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尔基（1868—1936）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可以说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难能可贵的纪实性系列小说，它真实详尽地记述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坎坷经历，点点滴滴，连缀成篇，读来平实无华，感人至深。但就三部曲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和广阔艺术视野而言，它又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所涵盖得了的。作者在描述自己的生活的同时，鲜明地描绘出了俄国人民生活中整个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特点。

这种体裁的作品在俄国文学中并不鲜见，C.T.阿克萨科夫、Л.H.托尔斯泰等先辈作家都曾经写过。但一般地说，他们的作品社会视野都比较狭窄，叙事往往只围绕主人公一个人展开，而且描写的对象也大都限于贵族。

高尔基的着眼点则不同，他几乎包揽了旧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底层”人民，首先是写他自己，写他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外公家的生活，写他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打工，与人们的种种磕碰与切身感受。

阿列克谢的童年生活是短暂的；外婆死后，破了产的外公将他逐出家门。他投身社会，来到所谓“人间”。作家详细而生动地向我们勾勒出还是个孩子的阿列克谢的生活历程：先是在鞋店里“打杂”，后来又在亲戚家的制图作坊里当“学徒”，在轮船上帮厨；再后来又开始“攻读”自己的所谓“大学”：参加喀山地下革命小组活动，阅读地下读物，和所谓“生活导师们”进行交往，甚至还认识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人间”的生活让阿列克谢从一个稚气未消的孩子慢慢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界定和分析一部自传体作品，恐怕首先应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看作品的基本生活素材来源，二是要看作者本人写作的主观思想出发点和作品所达到的客观效应。

阿克萨科夫生长在俄国农奴制下的贵族世家，他笔下的童年生活脱不开他自己的历史环境，他的记述充满着对贵族生活的留恋与痴迷，他对自己童年时仆人们如何侍候他、呵护他，讲起来是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对一去不复返的往昔的怀念。

列夫·托尔斯泰写自己的自传三部曲的时候，正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思想已经成熟，他对自己因出身贵族在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已经相当不满，而且在其自传三部曲中对一切妨碍个性发展和精神自由的贵族旧礼教已多有批判。但他也只是批判批判而已。毕竟他和阿克萨科夫都出身贵族，其立场虽有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回想起“幸福的童年”时心里仍不免乐滋滋的。虽然托尔斯泰后来对贵族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他甚至说：“我现在感到极大的痛苦，因为我想起了我过去过的卑鄙的生活，这些回忆使我于心不安，使我很难再这样生活下去。”毋庸讳言，托尔斯泰也说过自己的童年是“美好的”，那只不过是他和自己后来涉足贵族生活圈子后的“**生活”相比较而言，他对自己过去的贵族生活方式，应该说，还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

高尔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童年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是“野蛮的俄国生活中的种种劣迹”。因此，他写三部曲时的思想起点就比较高，他把自己对过去的回忆是当作劳苦大众在争取自由幸福生活的斗争时的切身体会和教训来写的；他想表明，他之所以反对沙皇统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俄国的社会、经济、道德制度，完全是现实生活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他来自社会底层，生活在他们中间，长期和人民同生活，共呼吸；这也正是劳动者一直视高尔基为自己人，一直喜爱他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尔基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俄国思想活跃、群英荟萃的时代；各种思想家、理论家层出不穷，都在磨砺以须，为当时的俄国把脉、开药方，有甚嚣尘上的斯拉夫派理论和咄咄逼人的西欧派观点，也有边宣传边实践的民粹主义和已经在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1861年，沙皇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被迫宣布放弃农奴制，实行改革，名义上给农民以“自由”，实际上从他们身上搜刮了巨额的“赎金”，同时抢走了他们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们的生活愈加贫困。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进一步激起了劳动者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社会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强了镇压。民粹派希望动员农民，对抗沙皇统治，发起“到民间去”的活动。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七十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些“工人协会”；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组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生动描写了1888年大伙在秘密阅读普列汉诺夫1884年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形。

其实，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成长乃至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灵历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尔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传体作品的传统概念，不把人物描写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着眼于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应该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上，它不仅是作者二十岁前的生活传记，也是俄罗斯人民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生活纪实，其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二

高尔基是1893年萌发写作自传三部曲的构思的，当时起的名字是《使我心灵蒙受创伤的事实和思绪》，但由于事情的耽误，也许是因为考虑得还不够成熟，写了几个片断便搁下了。十多年后，当高尔基重又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1907年，高尔基去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又见到了列宁。两年未见，这次相遇双方分外高兴，无奈会议日程太紧，无暇坐下来长谈。列宁答应高尔基，等大会结束后，他一定去卡普里[185]看望他。列宁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们一起出海钓鱼，参观博物馆，两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高尔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父亲、外公、外婆，伏尔加河和自己的流浪生活……列宁兴致勃勃地听着，末了对高尔基说：“您应该把这些全写下来，老朋友，应该写！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益……”高尔基回答说：“我一定写……总有一天会写的。”[186]

可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高尔基已经是欧洲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了，二十年的文学实践与革命活动，特别是和列宁的交往和所受的影响，在三部曲的创作中都有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的反映。

《童年》是1913年创作的，于同年下半年和1914年初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发表。尽管它的宣传意味很重，但它还是非常真实地描绘了三四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深切著明，时代性很强。《童年》中有这样一段话：“一想到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种种劣迹，有时我会反问自己：这些事值得去谈吗？但每次我都满怀信心地对自己回答说：值得！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现实，至今也还没有消亡。这种现实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便把它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整个痛苦与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除……尽管这种丑行令人反感，使我们倍感压抑，使许许多多心灵美好的人感到难以生活下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毕竟还是健康和年轻的，他们正在消除，而且将来一定能够消除这种丑恶行径……一种光明的、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正在顺利地成长起来，人们善良的本性在增长，它唤起了我们恢复人类美好生活的永不泯灭的希望”。

这里谈到了旧俄国现实的两个方面：一是同什么进行斗争，而且要战胜它；二是在斗争中依靠什么。整个作品都建立在新旧两种事物的相互对比和矛盾冲突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落后的旧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代表新生力量的城市下层的小私有者还只是处在萌发阶段。但难能可贵的是，高尔基敏锐地看到了他们，并描写了他们跟旧势力艰苦的，但是大有希望的斗争。这也是高尔基不同于许多同时代作家的高明之处。

在高尔基童年的生活中，呈现在他面前的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在父母身边的生活和在外公家的生活。后来，这种分裂的生活现实在高尔基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强烈，越互不相容；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外公和外婆两个人了。

高尔基刚到外公家的时候就说：“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我走在他们中间是个局外人，不知为什么，甚至连外婆也失去了光彩，跟我疏远了。我特别不喜欢的是外公，从他身上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敌意，于是我格外地注意他，有一种畏惧的好奇心”（《童年》）。的确，是外公第一个鞭打小阿辽沙的，而且打后还说这都是为了他好，还说他自己挨过的打比他多多了，没有那些打骂就不会有他今天事业的成就。苦难的生活磨炼了他。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外公练就了一副六亲不认的铁石心肠；他认为人生在世，无时不在四面受敌，人与人只能以邻为壑，党同伐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就是外公的人生哲学。但外婆在阿辽沙的眼中就不同了。他说：“我一想到外婆，一切苦恼与委屈都离我而去，化为乌有，一切都变得比较有趣、比较愉快了；人们也变得更加可亲、可爱了……”（《在人间》）

