚犯借过钱?借过。还了吗?没有。你与这个囚犯看似关系亲近,实则只是泛泛之交,是不是你在马车、旅馆和邮船上与他强攀上交情的?不是。你肯定亲眼看到囚犯身上有清单列表?当然。关于这些清单列表,不了解其他详情了吗?不了解。比如,是不是他本人弄到的清单?不清楚。想通过这次做证得到什么好处?没这么想过。是否长期受雇于政府,设陷阱害人?老天,当然没有。有没有受政府雇佣干其他事儿?老天,当然没有。敢发誓吗?发多少次都行。除了纯粹出于爱国,没有别的动机吗?没有。
德行高尚的仆人罗杰·克莱连连发誓,总算完成了做证的任务。四年前,他成了囚犯的仆从,一直忠心不二,一心只想把差事做好。那时候在前往加来的邮船上,他问囚犯是否需要贴身仆人,囚犯就这样雇用了他。他请求犯人雇用他做贴身仆人,并不是要犯人把这视为施舍,他从未这么想过。他渐渐地对囚犯起了疑心,不久以后,他就开始留意囚犯的一举一动。在外出途中为囚犯整理衣服时,他曾在囚犯的口袋里多次看到类似的清单。他还从犯人书桌的抽屉里找到过这些清单。起初,犯人并没有把清单放在抽屉里。他曾在加来亲眼见到犯人把一模一样的清单拿给几位法国的先生看,又在加来和布伦将类似的清单给法国的先生看。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不能容忍犯人的行为,便告发了犯人。他从不曾涉嫌偷盗银茶壶,但有人诬陷他偷了芥末瓶,不过事实证明那只是一个镀银瓶子。他认识上一个证人已经有七八年了。不过那只是巧合。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巧合,毕竟大多数巧合都很奇怪。爱国之心是他告发犯人的唯一动机,他也不认为这是奇怪的巧合。他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希望有更多人像他这样。
绿头苍蝇又开始嗡嗡,总检察长先生召唤贾维斯·劳里先生。
“贾维斯·劳里先生,你是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是的。”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一个礼拜五的晚上,你是否在出差途中,乘邮车从伦敦前往多佛?”
“是的。”
“邮车里还有其他乘客吗?”
“有两个。”
“他们是夜里在路上下车的吗?”
“是的。”
“劳里先生,看看这个囚犯。他是那两名乘客之一吗?”
“我不能确定。”
“他长得像那两个乘客中的任何一个吗?”
“那两个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一路上都没交谈,因此,对这一点,我并不能肯定。”
“劳里先生,再看看这个囚犯。假如他也像那两个旅客那样裹得严严实实,从他的体形和身材来看,有没有哪些方面让你觉得他不可能是其中一个乘客?”
“没有。”
“你无法确定他并不是其中一名乘客,是这样吗,劳里先生?”
“是的。”
“那至少可以说,他可能是其中一个乘客?”
“是的。不过我记得他们两个都像我一样害怕拦路强盗,而这个囚犯没有一点儿害怕的样子。”
“你见过假装害怕的人吗,劳里先生?”
“当然见过。”
“劳里先生,再看看这个囚犯。据你所知,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
“什么时候?”
“几天后我从法国回来,在加来的时候,那个囚犯上了我回来时乘坐的邮船,我们是一起回来的。”
“他是什么时候上船的?”
“午夜刚过。”
“那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个异乎寻常的时刻,上船的只有他一个人吗?”
“碰巧就他一个人。”
“别管是不是‘碰巧’了,劳里先生。他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上船的吗?”
“是的。”
“你当时是一个人吗,劳里先生,还是有同伴?”
“有两位同伴。一位先生和一位女士。他们现在都在这里。”
“他们现在都在这里。你和犯人说过话吗?”
“没怎么说话。那天是暴风雨,航程时间长,船颠簸不停,我几乎从头到尾都躺在沙发上。”
“曼奈特小姐!”
