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弘一法师青年时期就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感，尤其在南洋公学更是接受了彻底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有着热烈家国情怀的爱国者。出家后，时局风云变幻，他虽然一心修佛，却从未对国家失去热情，对身处水深火热的中华大地抱有极大的热忱和希望。

可以说，无论留须在俗，还是削发出家，李叔同都很爱国。抗日战争期间，弘一法师写了不少具有爱国思想的对偈送人，其中著名的一句是“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战火纷飞的年代，弘一法师弘法的脚步从未停歇，同时唤醒民众积极抗日。

弘一法师出家，非为遁世，实为救世。他没有只管自己念佛，不问苍生疾苦。抗日战争爆发后，厦门成为海防危城。弘一法师手书“念佛不忘救国”百幅分赠各方，又书“最后之胜利”助勉僧俗弟子共纾国难。他在《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中专门阐释念佛与救国的关系：

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当日军渐逼厦门之时，弘一法师向惶恐中的僧众宣告：

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叶青眼《千江印月集》）

他还致信李芳远：

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37年8月，弘一在青岛湛山寺弘法，自题寮房为“殉教”室。记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为爱国护佛而不惜舍身成仁的决心跃然纸上。

同年5月，厦门拟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筹委会恳请弘一大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大师欣然答应，慷慨命笔，将体育比赛与振奋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号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这是李叔同一生所作最后一首乐歌，慷慨激昂，依稀让人想起他当年创作的《祖国歌》。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李叔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业”。弘一法师皈依佛门之后，依然广结善缘，开导众生，以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为己任。或者，这种“宗教救国”的理想，与大师早年“教育救国”的理想是一脉相承吧！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文化名人都颇为钦慕大师，与之结缘。

据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回忆，徐悲鸿先生曾多次访问弘一法师这位艺坛前辈。有一次，徐悲鸿发现山上一棵已枯死多年的树木发出了新芽，颇为吃惊，于是问道：“此树发芽，是因为您——一位高僧来到山中，感动这枯树起死回生吗？”大师答道：“不是的。是我每天为它浇水，它才活过来。”徐悲鸿曾为大师作油画像，“以全力诣其极”，深刻地表现了弘一大师的庄严与慈爱。

柳亚子先生与弘一早年同办过《太平洋报》，弘一出家后，就与柳亚子失去了联系。1939年抗日军兴之际，弘一在福建泉州正度60寿诞，忽然收到柳亚子一首祝寿诗，诗曰：“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岂异。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当时在场祝寿的人见到这首诗，都感到十分惊讶，可是弘一读了微微一笑，提笔回诗偈一首，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柳亚子读后，不由叹道：“呜呼，洵可谓善知识矣！”并作《怀弘一上人》文。也许在弘一法师眼里，佛法与爱国在某个契合点上真的达到了圆融统一、无分无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