外公和外婆性格迥异，他们各自的上帝也大相径庭。在外婆心目中，上帝是大慈大悲、通情达理、宽以待人、和蔼可亲的，她视上帝为知已，有什么心事都向他倾诉。实际上，这个上帝的原型就是她自己——真诚老实，仁爱慈祥。高尔基将人民身上的一切优秀品德都体现在她身上了。而外公心目中的上帝就不同了，他凶狠残酷，心胸狭窄，有强烈的报复心，显然带有外公自身的一些特点。“外公跟我讲上帝的威力无所不在时，他总是，而且首先是强调这种威力的严酷性：比如有些人造了孽——后来被洪水淹死了，又有些人造了孽——后来活活被烧死了，他们的城市也被毁于一旦；还有，上帝常用饥荒和瘟疫来惩戒世人，他历来都是悬挂在大地上方的一把宝剑，是惩罚罪人的鞭子”（《童年》）。他认为，既然上帝都是这样，为了发财致富，刻毒残暴一点也就算不了什么了；他连对几十年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都毫不讲情义，老了老了竟狠心将她一脚踢开。这种丧心病狂的自私和吝啬，完全是他作为小私有主的贪婪心理的真实写照。一旦遭到破产的厄运，他会变得六亲不认，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种受人盘剥与被看不起的惨痛经历。世道如此，理所当然，要怪只能怪上帝了。可上帝又错在哪里呢？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使然。但是宗教毕竟还是有它自己的作用。在童年高尔基的心目中，外婆与外公是善与恶的两个象征，小茨冈在内心素质上更接近于外婆，但他时时处处受制于外公，而这一点最后终于毁了他，被活活砸死在沉重的十字架下。

除外公一家人外，童年的高尔基还认识许多在外面过流浪生活的人，其中就有长期为外公卖命，最后因双目失明被踢出门外，只能沿街乞讨的格里戈里师傅；在幼小的高尔基看来，外面的日子比家里更加贫困和严酷。但是他们家房客“好事儿”却有些与众不同，家里人都视他为“异类”，认为他是个“怪人”，不喜欢他，担心他把高尔基带坏了，因此决心把他赶走。事实证明，他对高尔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书中有一句话正说明了这一点：“您瞧，我形单影只，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亲友！”（《童年》）“好事儿”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年幼的高尔基，使他产生了共鸣。

阿辽沙·彼什科夫一踏进外公的家，就感到和他们格格不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最后忍无可忍，只能一走了之，去寻找另外的世界。

三

1916年，高尔基将《在人间》全文发表在《编年史》杂志上；故事从1878年末一直写到1884年，正是作者10到16岁青春年少的时候。但这时高尔基面对的却不是学习和憧憬，他必须想尽办法，自谋生路，应付命运的挑战。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出去找活干，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他们，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所以，《人间》向我们揭示的不光是作者新的所见所闻，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这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的所思所想与切身感受。这个时段他所接触的人大致还是他外公家的人，但他已经能够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特性和共同之点了。首先是外公和几个舅舅，然后是他们家的亲戚，他们一个个都极端的自私，心胸狭隘，无事生非，互相没有一点亲情可言，成天像冤家对头一样，不停地吵闹打斗，不知情者还以为他们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似的，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皆因为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太无聊了，好像不闹点纠纷，时间就没法儿打发。在高尔基的笔下，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是小市民生活的应有之义，他写道：“东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怪圈内，一天到晚成天就是做饭、吃饭、生病、睡觉，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们谈论罪恶和死亡，非常怕死；他们像磨盘上的谷粒，挤来滚去，随时都准备着被碾得粉碎”（《在人间》）。他们感觉到生活之无聊，而且也感到很不耐烦，但他们的“反抗”充其量也只是小市民式的，闹点家庭纠纷，宣泄一下而已。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就是一切。外面的世界，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和他们都格格不入。高尔基写道：“要是有一位圣者来到这里——东家一家人也会想方设法地教训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闲得发慌，寂寞难耐。如果他们不对别人指手划脚，大喊大叫，讽刺挖苦，那么他们便不再会说话，变成哑巴，自己连自己都看不见了。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不管怎么着，必须得对别人有一个态度。东家一家人对身边的人，除了教训与指责，不会有别的态度；如果你按照他们的样子去生活、思考和感觉，那他们同样会说得你一无是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在人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尔虞我诈，算计别人，编造流言，散布不和，“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寂寞难耐，但这并不能使我感到好受一些。为编造这些污言秽语，他们像猪一样在垃圾堆里乱拱一气，同时心满意足地哼哼着，把他们认为与已无关的、不理解的、滑稽可笑的美的东西使劲抹黑，将其弄得污秽不堪”（《在人间》）。再不就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从不在自己身上找找自己生活边缘化的真正原因——自私、懦弱，缺乏自尊。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子尖下的一点利益，认为那就是自己生活的最高理想，因而他们的生活无疑于原地踏步，日复一日，总是老样子。“我记得，生活毕竟是变得越来越乏味和严酷了；正如我天天所看到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各种关系，永远都是不可动摇、一成不变的。除了眼前每天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一切，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什么改善”（《在人间》）。

阿辽沙讨厌这种生活，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反抗，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力量有限，方法也不多；只觉得老板家的规矩“十分可恶”，能够“破一破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而这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超过民粹派的思想，《在人间》描写的正是1879—1884年这五年时间。这期间高尔基对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书籍，《在人间》里有大量篇幅都是描写读书的感受的。作者想从书中寻找对生活的答案。但是，他没有找到，许多问题仍不甚了了。“好事儿”虽好，但他孤军奋战，与别人格格不入，必然成不了大器，导致失败。高尔基写道：“书向我展示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充满强烈情感和欲望的生活，它能激发人们去建立功勋，也能驱使他们去作奸犯科。我发现，我周围的那些人们——他们既没有能力去建立功勋，也没有能力去作奸犯科；他们袖手一旁，他们的生活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保持着距离，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生活的志趣究竟何在？我不愿过这样的日子……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在人间》）阿辽沙找不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不过书毕竟还是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特别是俄国作家的书；他说：“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和杰出的俄罗斯叙事诗《林中》，读过不同凡响的《猎人笔记》以及格列比奥恩卡和索洛古勃的几本书，还有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和丘特切夫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驱散了贫苦现实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好书，也懂得了它们对我的必要性。这些书在我心中牢牢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在世界上并不孤单，因此我是不会完蛋的！”（《在人间》）他在圣像作坊里仿佛看到了他想寻找的人，因为他们既有自己的信念，也有自己的行事原则，“我读过的书教导我要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目标而顽强奋斗的人们，要珍视那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人间》）。但是他错了，错就错在他只是根据书上的抽象概念来判断他们。而现实生活表明，这些人的信仰和原则早已陈旧过时，他把他们当作自己追求“不同生活”道路上的知音，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他们靠着对昔日的回忆和自己对痛苦与压迫的病态的挚爱，抱残守缺，死死固守在已经僵化了的真理的墓地旁边，但是，如果有人夺去他们历经苦难的可能，他们会感到非常空虚，他们会像风和日丽的浮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人间》）。不过要真的明白这一点，还需要现实生活的实践和磨练，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检验，而且读的书是否有益，还要看它们是不是言之有理，是否符合俄国的国情。这并不是说读书无用，相反，它能够发人深思，开阔视野，帮助你探讨生活的意义，反对不合理的生活秩序。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他总想从书中寻求人生的答案。他对高尔基的影响很大，养成了后者毕生酷爱读书的习惯。但高尔基和他不同，高尔基注意到了书和现实的联系；他发现当时有人酷爱读书，而有的人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一看见书，就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这使高尔基明白了书的巨大威力，不然神父怎么一再盘问他读过禁书没有呢；他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是禁书，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这说明，一切对现存制度表示不满的书都是禁书。现实生活告诉高尔基，社会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崇尚美好，向往未来；另一种人则饱食终日，安于现状，生怕有人打乱他们舒适安逸的日子，他认为好书是争取美好未来的强大思想武器。人们一旦接受它，就会将它付诸实施，变为物质力量。他发现身边许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感到不满都是一致的。比如，圣像作坊里的工人，他们确实对现实不满，也向往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知道何时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这美好的一天。他们不明白“未来”就是“当前”的发展，因而对当下现实很少关心。“对于他们来说，彼尔姆就在西伯利亚；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以东”（《在人间》）。

