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开元年间，宰相韩休是朝廷出了名的愤青，平时最爱“怼人”，尤其敢于犯颜直谏。

有一次，万年县尉犯了法。万年县由京城直辖，地处天子脚下，唐玄宗下诏将其流放到岭南。韩休跳出来说，一个小小县尉，所犯也不是大罪，况且朝中还有大奸大恶之徒，之前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依仗恩宠，多次贪赃枉法。臣请先处分将军，再处治县尉。陛下若不惩处程伯献，臣便不奉诏。唐玄宗本来不乐意，见韩休坚定不移，只好同意。

唐玄宗对这位谏臣一向敬重，每次稍有过失，就左顾右盼说：“韩休知否？”每次话音刚落，韩休的谏疏就送到眼前。可能是韩休老是刺到他的痛处，皇帝日渐消瘦。左右侍从就问唐玄宗，自从韩休拜相，大家（唐代宫中近臣对皇帝称呼）时常闷闷不乐，为何不将他罢免呢？

唐玄宗道：“吾虽瘠，天下肥矣。”玄宗意思是说，朕瘦了，百姓就胖了，朕用韩休，是为江山社稷考虑。

当时谁又能想到，安史之乱会将唐玄宗的人生割裂为两半。这位开创盛世、从谏如流的一代英主，后来成为诗人笔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昏君。旧史多认为，安史之乱的祸端在于唐玄宗晚年沉溺声色、倦怠国政，如《资治通鉴》写道：“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开元盛世背后，危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下，唐玄宗变了，帝国也在悄然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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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初年，姚崇、宋璟等名相辅佐唐玄宗，大力推行改革，盛世之景如日方升。史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救时宰相姚崇能谋善变，其继任者宋璟老成持重，二人性格迥异，却同心合力，为开创开元盛世铺平道路。

然而，贤相主政的另一面，是接连不断的党争和日益集中的相权。

姚崇初秉大权，原本不敢擅自用事，每次有官员升迁之事，都要请示玄宗。一日，他一如往常，向唐玄宗汇报哪些官吏要升职加薪，皇帝却置若罔闻，不发一语。姚崇很慌，以为自己得罪了玄宗，满怀疑虑回到府中。

宦官高力士也不知玄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罢朝后问道：“陛下刚刚总理天下大事，宰相上奏言事，应当表明您的立场呀，为何对姚崇的建议不闻不问呢？”

唐玄宗淡定地说：“朕任命姚崇总理朝政，遇到大事应该当面奏闻共同商议，像这种小官小吏升迁之事，也要一一来打扰朕吗？”高力士明白其中用意后，到中书省宣旨时顺便告诉了姚崇。姚崇听闻，恍然大悟，从此放心大胆施政，不再有所顾虑。

唐玄宗为姚崇和宋璟大开方便之门，实质上也是赋予宰相特权。唐初，三省六部权力制衡，将中央政令和政策的制定、审核与执行分散到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而到唐玄宗时期，姚崇和宋璟先后上台，都是实质上的“首相”。其中一个表现，在于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总有一个职位空缺。姚崇任中书令时，门下省长官侍中空缺，宋璟为侍中时，玄宗特意不任命中书令。用一些学者的说法，这是委员制变成领袖制。

一方面，集权使三省行政更为高效，姚崇和宋璟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可以问责的政府，另一方面，集体负责制变成个人负责制，容易造成宰相独裁。如此政府，君明臣贤，则开创盛世，反之，则危机重重。

开元十一年（723年），姚崇的政敌张说返回朝中，重归相位，被任命为中书令。张说是先天政变的功臣，也是姚崇的死对头。他虽然是开元年间名臣，但另一身份是执掌文坛三十年的“当朝师表，一代文宗”，显然不同于姚崇、宋璟等实干派。唐玄宗再次重用文坛领袖张说，有逐渐好大喜功，招揽文人粉饰太平的嫌疑。

