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李叔同长兄李文葆婚后早逝，次兄文熙孱弱多病，李世珍虽然家大业大，却时刻无法安心，常常有一种后继无人的危机感。自此我们也能理解他为什么60多岁纳王氏为妾，从他的为人处世和个人生活情趣看，并非贪色，而是为李家传宗接代。1880年李叔同出生，李世珍晚年得子，珍爱之情无以言表。但好景不长，到李叔同4岁那年，父亲李世珍突然腹泻不止，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延请高僧诵读《金刚经》。李叔同尚处于懵懂孩提，不知人间悲喜，偷偷揭开帘子窥视。最后，李世珍还是驾鹤西游，享年72岁。

灵柩留家七日，因为李世珍在世时一心拜佛，办后事时自然请高僧大德每日前来诵经不绝。年幼的李叔同看着这样宏大的场面觉得十分好玩，还带着一帮孩子模仿，俨然“孩子王”。不仅如此，他此后还时常带着侄儿李圣章等一帮小孩，仿效放焰口（焰口是佛教用语。饿鬼渴望饮食，口吐火焰叫焰口。和尚做法事向饿鬼施食叫放焰口）游戏，他还亲自扮演大和尚，惟妙惟肖，谁也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他真的披上了命运早就为他准备的袈裟，这是一种天注定啊。

而此时的李叔同才刚刚4岁，估计还对没了父亲十分懵懂，故而并没有特别的感受。他的童年依然是快乐的，从他后来模仿日本词作家犬童球溪《故乡的废宅》所作的《忆儿时》，可见他对童年生活的留恋：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游子伤漂泊。

回忆儿时，家居嬉戏，光景宛如昨。

茅屋三椽，老梅一树，树底迷藏捉。

高枝啼鸟，小川游鱼，曾把闲情托。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儿时欢乐，斯乐不可作。

父亲去世后，李叔同也到了上学读书的年龄。于是，很快他就在家中原来的会客之所“存朴堂”，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

李叔同一生做人行事颇具修养，与早年“桐达李家”的生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李世珍去世时，李叔同仅有4岁，并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更多的言传身教，兄长李文熙更多地充当了父亲的角色。

李文熙字桐冈，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比李叔同年长12岁，李世珍去世时他已经成为“桐达李家”的掌门人，承担着家族的责任。

看其生卒年代，以及所受教育的时代背景，我们自然不难想象，李文熙的治家风格颇得李世珍的精髓。李世珍是一个在生活中很讲规矩的人，这一点在李文熙身上有明显的继承。而此时，这种家族遗风同样传到李叔同的身上，跟随兄长读启蒙书《三字经》《百家姓》时，他也受到严格的管束。

在封建社会，读书入仕不仅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手段，也是获得家族荣耀的途径。“桐达李家”作为成功的士大夫之家，也是书香门第，自然十分重视教育。在开明商人看来，读书入仕既能带来光宗耀祖的无上荣耀，也可与商业经营相辅相成，是贵族身份的重要标志。

“桐达李家”的子弟应该有功名在身，这决定了李叔同早年的读书之路。

总之，李叔同5岁即随母诵习名诗格言，6岁学习家规，7岁从兄文熙正式开蒙，依次学习《三字经》《百家姓》《百孝图》《返性篇》《玉历钞传》《格言联璧》等。文熙对叔同教督甚严，教其待人接物不得越礼。李叔同8岁从常云庄读《文选》等，“日诵五车，过目不忘”；9岁读《四书》《诗经》《孝经》及唐诗；12岁攻《史记》《汉书》，临《张迁碑》《龙门二十品》等。

我们试图从李叔同前期的生活履历中找寻深深的佛缘。除了李世珍在世时家庭的熏染，据传，李叔同七八岁时，有个曾到普陀山出家的人，名叫王孝廉，回到了天津，长年在无量庵驻锡、打坐。李叔同的大侄媳妇早年丧夫，生活并不如意，常常有悲观厌世的情绪，后来常常跟随王孝廉诵读《大悲咒》《往生咒》等。李叔同时常听到诵经声，心生欢喜，加上心聪神慧，不几次就能背诵下来。此外，李叔同的乳母刘氏，能背诵《名贤集》，也深深影响了李叔同早期的世界观。出家后，李叔同曾自述“七八岁时，即有无常苦空之感，乳母每诫之，以为非童年所宜。及慈亲早丧，益感无常，悟无我理”（蔡冠洛《戒珠苑一夕谈》）。12岁时，李叔同就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瓦上霜”这样似历经沧桑的诗句。虽无法求证其真，却可从一个侧面窥见其遁入空门的行为，想来也并非因一时之念吧。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李叔同考入天津的辅仁书院。创设于道光年间的这所书院，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作文训练，专业名词叫制艺，其实就是学做八股文。

也就是说，李叔同起初也是接受传统科举教育，他在辅仁书院期间的文章和书法都很出色。他还曾精心手抄了关于如何读书应试的要则，即山西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的一份《临别赠言》。李叔同反复研读，可见此时李叔同对科举功名十分上心。

不过，在墨守成规接受传统教育的同时，李叔同仍然在课余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9岁起，他就开始师从书法家唐静岩先生学习篆刻，并于17岁拜津门名士、诗人、书法家赵幼梅学词。这一时期，无忧无虑的李叔同畅游在诗书画印的海洋，乐此不疲。

不过，此时的中国风云际会，时局环境正在剧烈变化。天津作为国内屈指可数的海运港口之一，自然成为西洋物资在北方的重要集散地。加上李鸿章以天津为中心举办洋务事业，更使得西方文明强烈地冲击着这座城市。

西方坚船利炮开路，接下来就是文明软实力的全方位展现。在李叔同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了这一点。

早在光绪十三年，亦即1887年，清朝总理衙门与礼部议定科举增设算学科，尝试将西学纳入科举考试，只是国人一时难以接受，无人参与，因而搁浅。

甲午战争之后，科举改革成为一大热点问题。社会讨论热烈，迫切期待变革。1896年，有消息说，包括李叔同所在的辅仁书院在内的学校，都要减少奖学金，用于充实洋务书院。面对眼前这种真实的社会浪潮的冲击，李叔同曾经发出“文章虽好，亦不足以制胜”的感慨，从中也能看出李叔同对西方文明并不抵触，甚至有些期望。

1897年和1898年，李叔同两次应天津县学试。他还写了两篇时事评论文章，一是讲外交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另一篇则是侧重于资源开发利用的《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这些内容，表明甲午之后的李叔同已经有目的地读了一些新学书籍，可见他此时已经中外皆习，睁眼看世界了。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清朝，时局纷乱，思想动**，冲击着帝国的根基。于是，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科技改革自然一马当先。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乡试、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三场试四书五经。西学被纳入考试范畴，成为新章科举最重要的变化。李叔同接连几年屡试不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天，李叔同参加了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乡试，结果依然不理想，李叔同依然没有脱颖而出。

从此以后，李叔同放弃了对科考的追逐。也许追逐科考并非出自他的本心，从他学贯中西、接受西洋知识和艺术形式来看，参加科考仅仅是为了实现家族的梦想而已。现在，李叔同连这一家族责任也放下了，开始了自由洒脱的对更高精神境界，以及更高个人价值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