在高尔基的思想成长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因为高尔基从小就崇尚理想，外婆给他讲过的故事，以及他后来遇到的诸如“好事儿”和玛尔戈王后等，他们身上那种卓尔不群的风范气质，都使他感到肃然起敬，心驰神往，但实际又如何呢？不过想想而已，说到底，是一种自我蒙骗。阿辽沙觉得彼尔姆轮船上那个司炉工雅科夫虽然没有“好事儿”那么优秀，但他讲的故事却使阿辽沙想起了善良的外婆。雅科夫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好的地方是他富有个性，见多识广，爱劳动，不贪婪，心地善良，有自信心；不好的地方是他对人对事特别冷漠，一切都无所谓。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他讲了很多故事，我认真仔细地听，都好好地记住，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个是令人高兴的故事。他讲的比书里写的显得更平静——在书中，我常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他的愤怒、喜悦、忧伤和嘲讽。司炉师傅则不然，他不嘲笑，不谴责，对什么都不生气，也不流露出明显的高兴；他说话时就像一个面对法官的无动于衷的证人，就像一个对被告、原告、法官一样漠不关心的陌生人……这种冷漠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反感，激起了我对雅科夫的愤懑之情”（《在人间》）。

高尔基对圣像作坊的工人师傅们也很不满意，说他们“想过好日子的愿望，不起任何作用，作坊里的生活，画工师傅相互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变，依然故我”（《在人间》）。对于这些工人，《在人间》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却喜欢听那些吓人的童话和情节曲折的故事；就连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觉得编的故事比真人真事听起来还过瘾；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幻想、虚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爱听。一般说来，他们对现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幻想未来，不愿正视眼前的贫困和丑恶现象”（《在人间》）。甚至对外婆的看法和以前也不同了，说她“在谈到灵魂——爱情、美丽、喜悦的秘密所在——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雅科夫·舒莫夫谈起灵魂时也跟外婆一样，非常小心谨慎，三言两语，而且不太愿意谈”（《在人间》）。他对外婆那种逆来顺受、只知道忍耐的态度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每次见到外婆，我从思想上对她的心灵越来越感到钦佩，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美好的心灵被各种童话故事所遮住了，她无法看到、也不能理解严酷现实的诸多现象和我的种种忧患，她根本不理解我的激动和不安”（《在人间》）。

这时（八十年代初），高尔基的思想带有某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比只知道抽象向往过好日子的落后群众的思想要高出一头，另外一方面，他自己的认识也还不甚了了。但是他从小就善于观察生活，能够明辨是非，分得出善恶与好坏。这也是他和那些看不到一点光明的愚昧群众的不同之处，但这点区别还不足以克服他在思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和社会障碍。他认为，“只有一个人的忍耐，其对外部环境力量的逆来顺受，才是对他的最严重的摧残”（《在人间》）。

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反映了年轻高尔基所处时代的矛盾。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之中；俄国社会思想界，通过“劳动解放社”1，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缺憾是尚未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列宁后来完成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伟大使命。不过这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比《在人间》足足迟了十年。

高尔基的思想在发展，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必须做出回答，但是他一时还做不到。他苦恼，徬徨。他觉得：“我身上其实有两个人：一个，由于知道的污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因此变得有些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生活中一些可怕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压抑，他对生活、对人们的态度开始失去信任，变得疑虑重重；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持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态度。这个人向往过一种宁静、孤独的生活，终日与书为伴，离群索居，一心只想着修道院、护林人和铁路上的小岗亭，惦记着波斯和城郊某个地方守夜人的职位。但愿身边的人能够少一些，离他们远一些……

“另一个则深受圣贤之书的高尚精神的熏陶，但眼见生活中种种可怕力量的嚣张气焰，深知这种力量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拧下他的脑袋，用肮脏的脚掌践踏他的心灵，于是，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聚精会神地进行自我防卫，生怕受到伤害，随时准备应对各种争吵与打斗。此人敢爱敢恨，富于同情心，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勇敢的主人公那样，话不投机，便拔刀相向，摆出战斗的架势”（《在人间》）。高尔基心情阴郁，怅然若失，但又不想就此“完蛋”；他要去喀山上大学，想靠知识和科学来摆脱困境。他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高尔基在《在人间》的最后一章里写道：“这时，我真想对整个大地，对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脚，使人世间的万物——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欢乐的旋风、人们节日舞蹈的带动下，快速旋转起来；他们彼此相爱，同时也爱这种为另一种生活已经开始了的美好、蓬勃、诚信的生活……”

“我在想：

“‘必须得干点什么，不然我就完了……’”（《在人间》）。

这些话带有浓重的宣传鼓动意味，不难想象，它们在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听起来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启迪。

四

《我的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它描述的是高尔基1884年夏到1888年秋的生活。但当时写作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已经完全变了。作品主要是写上世纪八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和三部曲的前两部一样，《我的大学》描述的重点，仍然是作者内心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态度。

革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部分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批判他们脱离人民、散布种种诋毁革命的悲观主义谬论。高尔基以前在喀山和这类旧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三十多年过去了，类似的奇谈怪论在彼得堡沉渣泛起，又听到了，它们和当年有人在喀山宣扬的人生如梦、为未来奋斗毫无意义的论调非常相似。请听高尔基在喀山街头遇到的一个冻得半死的历史教师是怎么说的：“进步——这是人们为安慰自己而杜撰出来的说词！生活是非理性的，毫无意义。没有奴役便没有进步；没有多数人服从少数人——人类在自己的道路上便会停滞不前。我们希望减轻我们的生活负担，减轻我们的劳动，结果只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使我们的劳动更加繁重。工厂和机器为的是要不断生产更多的机器，这是非常愚蠢的！工人越来越多，可是社会需要的只是农民——生产粮食的人。粮食就是一切，它是需要用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一个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他的愿望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人们寻求的是遗忘和安慰，而不是知识！”（《我的大学》）

这位历史教师的想法使高尔基大为惊讶，因为它和高尔基的追求大相径庭，高尔基追求的是知识，绝不是“遗忘和安慰”。

他写道：“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历史教师，我也不想再见到他了。但我却不止一次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劳动没有用处的话——说这种话的人，有大字不识一个的云游派教徒，有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托尔斯泰主义者’和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此外，还有东正教的修士司祭、神学硕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新活力论生物学家等许多人。

“有一次，一个自称是‘政治油子’的工人朋友用只有俄国人才有的襟怀坦白的态度对我说：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亲爱的，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学院、科学、飞机，统统都没用——完全多余！我只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还有一个娘儿们，想亲的时候就亲她一下，而她对于我，应该忠贞不渝，全身心地回报我——这就可以了！您——按照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您是中了毒的人，对于您来说，思想比人更重要，您考虑问题时是不是跟犹太人一样，即人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呢？，”（《我的大学》）

这两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旨在谴责那种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凸显《我的大学》和当时革命活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高尔基对那种认为劳动群众不会为大家的幸福去奋斗，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尖下的一点个人利益的有害理论大加抨击，充分肯定人类劳动的伟大意义和他们追求自由、知识、幸福的强大思想动力。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是天生的斗士。他说：“怎么，千百万俄国人，为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难道心灵深处真的只是为了摆脱劳动吗？最少的劳动——最大的享受，这是很有**力的，它像一切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一样，非常吸引人”（《我的大学》）。一个人一定要战胜周围的环境，这样才能够实现自身的价值，完成自己的使命，否则就是浪费光阴、虚度人生。

高尔基自己就是在和周围环境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他从小反抗外公家的陈规陋习，给老板干活时不遵守老板的清规戒律，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又常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和种种歪理。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实际上触及到了八十年代俄国激烈动**的社会政治生活，这一点连根本不关心时局变化的面包师卢托宁都注意到了；他总看见有些身份不明的人带些书到面包房里来，有时候在杰连科夫家里聚会。他们在一块读书，讨论各种问题，有时候还发生争论，其中朗读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场面和高尔基与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的交往描写得尤为生动。当时，代表沙皇政府的反动势力还相当强大，小说对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警察尼基福雷奇——的描写相当精彩。

