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 1)

一种重彩浓墨、光怪陆离的生活开始了,它离奇得难以言表,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在我的记忆中,这段生活像一个严酷、动听的童话故事,它出自一位善良的、难得真诚的天才人物之口。如今,回首往事,我自己有时都很难相信,事情真的就是那样,有很多事情我都想要辩解,想要否认,因为在“那帮蠢货”那里过的暗无天日的日子中,残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但真实是高于怜悯之心的,何况我讲的并不是我自己,而是关于那个令人窒息的、阴森可怕的狭小天地里的情形,普通的俄罗斯人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

外公一家人互相充满了敌意,他们之间弥漫着一种炽热的气氛;这种敌意在毒害着大人,甚至孩子们也都积极参与其中了。后来我从外婆的话里得知,母亲回来时正好碰上她弟弟们在跟自己的父亲闹分家。母亲的突然归来更激化和加剧了他们分家的愿望。他们害怕我母亲要求她应该得到的那份被外公扣着没给的嫁妆,因为母亲出嫁时是“私订终身”[16],违背了外公的意志。舅舅们认为,这份嫁妆应当由他们两个平分。他们还为了谁进城去开染坊,谁去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镇[17],彼此早已争吵得不可开交了。

就在我们刚到不久,大家在厨房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了争吵:两个舅舅突然跳起来,隔着饭桌,冲着外公大喊大叫,像狗一样地龇牙咧嘴,气得浑身直打哆嗦,而外公则用勺子敲打着饭桌,脸涨得通红,像公鸡打鸣似的大声吼叫道:

“你们给我滚出去!”

外婆痛心至极,脸都气歪了,她说:

“都给他们得了,老头子——这样你也落得个安静,给他们吧!”

“住嘴,都是你惯出来的!”外公喊道,两眼闪闪发光;说来也怪,别看外公个子矮小,喊起来嗓门可够大的。

母亲从桌旁站起身,不慌不忙地走到窗前,转身背对着大家。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对准他弟弟的脸挥手就是一拳,对方大吼一声,立刻和他厮打起来,两人在地上滚作一团,只听见他们的喘气声、吼叫声和谩骂声。

孩子们哭了起来;怀了孕的纳塔利娅舅妈死命地喊叫;我母亲赶紧抱住她,把她拖到别的地方;生性快乐、满脸雀斑的保姆叶夫根尼娅[18]把孩子们从厨房里往外轰;满地倒的都是椅子;宽肩膀的年轻帮工“小茨冈”骑在米哈伊尔舅舅的背上,而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傅——一个戴着墨镜、秃头、满脸大胡子的人——正在慢条斯理地用毛巾捆扎米哈伊尔舅舅的双手。

米哈伊尔舅舅伸长脖子,稀稀拉拉的黑胡子蹭在地面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外公急得围着桌子团团转,气急败坏地叫道:

“同胞兄弟,啊!骨肉亲情!你们就这样,哎呀呀……”

由于害怕,吵架一开始,我便爬到灶台上去了;从那里,我吃惊地看到外婆用铜盆里的水在擦洗雅科夫舅舅脸上被打出的血;雅科夫放声大哭,捶胸顿足;而外婆则沉痛地说:

“该死的东西,亡命之徒,也该懂事了!”

外公将撕破的衬衫搭在肩上,冲她喊道:

“老妖婆,这不都是你生的两个畜生吗?”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婆躲在屋角,鬼哭狼嚎地一通喊叫:

“至高无上的圣母啊,让我的孩子们脑子开开窍吧!”

外公站起来,侧过身来对着她,看着餐桌上一片狼藉的样子,小声说:

“你呀,老婆子,看着他们点儿,当心他们会欺负瓦尔瓦拉[19],说不定……”

“得啦,你算了吧!把衬衫脱下来,我给你缝缝……”

她双手抱着外公的头,在他脑门上吻了一下,而他呢——因为个头比外婆矮——便把脸贴在她的肩头。

“看来,是得分家了,老婆子……”

“应该分,老头子,应该分!”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开头两个谈得很好,后来外公像一只好斗的公鸡,一只脚开始老踹地板,伸出一个指头威胁外婆,大声唠叨说:

“我还不知道你,你最疼爱他们了!可你的米什卡[20]是个伪君子,而雅什卡[21]则是个共济会分子[22]!而且他们尽挥霍我的家产,整日花天酒地……”

我在灶台上扭动一下身子,不小心把熨斗给碰倒了,于是它顺着阶梯滚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一个大脏水盆里了。外公跳上梯子,一把将我拖了下来,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好像头一次看见我似的。

“是谁让你爬到灶台上去的?是你母亲吗?”