张说上台后不久，朝廷设立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请来徐坚、贺知章等文人雅士著书立说，歌颂君王，称赞盛世。随后又由张说主持，在百官、贵戚及外邦使者的见证下，举行了封禅泰山仪式，以颂扬玄宗的功绩。

张说主政的另一个大胆举措，是在玄宗的同意下，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是三省长官会谈协商的办公地点，改为中书门下后，变成了正式的官署，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宰相集权由惯例成为制度。

开元年间宰相集权化的最终产物，是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张九龄为中书令，把持相位十几年的李林甫，以及在杨贵妃得宠后跻身朝堂，身兼四十余职的杨国忠。此二人都与日后的安史之乱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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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作为酿成安史祸患的关键人物，在史书中难免被妖魔化，很多人只说他是口蜜腹剑的奸臣。其实李林甫并非庸碌之辈，他之所以能够上位，恰恰是由于玄宗知人善任。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评价，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

李林甫为相时，曾奉命修订整理法典，《开元新格》与《唐六典》都是在他主持下完成。其中，《唐六典》是唐朝最权威的行政法典之一，深刻影响后世法度。李林甫依法治国卓有成效，在他上台一年后，刑部根据其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58人。一时，各地囚犯锐减，百姓安居乐业，乌鸦在监狱的梁上筑起了巢，朝廷党争渐息，国库日渐充盈，儒家的仁政经由这位“奸相”付诸现实。

安禄山未起事时，对朝中大臣颇为轻视，唯独忌惮李林甫。每次部下从长安回来，安禄山就问：“十郎（李林甫）说了些什么？”如果听到好话，就喜不自禁。若是李林甫说了要安禄山好好检讨自己之类的话，安禄山就会拍着床榻，说：“唉，我死定了！”

李林甫主政，帝国继续安定繁荣，但他独揽大权时排斥异己、阻塞言路，一直为人诟病。

史载，李林甫刚任相时召集谏官训话：“现在明君在上，群臣顺应君主才是正道，用不着多说话。诸位看到宫廷仪仗队中的立仗马了吗？平时可是三品待遇，只要乱叫一声，就一无所有了。悔之何及？”

立仗马是宫中做仪仗的马队，皇帝与群臣上朝时它们站立在宫门外，不能嘶叫，否则就会被淘汰。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李林甫有意打压敢言直谏之人，以立仗马来吓唬谏官，命他们不准讲真话。

一个叫杜琏的谏官不相信警告，照样上书言事，第二天就被贬到下邳当县令。朝堂之上再无反对的声音，众臣大多害怕李林甫，或投靠其门下，或默不作声，不敢轻易得罪他。

李林甫不仅控制中央官僚集团，还打压功名日显的地方官员，其中就包括威震边疆的名将王忠嗣。

王忠嗣年幼时父亲战死，被收养在宫中，深得玄宗喜爱，与后来的太子李亨交往甚密，成年后被派往北部边疆，屡次击败契丹和奚族军队，从而崭露头角。唐玄宗心怀“吞四夷之志”，在开元、天宝年间频繁进行边境战争。仅据《资治通鉴》统计，从开元元年（713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就发生了94次大小战争，王忠嗣正是在唐王朝的“开边”政策下得以建功立业。

天宝五载（746年），年仅40岁的王忠嗣身兼河西及陇右节度使，“配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是唐朝开国以来掌握兵权最大的将领。按惯例，建立功勋的武将往往会入朝为相，这将直接威胁到李林甫的权位。李林甫一直处心积虑，寻找对付王忠嗣的方法。

当时，唐军正与吐蕃争夺青海地区的石堡城。

唐玄宗曾询问王忠嗣攻占石堡城的策略，为人稳重的王忠嗣却上书说：“石堡城地势险固，吐蕃人必倾尽全力守御。现在攻打必定伤亡惨重，不如厉兵秣马，等待良机，再一鼓作气攻占此城。”唐玄宗一听就不高兴了，认为这样太窝囊。

正好另一个将领董延光急欲立功，主动请缨攻打石堡城，玄宗改派他为主将，命王忠嗣派兵支援。结果，唐军果然无功而返，董延光回到长安，心中愤恨，竟然借机跟玄宗说，都是王忠嗣从中阻挠。