尼基福雷奇明白得很：当警察决不能心慈手软，对沙皇政府心怀不满的人很多，要镇压住他们，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运转灵活的警察机构。它就像是一张看不见的蜘蛛网。对此，高尔基是有切身体验的。

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自认为“目标明确”且“深谙生活之道”的人，其实他们在生活中并不懂得审时度势，不知道应该如何行事。他们有的思想陈旧，有的过于年轻，而且往往脱离生活，书生气十足，只会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张口闭口人民长、人民短，但就是不见具体行动。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明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毫无用处的空谈家。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亲口对高尔基说的话。可是，要战胜沙皇卵翼下大大小小的尼基福雷奇们，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仅靠一些思想混乱的知识分子在下面瞎嚷嚷，那是绝对成不了气候的。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的大学》在人民和知识分子关系的问题上花了不少的笔墨。诚然，高尔基描写的基本上都是以不同方式曾经投身过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在八十年代发生过思想危机的那部分知识分子。这些人对沙皇专制制度不满，想寻求出路，但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还缺乏了解，对人民群众的力量还认识不足，往往孤军奋战，成效甚微。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但就在这个时候，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们正在觉醒起来，他们逐渐认识到劳动群众的巨大力量和历史使命，他们深入到民间，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纲领，把许多向往革命的青年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而19世纪八十年代的高尔基，亲眼目睹并感受到了俄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那场思想危机，痛切感到，为了把革命运动推向前进，就必须把思想与事业、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所以他刻意描写了当时俄国先进阶层的生活及精神世界。当然，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他的一种预感，还不能说是他的清醒认识，因为后来他对这一斗争的前景的认识还产生过动摇，思想出现过反复，甚至一度认为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是非人力所能够达到的，失去了信心。1888年夏，高尔基离开喀山，和一个叫罗马斯的民粹主义者来到伏尔加河畔一个叫克拉斯托维多沃的村子。农村的现实生活，农民的贫困、愚昧、野蛮、保守排外心理，使他很难接受，或不闻不问，置之度外；他感到非常苦恼，根本看不到使农民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和前景，不过他的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仅仅是他当时的一种思想冲动；随着他对现实生活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未来美好的生活一定能够到来。对农民生活的进一步了解使他产生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他喜欢他们，发现他们身上有许多良好的品质——热爱劳动，纯朴善良，对未来怀有美好的理想。他在《我的大学》里写道：“我看得出，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言，他们每个人身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怨恨，而且常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怨恨。实际上，他们只是一些很善良的原始村民——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并不难，任何一个人都会像孩子一样信任地听你讲关于寻找智慧和幸福的故事，听你讲有关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凡是能够激发人们去幻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上好日子——的一切故事，他们都会听得津津有味。”“但是，当这些人在村会上或者岸边小饭铺里一窝蜂似的凑在一块儿时，他们把自己身上好的东西不知藏到哪儿去了，就跟神父披上虚假与伪善的长袍一样，对有钱有势的人，像狗一样的摇头摆尾，百般逢迎——那种样子看着都叫人恶心。有时候，他们突然又会变得像狼一样的凶狠，毛发倒立，龇牙咧嘴，野蛮地互相吼叫，甚至不惜大打出手——而且也真打——起因不过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种时刻，他们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捣毁他们昨晚还像绵羊回到羊圈时那样老实出入的教堂。”“我无法跟这些人在一起，也不可能生活在他们中间”（《我的大学》）。

总之，高尔基认为，农民在各方面比起工人素质要差多了。农民的贪婪、自私他就很不喜欢。农民的小私有者的心理使他们很难团结成一个集体。罗马斯千辛万苦地想在农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为他们办好事，但最后也是一场空。有钱人挤对他不说，连穷苦农民也不支持他。最后他的房子也被人一把火烧了。高尔基离开克拉斯托维多沃村后跟民粹派再没有发生过什么来往。

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描写了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我们从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出，这时候的高尔基已经开始隐隐约约认识到，在未来的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将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从小说里高尔基跟费多谢耶夫和老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勃佐夫的谈话中足可以看出来。

1888年秋，高尔基离开了克拉斯诺维托沃村，三部曲到此告一段落；这时高尔基只有20岁，四年后他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多年的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极大地丰富了他的阅历，这对他后来成为俄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名杰出作家不能不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

三部曲以自传的形式展示了作者童年和青少年的生活和思想成长历程。我们眼见他对小市民和小私有者的做派是多么的深恶痛绝，看到他逐步地认识到必须要推翻沙皇封建专制制度；也看到他对那些脱离群众、只会空谈的所谓“革命”知识分子的怀疑态度。高尔基是在外公家长大的，后来到了“人间”，过的也是在城镇打工或四处流浪的生活，很少接触农村的现实，但底层生活的经历使他后来对自己所看到的农村的状况最终也能够做出冷静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农村中的负面消极现象和农民们的落后意识并没有使他完全感到灰心丧气，而是更加坚定了他的斗争决心，因为他相信劳动人民，而且只寄希望于他们。现实的困难和挫折不表明群众中没有改天换地的革命积极性，它恰恰说明需要革命者脚踏实地地到群众中去把这种蕴藏的革命积极性给挖掘出来。只要追求革命真理的决心不动摇，终究会成为一个革命者，高尔基做到了这一点。实际上，高尔基在自传三部曲中真实地表现了俄国革命者整整一代人怎样从最底层一步一步踏上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这也是三部曲的巨大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之所在，不仅如此，高尔基在描写自己亲身经历的同时，也在履行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一项革命职责，即批判俄国和欧美文学中无视人类的真正思想与感情，践踏自由、民主理想的颓废、反动的文艺思潮，因为就在高尔基着手创作三部曲的那几年，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们正在有针对性地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进行斗争，批判形形色色颓废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倾向，高尔基当时就旗帜鲜明地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列。他不只是简单地在维护已有的现实主义，而是希望在原来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增加一些新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因素，即后来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东西。他在后来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深化这些因素和原则，努力发掘和揭示正在觉醒的劳动者和他们所身处的资本主义险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苏维埃文学所面临的如何塑造新人形象的迫切问题，因为他们虽然从资本主义制度下摆脱了出来，也具有一定的阶级觉悟，但他们身上不同程度地还背着旧世界遗产的沉重包袱。如何用发展的眼光，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写出这些人的发展与变化，高尔基，特别是他的自传三部曲，为年轻的苏维埃文学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我的大学》的基本意涵在于回应时代，弘扬革命思想。当时，诸如《毁灭》《恰巴耶夫》《铁流》等塑造新人的苏联早期革命文学作品还未出现，毫无疑问，高尔基的丰富创作经验为它们的诞生做了及时的文学铺垫，在描写新思想的产生，特别是在对旧思想的批判和扬弃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比如在《我的大学》中对形形色色小资产阶级思想——知识分子的消极悲观、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乃至农民小私有者心理这些与社会主义革命原则格格不入的思想都有鞭辟入里、耐人寻味的批判。这也是高尔基三部曲的深刻认识意义、教育作用和重大影响之所在，这也完全符合作家本人所说的话：一个革命作家应该正确而深刻地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现实。高尔基的创作实践就印证了他的这番话，他的三部曲不仅描写了苦难的过去和现在，而且点出了希望在即的光明未来。高尔基深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因为他的这一信念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之上的。