方才成为所有人目光焦点的年轻小姐从她坐的地方站起身,大家的目光现在又转向了她。她父亲和她一起站起来,一直让她挽着他的胳膊。
“曼奈特小姐,请看看那个囚犯。”
对被告来说,面对这样的怜悯,面对这样的有着青春韶华和无双美貌的人,比面对在场所有人都煎熬得多。他仿佛站在自己的坟墓边上与她遥遥相望,即使众人向他投过来好奇的目光,他也无法暂时鼓起勇气以保持镇定。他的右手慌忙地摆弄着面前的药草,仿佛在侍弄想象中的花园里的花坛。他努力控制和稳定自己的呼吸,弄得嘴唇都开始颤抖,嘴唇上的血色涌向了他的心脏。大苍蝇的嗡嗡声又响了。
“曼奈特小姐,你以前见过这个囚犯吗?”
“见过,先生。”
“在哪里?”
“在刚才提到的那艘邮船上,先生,而且是在同一时间。”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女士吗?”
“啊!很不幸,正是我!”
她哀怨的声音里充满了怜悯,却抵不过法官那恶狠狠的声音,只听他严厉地说:“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要评论。”
“曼奈特小姐,在横渡英吉利海峡的时候,你和囚犯说过话吗?”
“说过,先生。”
“回想一下你们都说过什么。”
四周鸦雀无声,她轻轻地说:
“那位先生上船的时候……”
“你是说那个囚犯吗?”法官皱着眉头问。
“是的,大人。”
“那就用囚犯称呼他吧。”
“囚犯上船后,便留意到了我的父亲。”她把充满爱意的目光转向身旁的父亲,“我父亲当时很疲倦,身体也很虚弱。他的健康情况很差,我怕他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便在船舱台阶附近的甲板上为他铺了一张床,我自己就坐在他旁边的甲板上照顾他。那天晚上除了我们四个,没有其他乘客。囚犯人很好,他说我的做法并不能为父亲遮风挡雨,他请求我允许他出个更好的主意。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做,也不懂船只出港后风向将如何变化。他都为我一一安排妥当。他对我父亲非常照顾,表现出了极大的善意,我相信他是真心关心我父亲的。我们就是这样开始谈话的。”
“让我打断你一会儿。他是一个人上船来的吗?”
“不是。”
“有多少人和他在一起?”
“还有两位法国的先生。”
“他们在一起讨论什么事情了吗?”
“他们一直在一起谈话,直到最后一刻,那两位法国先生才转乘小船上岸。”
“他们之间有没有传递类似这份清单的文件?”
“他们之间的确传递了一些文件,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文件。”
“形状和大小跟这些相似吗?”
“可能吧,不过我确实不清楚,虽然他们就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低声交谈。他们站在船舱台阶的顶端,好借着悬在那儿的灯光。灯光非常昏暗,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只看到他们在看文件。”
“现在来说说你跟那个囚犯都说了什么吧,曼奈特小姐。”
“犯人对我很真诚,这是因为我当时非常无助,而他是个好人,心地善良,对我父亲很好。”说着说着,她的眼泪涌了出来,“但愿我今天没有恩将仇报。”
绿头苍蝇又开始嗡嗡作响。
“曼奈特小姐,如果囚犯不能完全理解你有义务做证,纯属迫不得已,是必须的,是不能逃避的,那么,此刻在场的人中只有他一个人会这么认为。请继续讲下去。”
“他对我说,他这次出门是为了办一件棘手的事儿,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麻烦,不得已只能使用假名。他还说,为了这件事儿,他前几天已经去了一趟法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可能不时往返英法两国。”
“他谈到美国了吗,曼奈特小姐?详细说说。”
“他试图向我解释那场争端是怎么引起的,他说,在他看来,英国一方不仅大错特错,还十分愚蠢。他还开玩笑地说,乔治·华盛顿可能会和乔治三世一样青史留名。但是他这样说并没有恶意,就是玩笑而已,只是为了消磨时间。”
在任何引人注目的场面中,许多人关注的对象都是主角,他若有任何明显的面部表情,观众必会下意识地模仿。姑娘做证的时候,她的眉宇间弥漫着痛苦和焦虑,显得十分专注,此外,当她停下来等待法官做记录之际,还会留心观察自己的证词对控辩双方的律师有何影响。就这样,在法庭各个部分的看客脸上都流露出了与她相同的表情,以至于绝大多数人的眉宇间都仿佛有一面镜子,映照出了那位证人的神情,后来,法官抬起头来,被关于乔治·华盛顿的异端邪说气得双眼圆睁。
此时,总检察长先生向法官大人表示,一方面为防任何意外,另一方面根据审讯程序,他认为有必要请这位小姐的父亲曼奈特医生做证。于是曼奈特医生被唤上法庭。
“曼奈特医生,看看那个囚犯。你以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他来过我在伦敦的住所。大约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他是不是和你一起乘邮船的乘客?他有没有和你女儿交谈过?你能认得出他吗?”
