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受戒之后，先应范古农居士之邀前往嘉兴精严寺阅藏精研数月。随后，又到西湖玉泉寺钻研律部。旋即发现杭州故友太多，多有探望烦扰，于1920年夏天，又特意跑到清净一些的新城贝山闭关。弘一法师在贝山埋头苦研《弘教律藏》三帙，又从日本请到了南山《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钞》以及“灵芝三记”等细细览读。1921年正月才出山回杭州，接着继续寻来《四分律》及道宣、元照著述，“并览此土诸师之作，以戒相繁杂，记诵非易”，遂产生编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的念头，“思撮其要，列表志之”，使繁杂的戒律明晰，便于初学。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专心钻研某一方面的大成就者，都会对前人留下的著作有所怀疑，善于指出其中的谬误和不确之处，自己在前人基础上，再作编纂，推动其发展。李叔同发愿编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也如前人所为。为了专心致志开展编纂工作，他移居温州，远离烦扰，于当年夏天完成初稿，1924年定稿并交由上海佛学书局出版。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是以《四分律?初分》为蓝本，采用灵芝、见月大师的注解，并加按语，对比丘戒250条戒中的每一戒条，按其犯缘、罪相、并制、境想、开缘情况，摘录戒相，条理其文。开创性地以列表展示出来，让人一目了然，方便识记。全书通篇一丝不苟用小楷写就，充分发挥了他的书法才能，给人一种庄重静穆的感觉。

弘一法师对《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十分看重，视此书为他出家以后最重要的著作。在他圆寂前留给刘质平的遗嘱中，特意托付刘质平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2000册，流通以为纪念。此前，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亦屡有提及：“拙述《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今已石印流布。是书都百余大页，费五年之力编辑，并自为书写细楷。”（致蔡丏因居士）

《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被誉为灵芝大师之后律学第一著作。该书出版之后，弘一法师托夏丏尊将35部交给在上海经营书店的内山完造先生，由其代为寄赠日本的大学和寺庙。

律宗向以戒律森严著名，一举一动，都有规矩，严肃认真至极，被称为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弘一法师为弘扬律宗，曾立下四誓：

一，放下万缘，一心系佛，宁堕地狱，不作寺院住持；

二，戒除一切虚文缛节，在简易而普遍的方式下，令法音宣流，不开大法，不作法师；三，拒绝一切名利的供养与沽求，度行云流水生涯，粗茶淡饭，一衣一袖，鞠躬尽瘁，誓成佛道；四，为僧界现状，誓志创立风范，令人恭敬三宝，老实念佛，精严戒律，以戒为师。

1931年4月2日，弘一法师在上虞法界寺发愿弘律：愿我及众生，无始来所受众罪，尽得消灭。若一切众生所有定业，当受报者，我皆代受。遍微尘国，历诸恶道，经微尘劫，备尝众苦，欢喜忍受，终无厌悔，令彼众生先成佛道。

受杨仁山的启发，弘一法师也萌生了创办律学院的想法。1907年，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设祇洹精舍，自编课本，进行讲经。诗僧苏曼殊也在此教授梵语、英语，弟子及追随者众多。杨仁山一生造就的佛学人才甚多，僧界学生有太虚，在家居士有谭嗣同等弟子。杨仁山深受当时思想界人士的崇敬，一大批进步思想家登门求教，有的尊他为师。其中著名的有梁启超、章太炎等。

1931年秋天，弘一法师经多方考察、仔细斟酌，相中了距离白湖十五里路的五磊寺，想在那里创办一所南山律学院。资财自然要靠他的影响力去化缘，很快上海朱子桥将军愿提供1000元。没想到五磊寺住持桂芳和尚见钱来得容易，也不跟弘一大师打招呼，私下里扩大化缘范围，且“树不起坚决的教育信念，使弘师订立章程殊多棘手”（亦幻《弘一法师在白湖》）。弘一法师请到过暹罗（泰国古称）的安心头陀当院长，安心头陀坚决要仿效暹罗僧托钵行乞，弘一法师感觉过于注重形式，失了对佛学本真的追求，双方就此分道扬镳。南山律学院就此夭折，只留下一块弘一法师手书的“南山律学院筹备处”的招牌。这块牌子印记了弘一法师复兴律宗的初心。数年后，因缘成熟，这个心愿终于达成。