《我的大学》主要人物表

喀山大学数学系学生、朋友——尼古拉·叶夫列依诺夫

小偷——巴什金

喀山大学医学系学生、朋友——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古罗奇卡）

喀山地下小组成员——别列津

喀山地下小组成员、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

民粹派革命者——安德烈·杰连科夫

安德烈·杰连科夫的妹妹——玛丽娅·杰连科娃（玛尼娅、玛莎、玛申卡、玛鲁霞、玛鲁先卡、玛涅奇卡）

革命民粹派人——米哈伊尔·安东诺夫·罗马斯（安东内奇、米哈伊洛、霍霍尔）

面包坊老板——瓦西里·谢苗诺夫

面包坊师傅——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瓦尼亚）

警察——尼基弗雷奇

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组织者——尼·叶·费多谢耶夫

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布佐夫

钳工——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

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

渔民——伊佐特

富裕农民——潘科夫

农民——巴特维·巴里诺夫

农民——库库什金

流浪歌手——米贡

[1]　喀山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大学，建立于1804年。高尔基是1884年到喀山的。列夫·托尔斯泰于1844年、列宁于1887年，都曾在该校的法律系学习过。据《高尔基及其时代》一书介绍，高尔基大概是在1884年夏末或秋初到喀山大学去学习的。——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注）

[2]　H.B.叶夫列伊诺夫（1864—1934），是一位小公务员的儿子，在喀山第三中学上学；1885年起在喀山大学数学物理系学习，曾积极参加喀山各种秘密小组的活动。

[3]　罗蒙诺索夫（1711—1765），出身渔民家庭，19岁离家外出，先后在莫斯科、彼得堡、德国求学，是俄国著名的科学家、诗人、现代俄语标准语奠基人、画家和历史学家。

[4]　高尔基到喀山后，起初就住在市郊叶夫列伊诺夫家，他在这里住了大约两个星期的样子。

[5]　穆勒（1806—1873），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英国实证论的首创者、奠基人，著有《逻辑体系》等书。这里指的是他的《女人的从属性》一书。

[6]　富科（1819—1868），法国物理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通信院士（1860）；1850年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方法测定空气和水中的光速；1851年完成摆锤试验（所谓的富科摆）、发现电涡流（富科电流）。

[7]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早年因反对红衣主教黎塞留和马扎兰曾坐过牢，被流放过，参加过投石党的斗争，后因身受重伤，从此退出政治活动，出入文艺沙龙。代表作有《回忆录》（1662）和《箴言录》（1665）。作家以箴言的形式表达他对贵族社会道德风尚的看法，虽有些悲观厌世，但对宫廷与贵族的虚伪和欺诈给予了辛辣的嘲讽。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引用过他的一条箴言：“神态庄严是形体的一种奥妙，目的在于掩盖智力的缺陷。”

[8]　拉罗什查克林（1772—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保皇派头子。

[9]　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现代化学，特别是热化学的奠基人之一。1768—1791年在政府征税机构任职；法国大革命中，他的身份足以引起当局的怀疑，1792年，极右派马拉特对他提出莫须有的指控，1794年根据革命法庭的审判，拉瓦锡等27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10]　迪穆里耶（1739—1823），法国将军。他曾指挥革命的法国军队于1792年打败了奥普干涉军。但1793年在纳温登附近战败，4月，背叛革命，投奔了奥军。

[11]　一普特相当于16.38公斤。

[12]　勃莱特·哈特（1836—1902），美国作家。曾在西部做过矿工，写了许多描写淘金者的生活和黄金的腐蚀作用的小说，如《加利福尼亚故事》（1857—1871）和几部长篇；颂扬社会底层人们的勇敢精神的小说，如《加布里埃尔·康罗伊》（1875—1876）等，他的作品乡土气息很浓。

[13]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发表于1844—1845年的一部著名小说，描写的是法国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时期一个冤冤相报的故事。

[14]　见俄国诗人И.苏里科夫（1841—1880）的诗《我是一个孤儿》。文字与原诗略有出入。

[15]　俄国城市，位于花拉子模州。

[16]　俄国城市，布哈拉州行政中心。

[17]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 1881年起为俄国皇帝，在位期间，基本上把中亚细亚地区并入了俄国（1885）。

[18]　喀山河从喀山市的西边流入伏尔加河。

[19]　古里·普列特尼奥夫（1864—1922），一个银行职员的儿子，喀山大学医学系的学生，1888年1月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889年9月前一直被关在喀山和彼得堡的监狱内。

[20]　俄国一种多弦拨弦乐器，有翼形（5~12根弦）、钟形（11~36根弦）和直角形（35~66根弦）三种琴型。

[21]　高尔基从1884年10月到1885年5月在这里住过。

[22]　欧几里得（Euclid），古希腊数学家，公元前3世纪在亚历山大任职，是希腊三大数学家之一，著有《几何原本》（15卷），总结了希腊数学300年来的发展，为数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3]　指《伏尔加信使报》。

[24]　古里的爱称。

[25]　俄国伏尔加河流域城市，1924年改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市，是乌里扬诺夫州的行政中心，古比雪夫水库的港口。1870年4月22日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诞生于此。

[26]　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

[27]　指他的名字古里与古斯里琴有些相近。

[28]　事情发生在1886年的1—2月间，当时被捕的人有退伍陆军中尉、民意党人Г.П.斯米尔诺夫、士官B.穆拉托夫和佐布宁等喀山大学的几名学生。

[29]　米·季·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陆军上将（1881）， 1873年曾远征中亚；1880—1881年又指挥了阿哈尔捷金的远征；1873—1876年镇压过浩罕起义；1877—1878年参加过俄土战争。

[30]　指M.E.别列津（1864—？），积极参加喀山地下小组活动，1907年任第二届国家杜马副主席，十月革命后在合作保险领域工作。

[31]　C.H.米洛夫斯基（1861—1911），神学院的学生，喀山地下活动小组领导人之一，后来成了一名作家（见《高尔基文集》30卷集，第25卷，第330～336页）。

[32]　阿訇，波斯语，意为老师或学者。伊斯兰教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编者注

[33]　大部分高尔基传记的作者都认为“高尔基到喀山不久”就成了A.杰连科夫（1855—1953）家小杂货铺的常客（见《高尔基及其时代》，第586页）。

[34]　除喀山大学外，喀山当时还有神学院、教师学院、兽医学院及三所女子中学、三所男子中学。

[35]　彼·拉·拉夫罗夫（1823—1900），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革命民粹派思想家之一。1868—1869年发表《历史信札》一书，对革命青年很有影响。

[36]　德·伊·皮萨列夫（1840—1868），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政论家，文艺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因宣传革命被捕入狱。主张通过发展工业达到社会主义，认为自然科学是教育手段和生产力。主要著作有《劳动史纲要》《现实主义者》《美学之毁灭》等。

[37]　《饥饿王》，俄国民意党人A.H.巴赫（1857—1946）当年写的一本地下小册子，旨在通俗地讲述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巴赫早年参加革命运动，后侨居瑞士，1917年回国，是苏联生物化学学派的创始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饥饿王》开始以油印的方式散发，后来在民意党人办的地下印刷厂里印刷成册。高尔基当年转抄的部分内容至今还保留在喀山的高尔基博物馆内。

[38]　《巧妙的圈套》是俄国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瓦·叶·瓦尔扎尔（1851—1940）写的一本书。作者是俄国工业统计学的奠基人，曾对1900年、1908年的俄国工业做过统计调查，列宁曾引用过他的调查材料。

[39]　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1760—1833），坦波夫省萨罗夫修道院的修士，20世纪初被东正教会奉为圣徒。

[40]　即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1861—189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斗争时期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活动，代表农民的利益，反对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沙皇封建专制制度，认为俄国可以通过“村社”这种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他们自认为是人民的精粹，故有“民粹派”之称。

[41]　即安德烈·杰连科夫的妹妹M.C.杰连科娃（1866—1930），中学毕业后，1886—1888年在大学学妇产科专业。

[42]　亚·伊·赫尔岑（1812—1870），俄国革命家、作家、哲学家；哲学著作有《科学上一知半解》《自然研究通信》等，长篇小说《谁之罪》、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等。