“先生,我认不出来。”
“你认不出来,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他低声答道:“有。”
“曼奈特医生。在你的祖国,未经审判,甚至未经指控,你就遭到了长期监禁,是这样吗?”
他用可以感染每一颗心的语气回答道:“是的,长期监禁。”
“对于刚才提及的场合,是发生在你刚刚获释的时候吗?”
“他们是这么告诉我的。”
“你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了吗?”
“不记得了。我的记忆有一段时间是空白的,我甚至说不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我被关了起来,还做起了鞋子,后来我发现自己竟和我亲爱的女儿一起住在伦敦,但这个过程中的一切我都不记得了。等到仁慈的上帝使我恢复正常时,我们父女的关系已经非常亲近了。可是,我甚至说不出我们的感情是怎么好起来的。整个过程我都不记得了。”
总检察长先生坐了下来,那对父女也坐了下来。
就在这时,这个案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转机。法庭的目标是要证明囚犯在五年前十一月一个礼拜五的夜里和某个尚未归案的同谋一起上了去多佛的邮车,为了掩人耳目,他趁夜下车,并没有在下车地点停留,而是往回走了十几英里,来到驻军要塞和船坞所在地搜集情报。这时,一个证人被叫到法庭上,他证明囚犯确实在上述时间,在要塞和船坞所在城镇的一家旅店的餐厅里等人。犯人律师盘问了这位证人,但没有结果,只问出证人在其他场合并未见过该犯人。这个时候,一直盯着法庭天花板的那位戴假发的先生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个字,团成一团,丢给了犯人律师。律师趁着接下来的停顿时间打开纸条,看过上面的内容后,便带着极大的好奇,仔仔细细地打量起了那个囚犯。
“再说一遍,你敢肯定就是那个囚犯?”
证人表示十分肯定。
“你见过和那个囚犯很像的人吗?”
证人说,他没有见过相像到会使他弄混的人。
“好好看看那边那位先生,他是我的朋友,是一位饱学之士。”他指着扔纸的人说,“再好好看看囚犯。你觉得怎样?他们是不是很像?”
