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朱见深的身体可能不行了。四十一岁的他，也曾经幻想长生不老，试用过好几种偏方，可是从实际情况看，都没有太大效果，被坑了一把。正月，庆成宴结束后，太监报告一个犹如晴天霹雳的消息：万贵妃去世了。朱见深哀叹道：“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八月十三日，大臣们忽然收到一则消息：皇帝身体不适，想调理几天，所以就不能上朝了，有事情需要汇报，可以写在奏折里。此时大臣们也没有往坏的方面想，皇帝号称天子，其实也是人，谁没有个感冒发烧的时候，于是纷纷请皇帝保重龙体。
八月十七日，朱见深又发了一则敕谕，大意是身体已经渐渐恢复，但还是要再请几天假，命令皇太子朱祐樘在文华殿视朝。内阁大学士万安、尹直、刘吉上了道奏章，礼节性的，希望皇帝安心养病，及时吃药，早日痊愈。朱见深看到后，回了句：“朕已服药，疾已渐减”。五天之后，人们明白了，这不过是句谎言，因为朱见深同志就此过早地离开了，不惑之年而已。遗诏要求皇太子继位，敬天法祖、勤政爱民。
既然皇帝已经驾崩了，也要求太子赶紧接班，文武百官就建议朱祐樘登基。没想到他拒绝了，刚刚失去了父皇，心里过于悲痛，此时此刻，怎么能提接班的事情呢？过个几天，原来还是熟悉的“三辞三让”程序，好借此名利双收。，
兴利除弊
回首成化皇帝的一生，有四个地方最让人无语；第一是宠信佛道、方术，将大量钱财用在修建佛堂、供养僧人，对国计民生没有太大的帮助；第二是设立西厂，任用汪直，不经正规程序便四处拿人，滥用私刑，导致人心惶惶；第三是内批授官，打乱了干部选拔的流程，造成部分不公平现象；第四是官员庸碌，不作为，什么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听起来都丢人。朱祐樘登基后，需要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其中汪直已经失宠，西厂也已被废，还剩另外三个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李孜省，之前我们说过了，他会落雷术，还会装神弄鬼，假传上天的指示，朱见深正好又相信这套把戏。当时朱祐樘是太子，拿他没办法，登基后第六天就开始收拾，将其谪往边疆戍边，不久便被逮捕入狱。李孜省平时养尊处优，哪里受得了严刑拷打，直接死在了狱中。太监梁芳，成化年间也是红极一时，得到万贵妃的宠信，把前人积攒的金银财宝都用在寺庙上，朱见深当时就表示：后人会找你算账的。现在不就来了，梁芳被勒令到南京充净军，不久又被收监审查。
纸糊阁老大学士万安，对成化皇帝的种种不良行为听之任之，不去进谏，还把自己喜欢的“**”献给领导，以此邀宠。朱祐樘上台后，一不小心，发现了一箧奏疏；一不小心，稚嫩的小脸就红了，里面写的是关于男女之事的“**”。原来我爸好这口呀！朱祐樘发现了成化皇帝的另一面。再看，有三个字：“臣安进”，于是命令太监怀恩拿着这些材料去内阁找万安，训斥说：“这就是大臣应该做的事？”万安羞愧难当；后来又有其他大臣弹劾万安，朱祐樘又派人找他，当面宣读奏折，看看，都是批评你的！怎么处罚呢？当然是罢官了，要求他赶紧退休。没办法，就像歌里唱的：“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万安很对朱见深的脾气，却无法被朱祐樘接受。
回老家的路上，万安还不时仰望星空，看看代表三公的星辰有什么变化，都七十多岁了，他还幻想着能不能复出，重回政坛呼风唤雨。万安进献这些东西，说明朱见深的确喜欢，否则为什么不像弘治皇帝一样，痛斥万安，把书籍通通退回，反而留在宫里细细阅读呢？另外一位纸糊阁老尹直，也被屡屡弹劾，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朱祐樘批准他退休。硕果仅存的刘吉倒坚挺了一段时间，直到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才离去。
对于那些供养在京城里的番僧、道士，朱祐樘也予以精简，该降级的降级，该回家的回家。官府里的冗员也要裁撤，传奉官被罢免两千多人，并对触犯刑律的官员一一论处。臃肿的官僚机构也需要瘦身，弘治皇帝用降级、罢免、勒令退休等方法，使整个行政队伍减少了许多冗员。面对财政危机，大臣们希望朱祐樘可以节俭，先帝喜欢造寺庙，那都是真金白银换来的，赶紧停了吧；梁芳这些人喜欢买珍宝，进献给皇帝、万贵妃，现在少买一点，杜绝肯定是不可能的；以前逢年过节，赏赐有功人员，朝廷出手往往阔绰，甚至滥赏滥封，得到好处的人是高兴了，国家的财政却越来越糟了，一些不必要的赏赐还是停了吧。