“是我自己爬上去的。”

“你撒谎。”

“不,是我自己爬上去的。我吓坏了。”

他推开我,用手轻轻在我额头上拍了一下。

“跟他父亲一个样!滚开……”

我高兴地跑出了厨房。

我看得很清楚,外公那双聪明敏锐的绿眼睛一直都在盯住我,所以我很怕他。记得,我总想躲开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我觉得外公这个人非常凶狠,他跟所有的人说话总是冷嘲热讽,嘴巴不饶人,摆出一副好斗的架势,直到把对方惹急了才算罢休。

“唉,你们——这帮人啊!”他常常这样感叹地说,总是把“这帮人”几个字的声音拉得很长,我一听就觉得很烦,身上直起鸡皮疙瘩。

休息的时候,喝晚茶期间,外公、两个舅舅和伙计们,从作坊里来到厨房;他们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两只手都染成了紫檀色,全被明矾给蜇伤了;他们的头发都用带子扎着,看上去个个活像是厨房角落供奉的黑乎乎的圣像,在这种危险的时刻,外公总是坐在我的对面,这让他的其他孙子感到非常羡慕,因为相比较而言,外公跟我说话的机会要多一些。外公的身材非常匀称,人很瘦削,很精明。他那件丝线包边的圆领缎子坎肩已经很破旧了,印花衬衫也已经皱皱巴巴,裤子膝盖上有两块大补丁,可是和身穿夹克、戴着衬领、脖子上系着丝质三角巾的两个儿子相比,外公的穿戴毕竟比他的儿子们要整洁和好看一些。

我们到了几天后,他就一定让我学做祷告。别的孩子都比我大,已经在跟着圣母安息教堂的执事学习认字了;从家里的窗口就能够看见教堂金色的圆顶。

教我学祷告的是纳塔利娅舅母,她这个人既文静,又胆小,长有一张娃娃脸,眼睛清澈明亮;我觉得透过这双眼睛能够觉察出她脑海深处的一切。

我喜欢长久凝视着她的眼睛,眼睛一眨也不眨;她眯起眼睛,摇晃着脑袋,几乎耳语般地小声让我跟着她学:

“喏,你跟着我说:‘我们在天之父[23]……’”

要是我问:“‘雅科热’[24]是什么意思呢?”

她会惶恐不安地向周围看看,劝我说:

“快别问了,这样会更糟!你只用跟着我说:‘我们在天之父’……懂吗?”

我很纳闷:为什么问一下就会更糟呢?“雅科热”这个词显然含有弦外之意,所以我千方百计故意对它加以歪曲:

把“雅科热”念成“雅夫科热”[25]……

但是,脸色发白、仿佛全身都瘫软了的纳塔利娅舅妈一直耐着性子在纠正我,她的声音听来有些断断续续:

“不,你只用说‘雅科热’……”

但无论是她本人,还是她说的话,都不那么简单易懂。这使我感到非常恼火,妨碍我熟记祷文。

有一次,外公问道:

“喂,阿廖什卡[26],你今天就干什么了?都玩了吧!我看见你额头上鼓起一个包。弄出个鼓包可算不上有多大本事!‘我们在天之父’,背会了吗?”

舅妈小声说:

“他的记性不好。”

外公嘿嘿一笑,棕红色眉毛欢快地扬了起来。

“要是这样,就得用鞭子抽!”

接着,他又问我:

“你父亲抽过你吗?”

由于不明白他的话的意思,我没有吭声,母亲说:

“没有,马克西姆从没有打过他,而且也不许我打他。”

“那是为什么?”

