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二月，李自成攻克太原，不日就将兵临北京城下。
大明王朝危在旦夕，大臣李明睿力劝崇祯帝南迁。他认为，向南进行战略转移，之后再北上反攻，可以暂时避其锋芒，且明朝在南京也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基础比当年宋高宗立国时强多了。
崇祯其实也有这个想法。然而，朝中大臣大都立场坚定，反对迁都。他们主张撤退可耻，坚守光荣，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留下来才是政治正确。满朝大臣吵了一个多月，李自成大军早已攻下居庸关和昌平，距北京近在咫尺。这时，崇祯就算想跑，也无路可退。
北京城破，崇祯在自缢前说了句“皆诸臣误朕”，埋怨众臣无能。此话虽然多少有些推脱责任之嫌，但那些力主坚守的官员们确实已将口号抛之脑后，很多大臣在李闯进京、清廷入关后，就排队去请求新领导安排工作了。
在明末危机下关于迁都的争论中，慷慨陈词的大臣们似乎都没意识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北京的首都之位其实并不稳固。历朝定都北京，经常伴随着动乱。帝都的地位，亦非天之所赐，而是付出血与火的代价，并在八百多年的岁月中几经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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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初年，首都本来设在上京会宁府（在今黑龙江哈尔滨）。女真的保守派仍因循守旧，眷恋牧猎生活，守着东北那旮旯舍不得离开。那时，原为辽南京的燕京（今北京），成为金军南进的前哨站，动**不安，经济凋敝。金灭辽、破宋之后，女真人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为报复契丹人，在这里大肆屠杀，持续时间长达月余，导致燕云地区一时大乱。
后来，决定迁都燕京的是金朝第四位统治者海陵王完颜亮。
完颜亮一直都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野心勃勃，发动政变谋杀金熙宗夺位，又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相传因为读了柳永的词而对江南莫名向往，急于南下攻宋。
完颜亮即位后杀掉了一批宗室大臣，并将上京的宫殿、宅第拆毁，夷为耕地，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到燕京，定名中都，取居天下之中号令四方之意。除此之外，完颜亮还将祖上陵墓迁葬。辽时，尽管政治、经济中心不断南移，契丹贵族死后仍按传统归葬北方，完颜亮却把老祖宗的坟都迁过来了。
完颜亮迁都，一是为巩固统治，摆脱旧势力的纠缠，二是看重此地利于军事防御的山川形胜。燕京北枕万里长城，南连京杭大运河，可“据长城而抚四夷”，抵御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也可凭借大运河这一生命线保证经济补给。当初，后晋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导致中原王朝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深受北方威胁，整日担惊受怕，燕京的战略地位可见一斑。诚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言：“冀都，天地间好个大风水。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故古今建都之地，皆莫过于冀都。”朱老夫子看风水的水平也是一流。
完颜亮的迁都政策无疑加强了女真族和汉族的融合，但其**暴虐的行为早已引起女真宗室的不满，最终在征宋路上被手下所杀。
从完颜亮手中夺取皇位的是金世宗完颜雍。他在政变中即位，有人劝其遵守祖训，搬回上京会宁府，但更多的有识之士建议他迅速赶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
金世宗当机立断，急赴中都，果然迅速地坐稳皇位。之后，完颜亮帝号被废除，他在旧史书中的名声一直不太好。人们或许早已忘记，北京建都，正是这个暴君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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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初，蒙古骑兵南下，燕京再度成为军事重镇。元世祖忽必烈之所以定都燕京，与一场夺位之争息息相关。1259年，率军南下攻宋的蒙哥汗在合川钓鱼山下暴毙。当时，忽必烈正与贾似道率领的宋军鏖战于鄂州，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已经开始谋夺汗位。
阿里不哥以蒙古帝国的首都和林（在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为根据地调兵遣将，占得先机。那时的和林是帝国的都城，也是世界的中心，从莱茵河畔到黄河两岸，大半个欧亚大陆接受这座城市的诏令，屈服于蒙古大汗的铁蹄之下。
忽必烈从宋蒙战场北归时，阿里不哥已在北方号令各军，以大汗自居。忽必烈的谋臣郝经紧急上书，建议忽必烈班师前往燕京，然后再北上草原与阿里不哥交战。这位郝经也是个牛人，后来出使宋朝，被贾似道软禁，一关就是十六年，元朝也不知他是死是活。直到去世前一年才获救，演绎了一出元代的“苏武牧羊”传奇。
忽必烈早已知道燕京一带的重要性，据《元史》记载，蒙古贵族巴图鲁曾向忽必烈进谏：“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于是，忽必烈接受郝经的建议，北上燕京，进行建国定都的准备，随后与阿里不哥决战。阿里不哥远在漠北，反而鞭长莫及，难以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在四年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兵败被囚。
忽必烈成功夺取汗位。这次内战后，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和林迅速衰落，沦为一个地区性中心，消逝在历史的漫漫黄沙之中。
此时，草原上的都城显然已不合时宜。另一个汉人谋臣刘秉忠，成为元帝国改革的总设计师，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提出完全按汉制建国号、颁章服、举朝仪、定官制，并定都燕京。刘秉忠有一句名言：“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当年初入中原，蒙古军不懂农业生产，只知劫掠，有些蒙古贵族甚至主张杀尽汉人张、王、李、赵、刘五大姓，改农田为草原，进行放牧。
在这种反科学的思想指导下，燕京地区的农业经济大受破坏，直到契丹人耶律楚材向蒙古贵族进言，改劫掠为课税是更有效的致富之法，这一形势才得以缓解。当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制度时，以骑兵征服四方，可以在草原上建都，便于统治与调兵，可当进入中原，接受汉制，将都城南迁便迫在眉睫。因此，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规划，命他在燕京东郊营建新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并于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今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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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金、元，北京的首都之位仍非不可动摇，明太祖朱元璋就曾在定都一事上纠结。明朝初年，虽定都应天（今南京），但朱元璋仍不时有北迁的想法，曾考虑的地点包括长安、洛阳和北平（元大都）。