罢免不称职、不作为的官员后，弘治皇帝提拔了不少能人异士，让他们身居高位，辅佐自己振兴大明江山。如果论内阁大臣、六部尚书的质量，弘治朝的确要高于成化朝。重要的名臣有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刘健、谢迁、李东阳、王鏊等。朱祐樘对刘健等几位大臣非常信任，称呼为“先生”。一开始，他们提的建议，皇帝还有些不能接受，后来基本上都能听取。每次召见，天子都要让左右退下。太监偶尔偷听，发现皇帝说得最多的是“善”字。
清洗过官僚队伍，朱祐樘还有其他举措。
首先是继续开经筵。皇帝一个月参加多少次经筵呢？大讲一个月三次，小讲天天都有，必须亲临文华殿听课，如果对这方面感兴趣也就罢了，要是感觉无聊，还要在那坐着，真是痛苦极了。我们不妨换位思考，假如你是某位家族企业的董事长，天天日理万机，工作之余，还必须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听一帮手下高谈阔论，其中还有些喜欢一边讲课一边夹私货推销自己，你会不厌烦吗？恐怕难说。朱祐樘登基后，表示他愿意开经筵，也算是学习了。在大臣们眼里，积极、准时参加在职教育的皇帝才是好皇帝。
朝臣们还经常建议朱祐樘注意节俭。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八月，军队缺饷，朝廷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你说这钱到底都用到哪里去了。大学士刘健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因：“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钜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今陕西、辽东边患方殷，湖广、贵州军旅继动，不知何以应之。望陛下绝无益之费，躬行节俭，为中外倡，而令群臣得毕献其诚，讲求革弊之策，天下幸甚。”钱都去哪儿了，还不是你们这帮姓朱的吸血鬼给挥霍掉了，做高档的服装，从事道教活动，土地兼并，大兴土木等等。对此，朱祐樘的态度是“嘉纳”。
在军事方面，因为国库空虚，弘治君臣主要采取防御的大政方针，不像明太祖、明成祖时期常常越过长城，与蒙古人浴血奋战，因为实力根本不允许。当时承平日久，国家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战争，西北的蒙古部落常常在边关耀武扬威。马文升严格考核将领，罢免三十位贪婪、懦弱的将校。饭碗被砸了，这些人当然痛恨马文升了。有的晚上拿着弓箭在门口埋伏，想等马大人出来，将他射死；有的写了举报信，罗织罪名，想使马文升下台。朱祐樘赶紧派十二个骑兵贴身保护。弘治末年，大同有敌人进犯，皇帝听了太监苗逵的话，准备派军队出塞，好好杀一杀蒙古人的锐气，于是把刘大夏召过来，问他：“当年苗逵在延绥直捣敌人巢穴的事，你听说过吗？”刘大夏回答：“听说过！不就俘虏了几十个妇女、小孩嘛，多亏朝廷人品好，大军才能平安归来，否则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朱祐樘仿佛受到暴击，沉默良久，又问：“当年太宗皇帝怎么能出塞杀敌呢？”刘大夏给皇帝留了点面子，说：“陛下的英明神武不差于太宗，可将士们、战马都差远了，当初淇国公丘福曾率领十万大军出塞，稍稍违背太宗的旨意，结果全军覆灭。没有优秀的将领，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防御。”朱祐樘感慨一句：“多亏有爱卿，否则将酿成大错。”
明朝是农业社会，水利建设对日常生产影响极大。弘治年间，朝廷主要是治理三个地方的水利设施：四川的都江堰、河南伊、洛等渠，江南苏、松河道。这些举措有利于减轻水患，保护沿岸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农业灌溉提供稳定的水源。如果的确遭受了洪水或者其他自然灾害，朱祐樘会下令减免税粮，弘治年间，往往一年减免的税粮就有八九百万石，远远超过之前的成化皇帝，以及后来的正德皇帝。
鲜克有终
唐朝名臣魏徵说得好：“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有一个好的开始的确不难，想要长久地坚持下去，那就比较难了。明孝宗即位初期，曾经把许多番僧、术士赶走，但是没过几年，因为健康原因，他自己又走上了笃信佛道的老路，开始大规模地建坛设醮，靡费国库。像那些华丽的衣服，奢侈品也让人继续制造、采购。传奉官又一个一个地封起来，完全根据个人喜好，不经吏部考核。皇帝是满意了，买单的却是国家财政，或者说是老百姓，朱祐樘刚驾崩，马文升就奏请淘汰传奉官七百六十三人。弘治初期好了一阵子，到中期形势就逆转了，鲜克有终。
有一个太监叫李广，与某位汉朝名将同名同姓，他摸透了明孝宗的心思，为了讨主子欢心，把一些道士、僧人偷偷地引进宫中。朱祐樘十分满意，这个李广挺会办事的嘛，深得朕心，对他信赖有加。