“他说:靠打是教不好孩子的。”

“那他——这个马克西姆,就是个十足的傻瓜,不过他已经死了。求上帝原谅他!”外公气鼓鼓地说,吐字非常清楚。

他的话使我感到非常生气。他看出了这一点。

“你干吗噘着嘴?你呀你……”

然后,他摸摸头上发白的棕红色头发,补充说:

“顶针的事,瞧,看我星期六怎么收拾萨什卡[27]吧。”

“怎么个收拾法?”我问道。

大家都笑了,可外公说:

“你等着瞧吧……”

我静下心来一想:收拾,无非是把送来染色的衣服抖搂开,捶打一番,看来,收拾和捶打是同一回事。有打马、打狗、打猫的;在阿斯特拉罕,巡警打波斯人,这我看见过。但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打小孩的,尽管这里的舅舅们对自己的孩子时不时地就用指头弹他们的脑门或后脑勺,不过孩子们对此已经司空见惯,不当一回事,只是用手揉揉被弹过的地方也就算了。我不止一次地问过他们:

“疼吗?”

他们总是勇敢地回答说:

“不疼,一点都不疼!”

顶针的事我是知道的。每天下午,从喝茶到吃晚饭这段时间内,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傅把各块染好的布料缝成为“一件”,然后在上面缝上个标签。米哈伊尔舅舅想跟眼睛半瞎的格里戈里师傅开个玩笑,便让九岁的侄子把格里戈里师傅的顶针在点燃的蜡烛上烧热。萨沙用剪烛芯的镊子夹起顶针,在火上将它烧得滚烫,然后悄悄地放在格里戈里师傅的手边,自己则藏到炉子后面去了,但这时正巧外公走了过来,坐下来想干点活,便把手指头伸进那只灼热的顶针里了。

记得当我闻声跑进厨房的时候,外公正一面用被烧伤的手指抓挠着耳朵,一面滑稽地一蹦一跳的,并且大声喊叫着:

“这是谁干的事?真够缺德的!”

米哈伊尔舅舅弯着腰,用指头在桌子上拨弄着那只顶针,对它不停地吹气,格里戈里师傅平心静气地在缝他手中的活儿,烛影在他巨大的秃顶上跳跃着;雅科夫舅舅从藏身的炉子后面跑出来,暗自发笑;外婆正在用擦子擦新鲜的土豆。

“这是雅科夫的儿子萨什卡干的!”米哈伊尔舅舅突然说。

“你胡说!”雅科夫从炉子后面蹿了过来,大声叫道。

他的儿子在屋角里边哭边嚷:

“爸爸,别信他的话。是他教我干的!”

两个舅舅相互吵骂起来。这时外公一下子变得没脾气了,往手指上敷了些生土豆末,拉着我的手,一声不吭地走了。

大家都说这事应该怪米哈伊尔舅舅。自然,喝茶的时候我曾问过外公——会不会狠狠收拾他一顿?

“应该好好地收拾他。”外公咕哝一句,斜眼看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将桌子一拍,冲母亲嚷道:

“瓦尔瓦拉,管好你的小崽子,不然我会把他脑袋揪下来的!”

母亲说:

“你试试看,只要你敢动他一下……”

这时大家都不作声了。

母亲能说会道,三言两语就能够把人给噎回去,好像一下子就堵住了别人的嘴,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他们感到自己完全是在自讨没趣。

我知道,大家都害怕我母亲,连我外公跟我母亲说话时都轻声细语,不像跟别人说话时那样粗声大气。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所以我常在表哥们面前骄傲地夸耀说:

“我母亲最厉害了!”

他们没有表示反对。

但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改变了我对母亲的态度。

星期六之前,我也做了件错事。

我感到非常好奇:大人们是如何巧妙地改变布的颜色的?他们把黄颜色的布料浸入黑颜色的水中,布料一下子变成深蓝色——他们称之为“宝蓝”;把灰颜色的布在棕红色的水里一泡,马上就变成了浅红色——他们称之为“殷红”。事情很简单,可我却不明白。

我很想亲自染点什么东西,于是我把这一想法跟雅科夫的儿子萨沙说了,他是个很严肃认真的小伙子;他经常在大人们身边转悠,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随时准备帮助大家,什么活都肯干。大人们都夸奖他听话,人又聪明,但是外公总是斜着眼睛看他,说萨沙:

“整个一个马屁精!”