这位饱学之士的外表即使谈不上落魄,也可以说是相当不修边幅,不过除此之外,他的样貌竟然与犯人极为相似,不光证人,就连在场众人将二人做比较时也都大吃了一惊。律师请求法官要求饱学之士摘下假发,法官勉强同意了,假发摘掉后,他们看起来更像了。法官大人问斯特莱弗先生(犯人的辩护律师),他们下一步是否要以叛国罪审判卡顿先生(也就是饱学之士)?然而,斯特莱弗先生回答法官大人说“不会”,但他想请证人告诉他,发生过一次的事儿是否会发生第二次?倘若他早一点儿看到这个可以证明他武断的例证,他还会不会这样自信呢?现在他已经看到例证了,还会不会这样自信呢?就这样,证人的证词如同陶器一样被摔得粉碎,而证人在这个案件中也没有起到丝毫推波助澜的作用,就跟一对废木头差不多。
到这个时候,克朗彻先生一边听着庭审,一边舔着手指上的铁锈,仿佛吃了一顿丰盛的大餐。现在他得专心听了,因为斯特莱弗先生正振振有词,把案情像一套紧身衣服一样套在了陪审团身上。他告诉陪审团,爱国志士巴萨德不过是个受雇的探子和叛徒,厚颜无耻,坑害人命,赚黑心钱,是自可憎的犹大以来世上最恶贯满盈的无赖之一——他的样子确实很像犹大。律师还指出,那位道德高尚的仆人克莱与巴萨德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他们善于伪造证件,起假誓,而囚犯成了他们坑害的目标,他有法国血统,要去法国处理家族事物,所以不得不往来于英吉利海峡,至于是什么事儿,为了不让亲近之人卷入是非,他就算丢掉性命也不会将之披露于众。那位年轻小姐的证词受到了严重的歪曲,她做证的时候痛苦万分,对此,在场众人全都看在眼里。她的证词什么都证明不了,不过可以说明一位年轻的先生和一位年轻的小姐偶然相遇,男士向女士献了一点点殷勤,却也十分遵守礼节,无丝毫逾越。不过有关乔治·华盛顿的那句话除外,只是这话顶多可以算作狂悖之言,权且当个大笑话也就罢了。利用狭隘的民族排外和恐惧心理在百姓中树威立信,只能暴露政府的弱点,而总检察长偏偏要大加利用这一点。本案的指控毫无根据,有的只是肮脏和无耻的假证据,这往往会让此类案件变得声名狼藉,而在我们国家的审判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律师说到这里,法官(他板着一张脸,仿佛觉得律师说的话都是虚妄之言)插了一嘴,表示他无法干坐在法官席上,忍受这番含沙射影的厥词。
然后,斯特莱弗先生将他的几个证人招上法庭,克朗彻先生仍要集中注意力,听总检察长先生把斯特莱弗先生给陪审团穿上的紧身衣从里翻到外。他称巴萨德和克莱比他想象的还要好一百倍,而那个囚犯则比他想象的还要坏一百倍。最后,法官大人亲自出马,时而把那套衣服往里翻,时而又往外翻,但总的来说,他都是坚决地要把衣服修改成给犯人穿的寿衣。
终于轮到陪审团开始考虑如何判决,大苍蝇又嗡嗡起来了。
卡顿先生一直坐在那里望着法庭的天花板,此时此刻,即便在场的人都开始群情激动,他也既没有改变位置,也没有更换姿势。他那位博学的朋友斯特莱弗先生把面前的文件收拾起来,和旁边的人低声交谈,还不时不安地望着陪审团。所有的观众或多或少都在动,散开后重新聚在一起。就连法官大人也站起来,在法官席上慢慢地踱着步,这让观众不免怀疑他心里没底。只有卡顿先生一个人坐在那里,向后靠在椅背上,破旧的长袍脱了一半,头上凌乱的假发才刚摘下,现在又胡乱戴在头上,他的目光依然在天花板上徘徊,这一整天都没改变过。他的行为举止中透着一股无所顾忌的态度,这不光让他显得不伦不类,还大大削弱了他与犯人的相似度(刚才所有人将他们二人做比较,有那么一会儿,他表现得一本正经,大家都觉得他们特别相像),如此一来,许多看客此时再看他,便觉得他们不那么像了。克朗彻先生对旁边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末了还补充了一句:“我敢拿半个几尼打赌,他是揽不到替人打官司的生意的。他看起来就不像那种能揽到生意的人,对吧?”
然而,这位卡顿先生并不像他表现的那么漫不经心,反而将现场的细微之处都看在眼里。现在发生的事儿就是一个证明:曼奈特小姐的头突然垂到她父亲的胸前,而他是第一个看见的,于是他大声地喊道:“法警!快去看一下那位小姐。帮老先生带她出去。难道你们没见到她要摔倒了吗?”