唐玄宗大怒，李林甫见机会来了，赶紧送上压死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指使其党羽诬陷王忠嗣，向玄宗告发说，王忠嗣多次声称与太子李亨是互相信赖的少年朋友，准备率军尊奉太子登极。

愤怒的唐玄宗将王忠嗣投入狱中，命令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三司会审，本来要判死罪，幸而王忠嗣的部将哥舒翰求情，竭力诉说其中冤屈，请求以自己的官爵为领导赎罪。玄宗转念一想，说我儿子居于深宫之中，怎会与外人合谋呢？王忠嗣这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汉阳太守，一年后抑郁而终。

李林甫与王忠嗣之争，是开元、天宝年间宰相与边帅斗争的一场大戏，也是后来杨国忠与安禄山矛盾激化的预演，而唐玄宗并未嗅出其中的火药味，依然沉醉在和平的假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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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嗣一死，最苦的是太子。

当时李亨正当壮年，却已头发斑白，平时不敢使唤宫女，甚至连乐器都不敢碰，只因他怕落下纵情声色的罪名，被李林甫一党弹劾。如此压抑的环境，没病都得憋出病来。

李林甫本想用一石二鸟之计，借王忠嗣扳倒李亨。在王忠嗣死后的几年间，李林甫党羽对朝中涉及东宫的人一一进行排查，因受牵连而遭到流放、贬谪的官员就多达数百家。只有高力士等为数不多的太子党一直帮李亨说话，才屡次化解危机。

李林甫如此仇视李亨，只因这位太子并非他所拥戴。

在李亨之前，唐玄宗原本立次子李瑛为太子。李瑛是赵丽妃之子，可当时唐玄宗最宠爱的是武惠妃。武家女子的政治野心不容小觑，武则天的这位侄孙女自从得宠后就觊觎着皇后之位。武惠妃想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寿王李瑁扶上太子之位，于是暗中与李林甫结成政治联盟，为李林甫拜相提供了不少帮助。她还向玄宗哭诉，太子李瑛正在联结党羽，企图加害他们母子。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武惠妃心生毒计，派人召唤太子李瑛和玄宗另外两个儿子鄂王李瑶、光王李琚入宫，并称宫里有盗贼，让他们穿上甲胄，带上兵器。太子李瑛刚一入宫，武惠妃立即向玄宗报告，太子和二王谋反，全副武装进宫，图谋不轨。

自玄武门之变以来，唐朝的宫廷政变都快成日常节目了，唐玄宗受不起惊吓，震怒之下召集群臣商议办法。李林甫说，这是陛下的家务事，不应该由臣下来过问。唐玄宗当机立断，派兵将太子和二王逮捕，废为庶人，并在一天之内将他们赐死，三人妻族亲属受牵连者达数十人之多。时人知三人之冤，将三个皇子称为“三庶人”。

武惠妃和李林甫的如意算盘也没有得逞。李瑛死后不久，武惠妃突然去世，李林甫支持的寿王李瑁失去了依靠的支柱。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第三子李亨在高力士等人的力推下胜出，被立为皇储，也就此卷入宫廷斗争的漩涡之中。

在三个兄弟被父亲所杀的恐惧中当上皇太子，仅仅是李亨一连串苦难的开始，当朝野上下沉迷于盛世的狂欢中，他始终处于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李林甫担忧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不断动摇太子地位，太子党的韦坚、皇甫惟明、李适之、王忠嗣等文臣武将，在李林甫的打击下，或死或贬，全面溃败，皇室孤弱，太子岌岌可危。