雅科夫的这位萨沙又黑又瘦,两只螃蟹眼向外突出着,说话慌里慌张,声音很轻,好像想说的话被卡在喉咙里似的,而且总是神秘兮兮地往四下打量,仿佛随时都打算逃跑,找个地方躲起来。他的栗色的瞳孔一动不动,但是情绪一激动,两个瞳孔和眼白便一起颤动起来。

我不喜欢他。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这小伙子非常安静,不爱张扬,行动有点笨拙,长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笑起来样子很好看,很像他温顺贤良的母亲。他的牙齿很难看,全都伸到嘴唇外面来了,因为他的上颚长了两排牙齿。这使他觉得很有意思;他经常把手指头伸进嘴里,摇晃它们,想把里面的那排牙齿拔掉,而且谁要是想摸一摸他的牙齿,他都老实巴交地让人去摸。但我从他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更有趣的地方。家里的人员很多,但他却独来独往,喜欢一个人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晚上就坐在窗口。和他默默地待在一起也很有意思——坐在窗边,紧靠着他,整整一个小时谁都不说话,只是仰望着天空红色的晚霞,观看成群的乌鸦围绕着圣母安息大教堂金色的圆顶来回盘旋,上下翻飞,它们有时飞得很高,有时飞得很低;突然,它们像一张黑色的大网,遮天蔽日,挡住了落日的余晖,然后便在我们眼前消失了,留下一片虚无的空间。面对此情此景,这时什么话你都不想说,一丝甜蜜的惆怅在胸中油然而生。

而雅科夫舅舅的儿子萨沙无论什么事都能说上一通,而且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像大人似的。当他听说我想学染匠的手艺后,便建议我把柜子里一块节日用的白桌布拿出来染成蓝颜色。

“白的最容易染,这我清楚!”他正经八百地说。

我拖着沉甸甸的桌布,跑到院子里,但是,当我把桌布的一角刚要放进“宝蓝”的染缸时,“小茨冈”不知从哪儿向我飞奔过来,一把将桌布夺过去,而且用他的一双大手拧了又拧,冲站在过道里看我怎样染桌布的表哥喊道:

“快去喊你奶奶来!”

他知道事情不妙,摇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对我说:

“瞧吧,这件事会让你倒大霉的!”

外婆跑了过来,她惊叫一声,甚至哭了起来,并且连声地骂我,显得很滑稽可笑:

“哎呀,你这个彼尔米亚克人,该死的冒失鬼!真想一下子把你摔死!”

然后,她开始劝说“小茨冈”:

“瓦尼亚,你可别告诉他外公!事情由我来兜着;没准儿能瞒过去……”

瓦尼卡[28]一面在花围裙上擦着一双湿手,一面忧心忡忡地说:

“关我什么事?我不会说的;要看好萨舒特卡[29],别让他乱说!”

“我会给他两戈比的。”外婆说着,把我领回到屋里。

星期六晚祷之前,有人把我领到厨房;厨房内光线很暗,非常安静。记得通往过道和其他房间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窗外是秋日的黄昏,细雨蒙蒙,天空一片灰暗。“小茨冈”坐在黑乎乎的炉口前面,在一张宽大的长椅上,一脸怒气,人都变了样;外公站在屋角的一只大木盆旁,正在从盛满水的木桶里选取细长的枝条,打量着它们的长度,将它们一条条地码放好,而且拿起来在空中挥舞几下,发出飕飕的响声。外婆站在旁边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使劲地嗅着鼻烟,嘴里嘟哝着说:

“这回可高兴了……净折磨人……”

雅科夫的儿子萨沙坐在厨房中间的椅子上,用两只拳头揉着眼睛,人吓得连声音都变了,像一名老叫花子似的,拉长声调说:“看在耶稣的分上,饶了我吧……”