[43]　玛丽亚是正式名字，一般对女孩子叫小名和爱称要显得更亲切一些，如叫玛尼娅、玛莎、玛申卡、玛鲁霞、玛鲁先卡、玛涅奇卡等。

[44]　作者叔本华（1788—1860），德国理性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世界即意志和观念》将世界的本质解释为非理性的意志，是对生活的盲目的追求，只有在近似“涅槃”的状态下才能“脱离”世界的目的，其悲观主义哲学19世纪后半叶在欧洲颇为流行。

[45]　该书作者是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瓦·瓦·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1829—1918）。1862—1887年曾经被流放。著有《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社会科学入门》（1871）和回忆录《革命幻想家札记》（1929）等。

[46]　乌克兰哈尔科夫州行政中心。

[47]　俄国城市，位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境内，凯姆河河口，有铁路，可通航。

[48]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诗人、非理性主义者、唯意志论者，“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之一。

[49]　指M.A.罗马斯（1859—1920），革命民粹派人，1879年因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而被捕，后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1884年回到基辅，次年又被发配到喀山。

[50]　原意是冠毛、额发的意思，是乌克兰人的一种习惯发型，后来变成了对乌克兰人的蔑称。

[51]　引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7）的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6—1876）的第4章，原诗为“人民的命运，人民的福祉，光明与自由，高于一切。”

[52]　指П.Ф.库德里亚夫采夫，环卫医生，在杰连科夫的小店里从事秘密工作。

[53]　高尔基是1885年底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作坊里干活的。

[54]　这三个短篇分别发表于1913年、1897年和1899年。

[55]　这是一条连接喀山河和卡班湖的河道。

[56]　法语“Si tu　savais”音译，意思是：“要是你知道”。——编者注

[57]　法语“Si　tu　savais　où　je　te　mène……”的音译，意思是：“要是你知道我将你带到哪里……”——编者注

[58]　意大利作家、现实主义歌剧大师威尔第（1813—1901）的著名歌剧《弄臣》（1851）中的女主人公。

[59]　丹麦作家安徒生（1805—1875）的一篇童话，讲一只丑小鸭变成一只美丽天鹅的故事。

[60]　贝雅特里齐，意大利大诗人但丁（1265—1321）的情人，但丁一生的大部分诗歌几乎都是献给她的。1290年贝雅特里齐死后，但丁在《新生》（1293）中详细描绘了他们爱情发展的历史、她的美丽与善良，以及他自己的种种精神感受等，后来在《神曲》里也多有描写。

[61]　菲娅美达，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者、作家，薄伽丘（1313—1375）所钟爱的女人；薄伽丘对菲娅美达的爱情几乎完全支配了他在《十日谈》（1348—1353）以前的文学创作活动，写下了诸如《菲娅美达的哀歌》（1343—1344）这样具有强烈心灵洞察力的散文、小说和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抒情诗。

[62]　劳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者，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年轻时所倾心的少女，其抒情诗集《歌集》收集了诗人几乎一生的300多首十四行诗，详细抒发了诗人对劳拉的爱情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神权思想，对封建君主的种种劣迹和教会的黑暗腐败提出了挑战。

[63]　妮农·德·兰克洛（1620—1705），巴黎一女贵族，与法国一些著名作家，如伏尔泰（1694—1778）、莫里哀（1622—1675）、方特内尔（1657—1757）交往甚密。

[64]　是德国诗人和戏剧家席勒（1759—1805）创作的一首诗《世界的智慧》中的诗句。1795年被称为“叙事诗年”，席勒的诗是对德行，如信义、勇敢等的赞颂，格调优美，语言生动，是席勒除戏剧外取得的巨大成就。

[65]　这里是指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7）1864年写的一首诗《铁路》中的诗句，诗中说：“世上有个沙皇，他冷酷无情，名叫饥饿王。”

[66]　18世纪后半叶俄国正教旧礼仪派反教堂派中的一个小教派。他们云游各地，行无定所，或逃往荒凉之地，躲藏起来，以逃避官方要求他们应完成的义务和赋税。

[67]　“托尔斯泰主义者”，即托尔斯泰作为伟大作家的“最弱的一面”，鼓吹“不用暴力抵抗邪恶”和“道德自我修养”的反动消极思想。列宁在托尔斯泰80诞辰时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908）一文中精辟地分析了托尔斯泰创作与世界观矛盾的原因。

[68]　“新活力论”是19世纪末生物学中出现的相对于古代活力论的一种新的唯心主义观点，新活力论者试图用某些特殊的超自然因素，如“隐德莱希”“生命勃发”“渊源”等来解释各种原始生命发展的现象，实际上它与古代活力论，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活力论，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69]　安息日，即周六休息日，犹太教中规定星期的日子。

[70]　此话源于《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2章，第23～26节；耶稣的门徒安息日从麦地经过，掐了麦穗，法利赛人认为他们在安息日不应该做事，耶稣说，据经上记载，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就做过事，还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71]　指缺乏科学论证描绘出来的理想社会制度，也指不现实的改造社会的计划。“乌托邦”一词源自空想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著作《乌托邦》（1516）一书，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社会——乌托邦岛，那里没有私有财产，生产、生活社会化，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实行按需分配等。莫尔1529—1532年出任英国的大臣。作为天主教徒，他拒绝向国王——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宣誓，结果被控叛国，而且被处死。但天主教会仍尊他为“圣者”。

[72]　易卜生（1828—1906），挪威剧作家，创作有许多以斯堪的纳维亚史诗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剧作，有明显的反资产阶级的倾向；他的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社会批判性剧作在我国也深有影响。这里的引诗出自易卜生的《致我的朋友——革命的演讲人》（1869）一诗。

[73]　据《旧约全书·创世纪》第6~9章记载，耶和华创造亚当和夏娃后，人类繁衍生息，行恶于世，于是他决定发洪水毁灭人类，他让义人挪亚造一方舟，洪水来时可让全家及各种活物进方舟内躲避。洪水泛滥150天后，水势渐落，方舟搁浅在亚拉腊山上，挪亚多次放鸟出去探视陆地的情况，终于有一只鸽子衔一枝橄榄叶回来，说明大水早已消退。这时上帝对挪亚说，你们可以离开方舟，主宰地上的万物了。这样挪亚又活了350岁，死时享年950岁。

[74]　杰连科夫是1886年夏天开的这个小店，目的是为秘密活动做掩护，小店收入用来帮助贫困学生和开展秘密小组活动。

[75]　关于1886年春天谢苗诺夫面包店工人和老板发生冲突和高尔基在这场冲突中所起的组织作用，高尔基的中篇小说《老板》中有所描写。

[76]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一本考古杂志上看到卢托宁-科罗维亚科夫在奇斯托波尔县的一个什么地方发现了一处宝藏，是一罐阿拉伯钱币。——作者原注

[77]　指Д.A.拉特舍娃自杀的事。1885年1月23日有五千人为她送葬，认为她是家庭专横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牺牲品。

[78]　指H.A.谢尔巴托娃（1870—1942），是M.C.杰连科娃的中学同学，1886—1888年在杰连科夫的小铺里干过活，后来当了老师，1889年因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被捕一度受到过牵连。

[79]　伊万的爱称。

[80]　A.古谢夫（1842—1904），喀山神学院教授，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坚决反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录》（1879—1880）；《忏悔录》1882年被教会查禁，但它的手抄本和油印件在俄国已广为流传。

[81]　弗·米·别赫捷列夫（1857—1927），俄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反射学派奠基人。在解剖学、生理学和神经系统病理学方面有重要的著作；在解释心理过程中对人的大脑进行了深入的综合研究，创立了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科学流派——反射学派。1885—1893年别赫捷列夫曾在距喀山三俄里远的一所精神病医院里工作。

[82]　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俄联邦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境内，约十余万人，讲卡尔梅克语，首府埃利斯塔市。

[83]　基督教圣徒。这首歌在喀山神学院大学生们中间颇为流行，歌名《从早到晚》，带有明显的反宗教色彩。

[84]　她死于1887年2月16日，葬在下诺夫戈罗德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基墓地。