唐玄宗并不理解太子的窘境，他以为选几个美女送入太子宫中，就可以弥补自己作为父亲的过失，却不知他们的父子之情早已被政治冲淡。安史之乱后，李亨与唐玄宗分道扬镳，擅自在灵武称帝，不单单是因为形势所迫，更是开元盛世中这场宫廷斗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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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的政治游戏还不仅如此，为了提防更多如王忠嗣一样军功显赫的边将入朝，他向唐玄宗提议“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由寒族胡人常任边疆各大军区长官。李林甫的理由是，文官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唯有胡人骁勇善战，寒族缺乏党援，由他们常任边帅才能让人安心。当然，对李林甫本人最有利的是这些人都不会与他争夺相位。

这一主张，尽管提拔了高仙芝、哥舒翰等威震边关的大将，却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深深的隐患，借此政策上位的就包括野心勃勃的安禄山与史思明。

安禄山凭借唐玄宗的信任，在十几年内逐渐控制河北。他最擅长的是“卖萌”。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第一次以平卢节度使（治营州，今辽宁朝阳）的身份入朝拜见皇帝，就将拍马屁的本领发挥到极致。

安禄山对玄宗说，去年营州闹蝗灾，臣焚香对天祷告，我若心术不正，愿蝗虫吃我的心；若体谅臣一片忠心，就让蝗虫散尽。臣刚祷告完，北方就飞来一群鸟，将蝗虫吃光了。这段话明显是在吹牛，可唐玄宗听了大喜，第二年让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

天宝六载（747年），安禄山再次觐见皇帝，他体型肥硕，大腹便便。玄宗指着他肚子，开玩笑说：“你这胡人肚子这么大，都装了些什么啊？”

安禄山答，别无他物，都是赤胆忠心。

唐玄宗十分高兴，又让他拜见太子。安禄山愣着不动，说太子是什么官？

玄宗说，太子就是储君，朕千秋万岁之后，他就是天下之主。

安禄山再次装傻，跪下来说，臣愚笨，向来只知有陛下一人，不知还有太子。李亨也不知招谁惹谁了，竟被当众戏弄。

玄宗听了，还是大喜，更加中意这个大胖子。

这一举动显然是在表演，安禄山当然不傻，为官多年，岂会不知唐玄宗已立太子，他深知皇帝最怕边将与太子结党，此前王忠嗣的冤案就是证明，才这样装疯卖傻，装作不知道太子，不就是为表忠心嘛。

安禄山更绝的一招是请求当杨贵妃的养子，他可比杨贵妃还要大十几岁。唐玄宗同意后，安禄山每次进宫拜见，都是先拜杨贵妃，再拜唐玄宗。

唐玄宗又看不懂了，说你这是为何啊？安禄山憨态可掬地说：“我们胡人都是先拜母亲，再拜父亲。”

这个假装卖萌的胖子，在对付边境的契丹和奚族时，却是另一副恐怖的嘴脸。

安禄山为立功，常引诱契丹和奚族的首领前来聚会，在宴饮时悄悄用毒酒将他们麻醉，之后命手下割下这些酋长的头颅，送到长安献礼。边境的契丹和奚族百姓有的被活埋，有的被送到长安，有的则作为安禄山的战俘。据史书记载，仅天宝九载（750年），安禄山就向玄宗献上俘虏8000多人，这些无辜的百姓，沦为他满足玄宗骄奢之心的道具。

安禄山经营地盘时，唐朝的制度危机也为其提供了便利。玄宗时期，在繁荣盛世的表面下，由于均田制日益崩溃，与之紧密联系的府兵制也早已无法实施。作为府兵的农民分配不到土地，也难以承担沉重的兵役，不得不走上流亡他乡、逃避兵役的道路。据统计，开元十年（722年）前后，全国的逃亡农民就多达80多万户，占全国户口的十分之一。

随着府兵制废止，取而代之的募兵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唐朝的军费急剧增加，天宝末年，每年的军费开支是开元初期的7倍之多，每年用于边防军费的支出，仅绢布一项，就已达到1100万匹之巨。

其次，募兵制下的职业士兵不同于兵农合一的义务兵，没有对土地和家族的眷恋，容易为边将所用，助长地方军事势力。

再加上节度使掌握地方大权，边境地区战事频繁，“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内外军事力量失衡。安史之乱前夕，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坐拥唐朝边防兵力总数的五分之二。