米哈伊尔舅舅的孩子们——我的表哥和表姐——肩并肩地站在那里,跟木头人一样。

“抽过后——再饶你吧,”外公说着,拿过一根湿漉漉的枝条在手中捋了捋,“喏,快把裤子脱下来!……”

外公说话时非常平静,无论是他说话的声音,还是萨沙这孩子在吱吱作响的椅子上的挣扎,以及外婆的两只脚在地板上的摩擦声——都未能打破在被熏黑的低垂的天花板下昏暗厨房里令人难忘的寂静。

萨沙站起身,解开裤子,用两只手提着,一直褪到膝盖处;他弯着腰,跌跌撞撞地向长板凳走去。看他走路的样子,真让人难受,我的双腿也不禁打起战来。

但当他老老实实地脸冲下趴在长凳子上,瓦尼卡用一条很宽的手巾,把他从胳肢窝下和脖子处都绑在凳子上,然后弯下身子,用黑乎乎的双手按住他脚脖子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

“列克谢[30],”外公叫道,“靠近一点儿!……喂,我在跟谁说话?好好看看什么叫挨抽……一下!”

他的手扬得并不高,对准萨沙的光身子就是一树枝子。萨沙发出一声尖叫。

“装出来的,”外公说,“这一下并不疼!现在这样抽才有点疼!”

于是,他一树枝子抽下去,萨沙的身子立刻像被火烧了一样,当即就起了一道红印,表哥扯着嗓子,发出一声号叫。

“不好受吧?”外公问道,同时他的手在有节奏地一起一落,“不喜欢,是不是?这一下,是为了顶针儿的事!”

他的手往上一扬,我的心也跟着被提了起来,他的手一落,我整个人也好像跌落了下来。

萨沙的号叫声非常尖厉,听着令人厌恶:

“我再也不敢了……桌布的事,我不是说了吗……是我主动说出来的呀……”

外公平静地、像读圣诗似的说:

“告密——也不能为自己开脱!告密者首先得挨上一鞭子。现在,为桌布的事,该轮到你了!”

外婆立刻向我奔来,一把搂住我,喊道:

“不许你打列克谢!就是不许,你这个恶魔!”

她开始用脚踹门,一面大声喊叫:

“瓦里娅,瓦尔瓦拉!”

外公向她扑过去,将她推倒在地,一把抓住我,就往凳子边拖。我在他手中拼命地挣扎,揪他的红胡子,咬他的手指头。他暴跳如雷,紧紧地夹着我,最后终于把我往长凳上一摔,我的脸被碰破了。只记得他疯狂地大喊大叫:

“把他捆起来!非打死他不可!”

我清楚记得母亲煞白的面孔和她那双大眼睛。她沿着长凳跑过来,声音嘶哑地喊道:

“爸爸,不要打了!饶了他吧……”

外公一直把我打得失去了知觉,之后我一连病了几天;在一间只有一个窗户的小屋里,我背朝上趴在一张又宽又热的**,屋角有一个神龛,里面供奉着许多圣像,神龛前点着一盏红色的长明灯。

对于我来说,生病的几天,是我一生中意义非常重大的日子。应该说,这期间我长大了许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从那时起,我对人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时时留意着身边的人们;我的心仿佛被揭掉了一层皮,对于一切屈辱与伤痛,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再也无法忍受了。

首先,令我大为惊讶的是,外婆和我母亲发生了争吵:在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身体胖大、黑衣黑裙的外婆向母亲冲过去,把她一直推到屋角,推到圣像面前,然后压低嗓音埋怨说:

“你为什么不把他抢过来,啊?”

“我给吓呆了。”

“亏你还长得人高马大的!你就不嫌害臊吗,瓦尔瓦拉!我一个老婆子,都不害怕!真不嫌害臊!”

“别说了吧,妈妈,我直觉得恶心……”

“不对,你不爱他,你不可怜他这个孤儿!”

母亲沉痛地,而且大声地说:

“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个孤儿!”