长安，有“崤函、终南之阻，渭、灞、浐之雄，百二山河之胜”。但是，这里若无南方的粮食运输，饭都吃不饱，皇帝也要喝西北风。更何况，明朝时中国早已生齿日繁，粮食需求量更庞大。
再看洛阳，“东压江淮，西挟关陇，北依邙山，南望阙，曾为九朝之都”，这份“简历”也很漂亮，让人眼前一亮。太子朱标就十分中意，到此地巡视之后，有意迁都于此。可惜朱标早逝，洛阳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没能在明代再次成为首都。
至于北平，“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蒙古人离开后，北方尚未安定。此时朱元璋直截了当地问廷臣们：“建都北平，可以控制胡虏，和南京相比如何？”
翰林院修撰鲍频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观点：“蒙古人兴盛于漠北，立都于燕，到现在已经百年，王气已尽。咱南京是兴王之地，这儿挺好的，没必要再迁都了。”迁都一事因大臣劝阻，就这样暂时搁置，直到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于1403年从侄子建文帝手中夺位后，才再度提上日程。
朱棣在北方度过了二十多年的藩王生涯，深知边境之祸是明朝的心腹大患，北平的军事战略地位何等重要。朱棣没有朱元璋的顾虑，毅然重回自己的“龙兴之地”，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从此，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文化中心，直至明末，崇祯吊死煤山，也没有南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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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北京依旧为帝都。和之前几朝建都一样，清初的北京城也笼罩在政治动**的阴影之下。这里见证了清初残酷的民族压迫。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廷颁布圈地令，京畿地区的农民被迫离开家园，满人贵族横行乡里。20年里，京郊各县85%的耕地被圈占，近郊的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土地尽数被占，僻远的怀柔县（今北京市怀柔区），民间土地也“所余无几”。在圈地的同时，清廷“恩准”无衣无食的汉人投充旗下为奴，很多京畿农民不但失去田宅，自己也被迫沦为旗下奴。
为了摆脱庄主压迫，大量沦为旗奴的农民逃亡，顺治三年（1646年），“数月之间，逃人已数万”。除了京郊圈地，北京内城还进行“迁汉”。清军入京后，首先圈占了北京城东、西、中三区的民居。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清廷严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在“迁汉”的过程中，清廷实行优惠政策，每间房屋补贴银四两，充当搬迁费用。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经过清初对北京城的重新规划，清代北京内、外城实行满汉分居、分治，内城成为拱卫紫禁城的八旗军营。
之后两百年里，北京城犹如一个历经沧桑的老者，眼见大清顶着康雍乾盛世的光环，逐渐走向王朝末路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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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在清帝退位后完全控制了北京。袁世凯死后，直、皖、奉三系明争暗斗，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从1912年至1928年，北京政府更换了九次元首，约50届内阁，其中最短的一届，只有半天。
直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率领的北伐军进驻北京，才结束奉系的统治。关于建都问题的争议再度成为焦点。
以阎锡山、冯玉祥集团为首的北方势力对定都南京提出异议，和当年袁世凯不愿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原因类似。北京正是在阎、冯势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定都北京，无疑对他们更有利。
早在前一年，冯玉祥就对蒋介石提出：“我们将来还是把国都迁到北京去吧！”
为了反驳阎、冯等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南京市党部发表演说，阐述建都南京的理由：首先让已故的孙中山“打头阵”，声称这是孙中山生前的一贯主张；随后又说，北京古城固然整齐，但那些红墙黄瓦的旧时代建筑不能成为新时代首都的象征；此外，南京靠近上海，地理位置上也处于中国中央。
总之，“首都建在南京已无问题”。吴稚晖此话一出，让南北方文人一时吵得不可开交。
地理学家白眉初在《国闻周报》上发表文章，为北京建都宣传造势。他说：北京建都已有八百多年，在此建都者，代代强盛；南京地势低洼，民风文弱，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萎靡之气太重，历代王朝前后在此建都有十个左右，“非偏安即年促”。
言外之意是，建都南京，迟早完蛋。
南方人看完这篇文章就不高兴了，有“龚大炮”之称的《申报》编辑龚德柏，撰文指出白眉初“对于近代国都之意义毫无了解，竟以18世纪以前之理论来论现代之国都”。这场争论历时数月，最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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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为北平，北京失去首都之位。然而“金陵王气”并没有让北京黯然失色，相反，在之后的20年里，几度发生迁都之争。
尤其是抗战后期，关于战后建都的大辩论，政界、学界人士主张的建都城市就包括南京、北平、成都、重庆、西安、长沙、武汉和洛阳等，尤其以支持北平、南京和西安者为多数。
中国自古有“以天子守边防”之说，那么，中国未来的边防在何处，最大的敌人来自何方。一些学者由此展开思考。历史学家傅斯年提出，战后建都“若照东汉安乐主义的办法，便在南京住下好了；若有西汉开国的魄力，把都城放在边塞上，还是到北平去”。
《大公报》社评认为，“战后军事外交的中心是在北方大陆上，所以我们的首都应该建在北方”，“万万不可疏忽北方的大势”，因此应该建都北平。这些争论在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宣告结束。
北平又等了三年。
1949年，北平迎来曙光。通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北平更名为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正应了《英雄本色》里小马哥那段台词：“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大家，我曾经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那时的北京城，历经多年战火洗礼，正以全新的面貌走向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