安禄山、史思明等地方势力不仅拥有一支大军，还集结了一批能人志士，其幕僚中不乏科举落第和仕途失意的士人。开元、天宝年间，统治集团沉醉在大唐盛世的迷梦中，完全没有意识到社会的深刻变化，一些寒门贫士却求路无门，被时代无情抛弃。

36岁的杜甫赴长安应试时，宰相李林甫以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让应考者全部落榜。此后杜甫困居京城十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却无人赏识，不得重用，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年过半百的高适仕途受挫后，辞官前往凉州，反而是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时才飞黄腾达，也代表了当时不少文人投靠边将的境遇。宋代苏轼评价这一情况时曾说，“是时四方豪杰不能以科举自达者皆争为之”。

在这些失意的文人中，就有一个名叫高不危的幽州人，他多次参加科举，最后只求得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官，对朝廷失望至极，说：“高不危宁当举事而死，终不能咬草根以求活耳！”

走投无路之际，高不危改名高尚，被安禄山聘请为掌书记，成为其叛乱期间的主要谋士。

后来，李亨的智囊李泌在分析安史叛军成员时就说，高尚等一批士人是安禄山的羽翼，认为“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却不知这些士人为何甘心辅佐一个不学无术的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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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深重危机，他所见的只是臣民齐心协力建设的繁华盛世：“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

在缔造开元盛世后，逐渐年迈的唐玄宗倦于朝政，想着早点儿退休，红尘做伴，潇潇洒洒。年近花甲的他曾对高力士说：“如今国富民安，天下无事，我想高居宫阙，修身养性，把军国大事全交给李林甫处理，你怎么看？”

高力士赶紧劝阻，玄宗就愁眉不展，说你今天的话与我的想法相差甚远。高力士当即跪下磕头谢罪，说，今日臣得了狂疾，胡言乱语，罪该万死。唐玄宗这才打消念头，也宽恕了高力士。

在感情深厚的兄弟们和备受宠爱的武惠妃相继去世后，唐玄宗更感慨生命短促，老境将至。他怀念与诸王“申友于之志，咏《棠棣》之诗”的天伦之爱，又思念“少而婉顺，长而贤明”的武惠妃。

唐玄宗是一个不亚于后世南唐后主和宋徽宗的文艺皇帝，生性浪漫，才艺过人，到了晚年，这种享乐主义的性格更是暴露无遗。但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说，只有高度理性的哲人，才适合担任理想的统治者，而浪漫的诗人，应该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绝代佳人杨玉环的到来，填补了唐玄宗晚年情感的空缺，而她善歌舞，通音律，也满足了玄宗对艺术的追求，他根本不在乎杨玉环原本是他儿子寿王李瑁的王妃。

杨贵妃得宠后，唐玄宗更是“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杨家姐妹每次出行，所乘坐的牛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后来由于车上装饰太重，牛无法牵引，只好改为骑马。他们又竞相购买名马，以黄金为马嚼，锦绣为障泥（垂于马腹两侧，用于遮挡尘土），平时生活挥霍无度。

仅仅是为了满足杨贵妃喜吃荔枝的爱好，唐玄宗就命剑南道每年通过驿路，马不停蹄地递送荔枝，以确保水果送到长安后保持色味不变。驿路本为国家传递文书和官吏往来之用，却成为后宫享受奢侈生活之用，“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着实讽刺。

天宝八载（749年）二月，唐玄宗带领百官参观长安城中的左藏库。这座大唐王朝的中央国库，储藏着来自全国的钱币和绢帛，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古今罕见。唐玄宗看着多年宵衣旰食取得的丰收成果，洋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他要臣子为帝国的丰功伟绩交口称誉，也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于是按官吏等级，当场赐予众臣不同数量的绢帛。

遗憾的是，金玉其外的盛世泡沫，终究走向幻灭。

六年后，绚丽夺目的霓裳羽衣舞，淹没在渔阳鼙鼓的喧嚣之中，盛唐从巅峰骤然跌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