后来,她们俩坐在屋角箱子上哭了很久,最后我母亲说:

“要不是阿列克谢,我早就走了,远走高飞了!我没法在这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实在没法,妈妈!实在待不下去……”

“你是我身上掉下的肉,是我的心肝宝贝。”外婆轻声细语地说。

我明白了:母亲并不是一位强者;她和其他人一样,也害怕外公。我妨碍她离开这个她无法待下去的家。这太叫人伤心了。不久,母亲真的从这个家里消失了。她到什么地方做客去了。

突然,好像从天花板上跳下来似的,外公来了,他坐在**,伸出一只冰冷的手,抚摸着我的脑袋:

“你好啊,先生……你倒是回个话呀,别生气了!……喏,怎么样?”

我真想狠狠地踢他一脚,但是身子一动就疼。外公的头发比以前更红了;他忐忑不安地摇晃着脑袋;两只闪亮的眼睛在墙上搜寻着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山羊形状的动物饼干,两块犄角糖,一个苹果和一些紫葡萄干,他把所有这些东西放在枕头上靠近我鼻子的地方。

“瞧,我给你带来的礼物!”

他弯下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用一只瘦小僵硬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脑袋;他的手被染成了黄色,尤其是他那弯得跟鸟爪子似的指甲显得更黄一些;他说:

“当时我对你是有些过分,小家伙。我正在气头上,你咬我,抓我,喏,我的气也就来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吃点苦头也不是坏事——今后对你会有好处!要知道:自己人、亲人打你,这不是屈辱,而是教诲!外人打就不行,自家人打两下没关系!你以为我没有挨过打吗?我挨的那个打呀,阿廖沙[31],那才叫狠呢,你做噩梦都不曾梦见过。我受的那份委屈呀,恐怕上帝见了也会流泪的!可结果怎么样呢?我,一个孤儿,讨饭婆的儿子,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上了行会的会长,出人头地了。”

他那干瘦匀称的身躯使劲贴着我,开始讲述自己童年所度过的日子;他用的词汇艰涩难懂,但他把它们搭配得非常巧妙,听起来毫不吃力。

他那双绿色的眼睛闪闪发光,金色的头发欢快地竖了起来,他把自己的尖嗓门压低一些,对着我的脸,一通瞎吹:

“你这次是坐轮船来的,是蒸汽把你送过来的,可我年轻的时候,全凭自己的力气,在伏尔加河上给驳船拉纤,逆流而上。船在水中行,我在岸上走,光着双脚,踩着尖利的顽石和滑落下来的石头碎片,一天到晚,没日没夜地干!太阳晒着后脑勺,火辣辣的,脑袋就像溶化了的生铁,灼热难当,可是还得弯腰拱背地一个劲儿地往前拉——浑身的骨头都嘎嘎作响——而且看不见脚下的道路,两眼完全被汗水蒙住了,心里那个难受就别提了,眼泪哗哗直流——唉呀,阿廖沙,真是有苦没处说啊!只好往前拉呀,拉呀,有时候纤绳忽然滑脱了,人一头栽倒在地——也算是因祸得福吧,因为这时人一点气力都没有了,跌倒了,至少可以休息一会儿,喘口气!瞧,人们在上帝的眼皮底下,在仁慈的耶稣我主面前过的什么日子!……就这样,这条伏尔加母亲河,我走了三趟:从辛比尔斯克[32]到雷宾斯克[33],从萨拉托夫一路过来,又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卡里耶夫[34],到马卡里耶夫集市[35]——这其间有好几千俄里[36]呢!而到第四个年头上,我已经当上驳船的工长了——我向老板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37]……”

他讲着讲着,我仿佛觉得他在我面前变成了一块彩云,而且在迅速地变大,从一个瘦小的干瘪老头,变成了一个具有神奇力量的巨人——他独自一人,拉着一艘巨大的灰色驳船,逆流而上……

有时候,他从**跳下来,摆动着胳膊,让我看纤夫们拉着纤绳走路的样子,看他们怎样从舱里往外排水;他还用男低音唱着什么歌曲,然后又像年轻人似的跳回到**——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奇——说话的声音也更加深沉、凝重了:

“喏,不过,阿廖沙,到了夏天的傍晚,该歇歇脚,休息一下的时候,在日古里[38]丘陵地一带随便找一个山青草绿的地方,点起篝火,熬上稀粥,一肚子苦水的纤夫们唱起了心爱的歌曲;只要有人开个头,所有的人便都跟着号叫起来——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好像整个伏尔加河的流速都加快了——这么说吧,像野马奔腾,直冲云天!于是,所有的痛苦,像万里尘埃,都随风而去了;人们唱得如醉如痴,有时锅里的粥溢出来了都不知道;这时必须得用木勺子敲打熬粥人的脑袋:玩归玩,但不能忘了正事儿!”