[85]　一种肌肉坏死症；机体大块组织坏死，受细菌感染而腐烂，呈黄绿色或黑色。

[86]　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小说家、剧作家，这里指的是他于188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苦恼》，作品寄托了作者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

[87]　供教徒们全年阅读的基督教祈祷经文汇编，每月一本，或是根据教会纪念每位圣徒的日子，按月编写的圣徒传汇编。

[88]　指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些宗教哲学文章，教会当局虽已查禁，但私下流传还很广。

[89]　见《旧约全书·列王纪上》第10章。

[90]　指18世纪的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她原为德国公主索菲娅·奥古斯塔，1762年借近卫军之力推翻彼得三世上台称帝，大大加强了俄国的专制制度。

[91]　Г.普列特尼奥夫和民粹派及马克思主义小组都有联系，曾给他们印刷过秘密材料（见《高尔基文集》30卷集，第25卷，第343页）。

[92]　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亚历山大二世的次子，1881年起成为俄国的皇帝，是最保守的贵族阶级利益的代表，独断专行，残酷镇压民主运动，1885年基本上将中亚地区全部并入了俄国。

[93]　高尔基在《谈技艺》一文中谈到过他在喀山记笔记的事，他说1929年他喀山的老朋友B.鲁德尼奥夫曾把笔记本寄还给他，上面尽是些读书笔记和一些不成熟的诗文（见《高尔基文集》30卷集，第25卷，第350页）。

[94]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革命民主派领袖，军事家。1834年因起义失败被撒丁王国缺席判处死刑，被迫出走法国，后又流亡拉美。1848年返回意大利，曾多次参加起义，均未如愿；1860年率“千人义勇军”远征，解放南意大利，从波旁分子手里解救了皮埃蒙特王国，然后把统一意大利的领导责任拱手让给了皮蒙特国王，从而确保了意大利1859—1860年革命的胜利。1866年对奥作战，收回威尼斯；1870年普法战争中援助过法国共和政府；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他当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为祖国的解放与统一，他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95]　俄国萨拉托夫州中心，伏尔加河港口城市。

[96]　1887年的8月15日（旧历）。

[97]　一俄丈约等于2.134米。

[98]　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和国际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1875年加入民粹派。1880年侨居国外，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就是批判民粹派的。

[99]　“民意党”是俄国最大最有势力的革命民粹派组织，1879年成立于彼得堡。其纲领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召开立宪会议，要求民主自由，还土地于农民。该组织曾8次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终于在1881年3月1日刺杀成功，后遭到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从此一蹶不振，有人曾多次试图恢复活动，东山再起，但均未能如愿。

[100]　见《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第13章，原文是：“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里“鸣的锣，响的钹”，权且译为“花言巧语，口是心非”。

[101]　瓦西里·杰尼索维奇·格涅拉洛夫（1867—1887），俄国“民意党”恐怖组织的成员。曾参加1887年3月1日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密谋，同年5月8日在彼得堡被绞死，年仅20岁。

[102]　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66—1887），民意党恐怖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列宁的哥哥。参加了1887年3月1日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准备活动。在施吕瑟尔堡要塞被处绞刑，年仅21岁。

[103]　尼·叶·费多谢耶夫（1871—1898），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1888年在伏尔加河沿岸地区组织建立社会民主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有书信往来，最后死于流放。

[104]　是19世纪初由喀山女地主罗季奥诺娃出资兴办的一所学校。

[105]　出自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1877）的《致传播者》（1876）中的诗句。

[106]　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的工厂生产肥皂与蜡烛，阿拉富佐夫的工厂生产亚麻制品；19世纪末这两家工厂算是喀山最大的工业企业了，各有工人近两千名。

[107]　这是俗称，正式应当叫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即彼什科夫（高尔基的原名）。

[108]　称呼名字和父称是尊敬的表现。

[109]　指1885年莫罗佐夫纺织厂工人大罢工，这次罢工对工人运动的开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10]　见《旧约全书·创世纪》第1章第26节。

[111]　即伊万四世（1530—1558），瓦西里三世之子；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沙皇（1547年起），号称“雷帝”。在位时实行司法行政改革，对中亚进行扩张，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不惜发动战争（1558—1583），并吞并西伯利亚（1581年）；为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曾残酷地镇压和奴役广大农民。

[112]　谢谢了，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巴赫。——作者注

[113]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德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少年时学过车工，20岁后开始投身工人运动。1869年创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1871年坚决支持巴黎公社革命。曾两次入狱，出狱后坚持革命斗争。1907年因心脏病死于瑞士。从鲁布佐夫说的“国王时常亲自请他去进行咨询”这句话里，显然他指的就是倍倍尔，因为倍倍尔当时是德国的国会议员。

[114]　汉加尔特上校是喀山的宪兵队队长，后来（20世纪90年代）当了施吕瑟尔堡司令官。

[115]　古里·亚历山大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因参加学生运动曾经两次被捕，第一次是1888年2月，第二次是同年9月。先是关押在喀山监狱，后来被押解到彼得堡。

[116]　“十字架”监狱，1892—1917年期间对彼得堡监狱的俗称，因监狱建筑物的形状像多个十字架，故得名。

[117]　一种用燕麦酿制的清凉酸甜饮料。

[118]　古里·阿历山大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的昵称。

[119]　这里说的福音书指的是《新约全书》。

[120]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1～11节。

[121]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4章，第18～20节。

[122]　沙皇俄国流放政治犯的一个古镇，现为秋明州一个城市，位于托博尔河畔，有一座十二月党人纪念馆。

[123]　生于1842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和民粹派很接近。

[124]　指И.M.克洛普斯基（1852—1898），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托尔斯泰主义宣传者之一，1892年曾经被捕，后来移民去了美国。

[125]　约翰·威廉·德雷波尔（1811—1882），美国哲学家及史学家，著有《天主教与科学的关系史》。

[126]　查理·罗伯特·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主义创始人。著有《物种起源》（1859）等书，揭示了生物界进化的基本因素，提出了人起源于类人猿的假说。

[127]　法利赛人属犹太教的一个教派，盛行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他们大都出身于城市的富人阶层，主张遵守口传律法，至今这种观点仍是犹太教神学思想的核心。法利赛派承袭哈西德派的传统，对一言一行都有明确的准则。因此，如《新约全书》所载，人们指责法利赛人拘泥于律法的条文而忽视其精神。法利赛人笃信教义，仇视异教，深得百姓拥护。他们鼓吹灵魂不死，肉体复活，犯罪受罚，与基督教教义颇为一致，但却有悖于犹太教该教派的教义，不过其神学思想对后犹太教颇有影响。福音书中耶稣把法利赛人称为伪君子。

[128]　优素福·弗拉维（公元37年—100年后），古代犹太历史学家。反抗罗马的犹太战争期间背叛了起义者，投降了罗马人。著有持亲罗马立场的《犹太战争》、为犹太人辩护的《犹太古代史》和为自己变节辩解的《一生经历》等。

[129]　加·杰尔查文（1743—1816），俄国诗人，俄国古典主义文学代表。他的庄严的颂诗，充满了强国的思想，嘲讽达官贵人，写景状物，抒发诗人的情思，对俄国诗歌有很大影响。他出生在喀山省，1754—1762年生活在喀山，他的纪念碑就竖立在喀山大学的校园内。