姑娘被送了出去,大家都同情她,也同情她的父亲。显然,回想当初遭遇囚禁的日子,于他而言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在受盘问之际,他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安,而使他忽然变得苍老的沉思或忧思的神情,从那以后便如沉重的乌云一样笼罩着他。他走出去后,刚才转身暂停了一会儿的陪审团通过陪审团主席发表了他们的意见。
他们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要求退席协商。法官大人(说不定还想着关于乔治·华盛顿的事儿)有些惊讶他们竟会意见不一,但他表示他很高兴陪审团在监视下退席,接着他自己也退席了。审判已经进行了一整天,法庭里此刻已经燃起了灯火。开始有传言说陪审团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看客们也离开去吃饭了,囚犯退到被告席的后面,坐了下来。
劳里先生在姑娘和她父亲出去的时候也出去了,这时他重新回到法庭,还向杰里招了招手。此时看客的兴趣有所减弱,杰里很容易就来到了他身边。
“杰里,你饿了的话,就去吃点儿东西吧,不过不要走远。陪审团回来之后,你必须能听到他们说的话。不要他们来了你却还没回来。我要你回去把裁决通知银行。你是我所知道的跑得最快的信差,能比我早到坦普尔栅门。”
杰里刚好有额头可以用指关节敲敲,于是他用指关节敲了敲自己的脑门,感谢劳里先生的夸赞和一个先令的打赏。这时卡顿先生走过来,碰了碰劳里先生的胳膊。
“那位小姐怎么样了?”
“她痛苦极了,不过她父亲在安慰她,离开法庭后,她感觉好多了。”
“我会把这些告诉囚犯的。你知道的,你在银行任职,是一位体面的先生,要是当众跟他说话,实在有失体统。”
劳里先生脸红了,似乎意识到自己也在心里为这个问题犯难。卡顿先生向被告席外面走去。法庭出口也在那个方向,杰里跟在他后面,睁大了眼睛看着,竖起了耳朵听着,根根头发都倒竖着,留意着卡顿先生的一举一动。
“达尔奈先生!”
囚犯立即走上前来。
“你一定急着了解证人曼奈特小姐的情况。她很快就会好的。她刚才太激动不安了,你也看到了。”
“都怪我,我深感抱歉。你能代我转达我的歉意吗,并向她表示我的感谢?”
“可以。你这么要求的话,我一定代劳。”
卡顿先生是那么漫不经心,几乎到了傲慢无礼的地步。他站着,侧身对着犯人,胳膊肘倚在栏杆上。
“我请求你这么做,还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你觉得结果会怎样,达尔奈先生?”卡顿说,仍然侧身对着犯人。
“也许糟糕透顶。”
“怀有这样的预期是最明智的做法,这也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不过我觉得他们退席,你倒是还有机会翻盘。”
由于不可以在法院出口徘徊,杰里没听到下面的对话,只好走开。剩下的两个人肩并肩站在一起,虽然脾性截然不同,相貌却如此相似,他们的样子都映在头顶的镜子里。
下面的通道里挤满了小偷和流氓,虽说有羊肉馅饼和麦芽酒可以吃吃喝喝,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还是过得极为漫长。嗓音沙哑的信差吃完了点心便找了个座位坐下,尽管很不舒服,他还是打起盹儿来。突然,一阵嘈杂的声音响起,有很多人快速涌上通向法庭的楼梯,他也跟着走了起来。
“杰里!杰里!”他刚到门口,劳里先生已经在那儿叫他了。
“在这里,先生!要挤回来可真不容易啊。我在这里,先生!”
劳里先生通过人群递给他一张纸:“快!拿到了吗?”
“是的,先生。”
纸上潦草地写着“无罪开释”四个字。
“你这次要是再送写着‘复活’的字条,我就明白你的意思了。”杰里转过身,喃喃地说。
卡顿先生是那么漫不经心,几乎到了傲慢无礼的地步。他站着,侧身对着犯人,胳膊肘倚在栏杆上。
在离开老贝利街之前,他都没有机会说别的,甚至连思考的工夫都没有。人们一涌而出,人挤人,人挨人,他差一点儿就被挤得双脚离地了,喧嚣的嗡嗡声来到了街上,仿佛那些绿头苍蝇在没头没脑地飞着,去寻找别的腐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