弘一大师的佛学著述，多在闽南完成，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序、跋、题记。其序十余篇，主要介绍编书的缘由，如1935年1月作于厦门南普陀的《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叙述了昔年（即1929年）游福州鼓山，于藏经阁发现清代为霖道霈禅师要著《华严疏论纂要》，叹为稀有，倡缘印布的经过。有的序不仅介绍了编书经过和内容，还对一些内容相关的书进行评价，如1935年2月作于厦门万寿岩的《佛说阿弥陀经义疏撷录序》，对《弥陀经》的各种释解之书做了恰当的评价。弘一大师还为不少从日本请回的经书作序，使其能更广泛地流布。其跋约三十篇，主要记载了编书过程。其题记十余篇，大多为作于永春蓬山的《四分律行事钞》所题。

（二）法事行述。这是了解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法行踪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主要的如1934年3月作于厦门南普陀的《闽南行脚散记》、1935年5月至12月作于惠安至草庵的《惠安弘法日记》、1936年夏作于厦门鼓浪屿日光别院的《壬丙闽南弘法略志》、1938年作于厦门鼓浪屿的《泉州弘法记》等。

（三）记、传、年谱。其记，指弘一大师在闽南所撰各类散记。愈至晚年大师心境愈趋平淡、宁静，散记有时缓缓道来，令人感受到一种“一尘不染”的心境，代表作如《福州怡山长庆寺修放生园池记》《瑞竹岩记》《重兴草庵记》《祗园记》等。其传，主要指弘一大师为僧人所撰的传记，皆作于闽南，且传主多为闽籍僧人或外地来闽弘法的僧人。大师与传主皆有来往，感情笃深，故虽文字不长，却能在全面介绍出传主经历的同时，突出传主的主要特点，丝丝入扣，深切感人，代表作如《了识律师传》《瑞山禅师传》《心灿禅师传》《法空禅师传》《本妙法师传》等。其年谱，主要指弘一大师在闽南所撰的四位高僧年谱，即《南山道宣律祖弘传律教年谱》《灵芝律师年谱》《宝华山见月律师年谱摭要》《蕅益大师年谱》。前三位谱主皆为律学大师，最后一位谱主为净土宗第九祖，著有律释14种。弘一大师对谱主的生平进行精心考订，文字简明扼要，至今仍为学术界研究这四位谱主的珍贵资料。

（四）佛学著作的校录、论述、编撰。这是弘一大师晚年居住闽南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项工作，也是弘一大师所有著述中最重要的部分。弘一大师在闽南点校的大量佛学著作如：1933年8月于泉州点校《南山钞记》，1936年8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1936年4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东瀛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大师的点校工作极为辛苦，有时倾数月甚至数年光阴，常常是每日连续工作六七个小时，正如大师1935年7月11日于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信中言：“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弘一大师大多数佛学论述也作于闽南，如1934年2月作于厦门南普陀的《发心学律须知》，1940年冬作于南安灵应寺的《普劝出家人应常受八戒文》，1941年夏作于晋江福林寺的《持非时食戒者应注意日中之时》等。弘一大师对佛学的最大贡献，是振兴了湮没700余年的“南山律宗”，因之被后人推崇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弘一大师对律学的弘扬，除了讲演和创设南山律学院（1933年改称南山律学苑）外，主要是编撰校注了一大批律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为最重要的两部。前者非作于闽南（1922年闭关作于温州庆福寺），且主要供出家人所读，故笔者不予评介。后者于1940年闭关永春蓬山编撰，分四篇，即宗体篇、持犯篇、忏悔篇、别行篇，其最大的特点是化繁为简，题旨集中，既便于查阅，也便于深入研究，穷其幽奥。所以《备览》较为普及，成为许多在家居士的行为依据。大师编撰《备览》时，殚精竭虑，三易其稿。1940年他在永春普济寺写给圆晋居士的信中说出了编撰过程：“《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第一册《宗体篇》，至今晨已将第二次正稿写竟。尚须整理增删，然后再写第三次正稿。”