[130]　《梁上君子歌》，参见索鲍列夫斯基出版的《大俄罗斯民歌》第6卷，圣彼得堡，1900年，第354～356页。

[131]　1887年12月12日，高尔基在喀山河岸边费奥多罗夫山岗上开枪自杀，后被人救起，送进了医院。

[132]　短篇小说《马卡尔生平一事》发表于1912年。

[133]　高尔基是1887年12月21日出院的，在医院共住了9天。

[134]　俄国一种后身打褶的立领男上衣。

[135]　米·安·罗马斯用民粹派地下活动小组的钱，在喀山省斯维尼亚县克拉斯诺维多夫村开了一间铺子，以便在农民中开展宣传工作。

[136]　安东诺维奇的俗称。

[137]　指伏尔加河沿岸的人们往往根据海鸥的飞行方向来判断天气的变化。

[138]　罗马斯·安东诺维奇的俗称。

[139]　C.卡罗宁（1853—1892），俄国民粹派作家，作品有小说集《巴拉什金诺村人纪事》（1879—1880）以及反映对改革后俄国农村情况和知识分子思想上进行探索的中短篇小说。

[140]　H.兹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909），倾向于民粹派。著有中篇小说《农民陪审员》（1874—1875）等，其作品主要描写农民的悲惨生活和俄国农村阶级分化的现实情形。

[141]　H.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著有长诗《严寒，通红的鼻子》《俄罗斯妇女》《铁路》《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等，深刻描写了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妇女的遭遇，表现了人民对幸福的向往与追求。

[142]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社会学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英国文明史》（1857—1861）等。

[143]　莱伊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

[144]　哈特波尔·勒启（1838—1903），爱尔兰历史学家，政治评论家。

[145]　拉布克（1834—1912），英国人种学家，自然科学家。

[146]　泰罗（1832—1917），英国社会学家，人种学家。

[147]　詹姆斯·穆勒（1773—183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休谟哲学的追随者，否认天赋人权的理论。

[148]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主义创始人之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伦理学方面功利主义的拥护者，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纲要》（1862—1896）等。

[149]　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主义创始人，提出了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的假说。

[150]　皮萨烈夫（1840—1868），俄国政论家和文艺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著作有《劳动史纲要》《现实主义者》《美学之毁灭》等，对俄国作家多有褒扬，但却不当地否定普希金作品的现实意义。

[151]　杜勃罗留波夫（1836—1861），俄国文艺批评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俄国专制的农奴制度，宣扬农民革命思想，并预言革命的一天终将会到来。主要著作有《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黑暗的王国》《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等。

[152]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学者、作家、文艺批评家，坚持人本主义唯物论的观点，对资本主义有深刻的批判；认为社会主义是由人类发展历史决定的，但却认为俄国可以通过村社的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怎么办》《序幕》和大量的文艺评论和美学著作。

[153]　普希金（1799—1837），俄国作家，大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其作品早为我国读者所熟知。

[154]　冈察洛夫（1812—1891），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信院士（1860），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奥勃洛莫夫》《悬崖》、旅行随笔《战舰巴拉达号》等。

[155]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第一个完整体系的创造者。他认为几何学和力学是科学思维的理想楷模，认为自然界是不同大小、不同形状、不同状态和位移（运动）的广延物体的总和；他把国家比拟为神话故事中的大怪物列维坦，认为国家是结束战争这一自然状态的民约的结果。

[156]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思想家和作家，他认为灾难源于政治分裂，只有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才能够克服这种灾难；为了巩固国家，他认为可以不择手段，因此便产生了“马基雅弗利主义”一说，即指无视道德准则的政策。主要著作有喜剧《曼陀罗花》《君主论》等。

[157]　乌克兰城市，位于杰斯纳河流域，是当地的港口码头和铁路枢纽。

[158]　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评论家。1879年因涉嫌与革命者有来往被捕，曾被流放到雅库特。主要作品有小说《马卡尔的梦》《盲音乐家》《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作品洋溢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

[159]　我记不清农民们的姓名，因此，很可能将他们的名字搞混或者记错。——作者注

[160]　俄国沙皇1861年2月19日下令废除农奴制，到1888年还不到30年。

[161]　三圣节，亦称三一主日或圣灵降临节，是东正教12大节日之一，教徒们每年在复活节后第50天举行节日活动。

[162]　俄国诗人H.涅克拉索夫（1821—1877）的长诗《萨沙》（1855）的开篇语。

[163]　米什卡是科斯京的大名米哈伊尔、小名米沙的爱称。

[164]　指1877—1878年的那场俄土战争。

[165]　什卡利克，旧俄国的量酒单位，约合0.06升。

[166]　伊万四世（即伊万雷帝）1547年加冕亲政，自称沙皇，是全俄的大独裁者。他利用诸侯间的矛盾，打击大贵族，扶植小贵族，对内实行中央集权，残酷镇压人民，对外一味扩张，宣称要建立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

[167]　马特维·巴里诺夫，下诺夫戈罗德当地农民，曾随高尔基在俄国到处游**了好几个星期。

[168]　原名瓦·米·德罗兹诺夫（1782—1867），俄国著名宗教人士，自1826年起担任莫斯科大主教，参加过制定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的宣言。

[169]　旧时对乌克兰男人的一种不敬的称呼，因他们常在剃光头顶的囟门上留下一小撮头发而得名。

[170]　复活节，犹太教为逾越节，犹太教和基督教春天的节日。

[171]　玛丽亚的小名。

[172]　安东尼（公元前82—公元前30），又译安敦尼，古罗马统帅、政治家，恺撒的部将，屡建战绩；后与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结婚，遭元老院反对，公元前31年与克娄巴特拉一起败于屋大维，逃回埃及，因绝望自杀于亚历山大里亚。

[173]　亚克兴战役，古罗马屋大维（奥古斯都）与安东尼的一次大决战，发生于公元前希腊阿卡那尼西亚北隅的亚克兴海角，结果屋大维大败安东尼。

[174]　恺撒·屋大维（公元前63—公元14），公元前27年在罗马称帝，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拉丁文有“神圣者”“至尊者”之意）的尊号，后人即以此称之。亚克兴战役的胜利，使他成功结束了恺撒（约公元前100—前44）死后古罗马的内战局面。

[175]　克娄巴特拉（公元前69—前30），埃及末代女王（公元前51年起），属托勒密王朝。据传，她才智过人，还有绝代佳人之称，权势欲极强，称王之后，自恃权重，为所欲为，被罗马元老院宣布为“祖国之敌”，亚克兴战役失败后，为避免当俘虏的命运，最后自杀（据说是让毒蛇咬死的）。她的形象在莎士比亚、萧伯纳等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所描绘。

[176]　俄国古代一种多弦的弦乐器，类似于中国的古筝。

[177]　一种为从事共同经济活动而自愿结合的合作组织，基本上是将同一行业组织起来，进行活动，如农业劳动合作组织、渔业劳动合作组织等。

[178]　维亚特卡河的港口城市，1934年起改为基洛夫市。

[179]　1902年9月24日高尔基在信里写道：“我今天高兴极了！霍霍尔从雅库特回来了——就是那个我跟他卖过苹果的人。知道吗，这个人好极了，非常坚强！”（见《高尔基文集》30卷集，第28卷，270页）

[180]　民权党是俄国19世纪80年代的一个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组织，1893年9月在萨拉托夫举行成立大会，其宗旨是：联合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斗争，推翻沙皇封建专制制度。在许多地方建立了民权党小组，出版《斗争报》，进行宣传。1894年4月大部分成员遭沙皇政府逮捕。

[181]　喀山宪兵司令部1889年10月13日的档案材料说：“1888年9月高尔基从克拉斯诺维多夫村返回喀山，同月底，离开喀山，去向不明。”

[182]　即现在的伊朗，1935年以前叫波斯。

[183]　俄罗斯城市，1918年设市，坐落在伊日河畔，工业重镇，国家兵工厂所在地，为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1934）首府。

[184]　关于高尔基和巴里诺夫在里海渔场工作的情况，《高尔基全集》（25卷集）第14卷，第626～627页有记载。

[185]　意大利第勒尼安海一岛屿，疗养盛地，1906—1913年高尔基在此居住。列宁1908和1910年两度来此探望高尔基。

[186]　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二）第9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1　1883年在日内瓦成立的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已任，与民粹派、伯恩施坦派、“经济派”作斗争，翻译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是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