有好几次,有人朝门里直张望,叫外公出去,但我总是求他:

“别走!”

他嘿嘿一笑,对来人摆摆手:

“先等一会儿……”

他一直讲到晚上,而且走的时候,跟我亲切地道了别;我知道外公并非那么凶,而且也并不可怕。但我一想起他曾那么残忍地毒打过我,我就忍不住直掉眼泪,这件事我总也无法忘掉。

外公来看我,给所有来探望我的人敞开了大门,从早到晚,我的床边总是有人来坐,他们千方百计地逗我开心;我记得,他们这样做并不总是能让我高兴和开心。来我这里次数最多的要算外婆了;连睡觉她也跟我躺在一张**;但这些天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小茨冈”了。他人长得敦敦实实,宽胸脯,一头卷发。他傍晚的时候来看我,穿得像过节似的:金黄色的丝绸衬衫,绒布裤子,带皱褶的、咔吱咔吱作响的靴子。他的头发油光锃亮,两道浓眉下一双快活的外斜视眼和小黑胡子下面洁白的牙齿闪闪发光,他的衬衫在长明灯红色烛光柔和地映照下像着了火似的。

“你看看,”他说着,一面卷起袖子,给我看胳膊肘以下露出来的红色伤疤,“瞧,肿成什么样子了!原先肿得还更厉害,现在好多了!你知道不:老爷子当时被气疯了,我一看他要把你往死里打,我就赶紧把这只胳膊伸过去挡一下,我本想这样一挡,树枝会折断的,等你外公再去换另一根树枝的时候,你外婆或者你母亲,准会把你拖走!唉,谁知道树枝子没有被折断,非常有韧性,是在水里浸泡过的呀!但你毕竟少挨了几下子——瞧,少挨多少下?我呀,小老弟,还是很机灵的!”

他笑了,笑得像绸子那么柔和、亲切,这时,他又看了看他那红肿的胳膊,笑道:

“我真觉得你很可怜,喉咙都哽住了,我预感到了!大事不好!而他死命地打……”

他像马那样打着响鼻,摇晃着脑袋,还讲了些染坊里的事;我立刻感到他这个人非常亲切,像孩子一样单纯。

我跟他说,我很爱他;他的回答非常朴实。令人难忘:

“要知道,我也同样爱你啊……别的什么人我管过吗?我才不管呢……”

后来,他老是朝门口张望,悄悄地跟我说:

“下次再打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别老是缩着,可不能紧缩着身子——感觉出来了吗?紧缩身子会感到加倍的疼。你要把身子放松,顺其自然,让身子软绵绵地趴在那里——像果冻似的!而且不要憋住气,要深呼吸,要拼命地喊叫——你一定要记住这些,很有用的!”

我问:

“难道还会打我吗?”

“怎么不会?”“小茨冈”若无其事地说,“当然会的!没准儿会经常找你的茬儿……”

“为什么呢?”

“老爷子会找出理由的……”

然后他又非常关心地教我:

“要是他由上往下打,树枝子直接落下来——这时你就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全身放松,要是他断断续续地打——抽下去马上就往回拉,那就是要叫你皮开肉绽——这样你一定要把身子向他那个方向翻滚,顺着树条子转动,懂吗?这样会好受一些!”

他挤弄着一双黑色的外斜眼,说:

“这方面我比警察局长本人还精明!小兄弟,我的皮简直可以拿去做手套了!”

望着他那张兴冲冲的脸,我回想起外婆讲的关于伊万王子和傻瓜伊万[39]的童话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