《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是弘一法师继《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之后最为重要的佛学著作。大师编纂此书的初衷，类似于当年编纂《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与前者不同的是，这是专为在家居士编纂的南山律宗普及读物。

弘一法师曾向李圆净讲述其编纂此书的思想：“朽人近来对于自己之著作，不愿轻易出版者：一、因以凡夫情见僭为编述者，恐未能契理契机。必须先生西方，回入娑婆，乃可负荷弘法之重任。二、因律学专门之撰述，出版之后，无人能读，难于流通。昔蔚如居士刻《南山律书》近百余卷，除赠送之外，罕闻有人出资请购者。即赠送与人，读者亦希，仅藏置高阁耳。且如朽人近编之《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因普被在家人故，将来出版之后，慕名而请购者，或尚有一二百人。若真能披读而研习了解其义者，或亦仅有仁者及古农、幼希数居士耳。”由此可见大师方便设教之良苦用心。

闽南位于东南一隅，并非文化中心，也不是省会，弘一大师居闽南时所以著述累累，主要有四个原因：一、居闽南之前曾多次闭关修道，已具备很高的佛学素养。二、充分利用闽南名寺中的藏经。厦门的南普陀、泉州的开元寺等闽南名刹，因远离战乱，藏经保存相对完整。三、写信让有缘居士及法师代请有关书籍。在弘一大师的书信中，请人代请各类书籍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四、直接向日本国购请。这是弘一大师最主要的外请书籍。据统计，他一共从日本请来古版佛经万余卷，由此在校注、编撰各类佛教书籍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泉州开元寺藏经阁至今仍藏有弘一大师1936年从日本请回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195卷，大师题签上款注有“福州东禅等觉院版残本一册”，下款注有“逊国后二十年丙子二月自扶桑请归供养。一音弘印”。弘一大师精通日语，在购请、利用日本书籍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一般高僧所难以企及的。南宋到清末，唐道宣和宋灵芝等唐宋诸家律学撰述，因南宋禅宗独盛而多散失，唯存《南山随机羯磨》一卷。弘一大师推崇备至的明末高僧智旭大师，因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决意弘律，但由于不见古代疏记，只能写出《毗尼事义集要》。这些唐宋诸家律学撰述自日本回到中国后，得由弘一大师加以阐发。

弘一晚岁十年，积极弘法，他先后在厦门、漳州、安海、泉州、惠安、永春等地城乡开展讲经活动，就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学说及药师经、弥陀经、地藏本愿经、心经等经义作了详细的阐明。并且关心佛教教育，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倡办南山佛学院。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在泉州请得日本大小乘经律万余卷，亲自整理编成《佛学丛刊》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闽南一带的僧徒因之增进佛学知识。

他的佛学思想体系，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他潜心圈点校注唐代道宣律祖所撰“南山三大部”（《行事钞》《戒本疏》《羯磨疏》）及宋代灵芝元照律师解释三大部的“三记”（《资持记》《行宗记》《济缘记》），为后世治南山律者留下正确的范本。弘一圆寂后遗骨分两处建舍利塔，一在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在当年落发处——杭州虎跑定慧寺。另建生西纪念塔于温陵养老院过化亭。他的力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出版。《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律学讲录三十三种合订本》《南山律苑文集》《晚晴集》《晚晴老人讲演录》《弘一大师大全集》等后来陆续出版。

弘一大师在僧二十多年，通过精诚庄严的自律苦修，大力弘扬南山律宗，以一人之力使传统断绝数百年的律宗得以复兴。弘一法师不仅以毕生精力研究戒法，为律幢重树奔走呼号，而且将这一份似海悲心浸润于日常之中，律意沉潜，身体力行。法师表里澄澈、严于律己的持戒精神，昭示了一种千古独步的人格境界。这种人格魅力在佛教文化圈中所产生的影响，实在要远远超过他的那些著作。弘一法师的弘律开创了中国律宗的新局面，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僧众尊奉他为第十一代南山律宗之祖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