李广有了当朝皇帝撑腰，便肆无忌惮，任意向他人索取贿赂，甚至在京城之内侵占大量民田，由此暴富起来。为了炫耀，他动用大量人员修建府第，甚至还把玉泉山的水引了下来，在自己修建的府第之外绕了一圈。给事中叶绅、御史张缙向孝宗皇帝上疏，弹劾李广，皇帝都不理不睬。
李广发现皇帝庇护自己，做的事情越来越出格，却没想到自己会因为一座亭子而丧命。他劝说孝宗皇帝在万寿山上建一座毓秀亭，便于修炼、祈祷，朱祐樘最初没有这个意思，经李公公反复说明，终于答应了，下令在万寿山上择地建亭。没想到亭子刚刚建完，有一位小公主突然夭折，百姓议论纷纷，是不是亭子修得不好，破坏了风水，导致小公主去世。实际上两者毫无关系，这回真的是冤枉人家了，但当时的人就信这些。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太皇太后周氏居住的清宁宫“走了水”，被大火烧得一干二净。李广再次出来背锅，受到了大家的谴责，说他鼓动皇上修建毓秀亭犯了忌，老天爷降下了惩罚，先是小公主，再是太皇太后。清宁宫被焚毁，周太后只能到其他宫殿居住了，她愤怒地说：“天天说李广，没想到竟说出事端来了，如果不是太监李广鼓动皇上修建毓秀亭，这些灾难也不会发生。”本来就得罪了大臣，现在又得罪了太后，李广越想越怕，精神崩溃，绝望地上吊自杀了。
李广生前引导孝宗皇帝从事斋醮、修炼等道教活动，他驾鹤西去后，明孝宗始终认为李广家里会藏有奇方异书。结果异书没收到，却发现了一个更特殊的本子，许多文官武将的姓名被写在上面，还备注了：黄米多少石，某某文官赠送，白米多少石，某某将军赠送。朱祐樘看了，感觉很迷惑：“李广是大胃王吗？这么多黄米、白米，他怎么吃得完？”皇帝毕竟是皇帝，不懂下面的潜规则，一位太监如实告知：黄米指的是黄金，白米指的是白银，这不是一个送粮食的本子，而是贿赂钱财的名录。明孝宗听完，如梦初醒，骂道：“李广竟敢如此收贿，他要不死，朕也会宰了他。”赶紧把本子交给刑部，对上面的人要仔细调查，为什么要贿赂李广，贿赂的钱财是否为贪污所得？
朱祐樘的决定，吓坏了那些贿赂李广的官员，领导都发火了，自己也的确是送了礼，操守也不那么干净。要是刑部查完案子，怪罪下来，那可如何是好？想来想去，他们只好向张鹤龄求救，他是皇后的兄弟，皇上一向对外戚听之任之。果然，经张大人一活动，这件事情便不了了之了。官官相护，朱祐樘担心打击面太广，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震慑震慑，发完火就结束了。
在历史上，不少人对弘治皇帝的评价相当高，说明朝除了太祖、成祖，最有作为的就是仁宗、宣宗、孝宗。如果和其他朝代的皇帝比，朱祐樘可以比肩汉文帝与宋仁宗。他的政绩，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就像査继佐说的：“帝业几于光昌矣。群贤辐辏，任用得宜，暖阁商量，尤堪口法。斥妖**，辟冗异，停采献，罢传升，革仓差，正抽分。”但这些只存在于即位初期，到中后期，他之前废除的弊政又死灰复燃，这在刘健等重臣的奏章中屡屡可以看到。
像土地兼并、军政败坏等重大的问题，朱祐樘没有解决，也没有能力解决，只能听之任之、小修小补。他曾经命人清查土地，收回勋贵势力侵占的庄田。表面上看很不错，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实际上呢，清查的都是已故太监的土地，或者是权力不大、背景不深的官员的土地，有权有势的他就不敢动，因为涉及的利益面太广了，不愿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利益集团内部的自我清查，怎么可能会有好结果？
在军政方面，那更是百弊丛生，比如虚报人数，名单上有五千个士兵，实际上操练的也就一千人，多出来四千人的军饷去哪儿了，猜都能猜到；军队将领又贪婪又怯懦，克扣部下军饷、指挥部下替自己干私活，口气大得很；一遇到蒙古人，就怂得不敢出战，全指望兄弟部队，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作为，放任敌军烧杀抢掠。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朱祐樘命令刘大夏管理兵部，刘大夏说身体不好，不愿意接手。皇帝纳闷了，你为什么要推辞呢？刘大夏表示现在民穷财尽，兵部是个烫手的山芋，怕管不好要担责任；最后皇命难为，该做还得做。
后来朱祐樘又问：“您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不也是按时征税吗？他们在的时候怎么就没有这样呢？”刘大夏回答：“正谓不尽有常耳。如广西岁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皇室额外的要求太多了，铎木、香药两项耗费的资金就上万，再算上其他的，索取过多，老百姓怎么能不穷？皇帝又问军队，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军饷都被长官克扣了一半以上，拿什么养家糊口？朱祐樘长叹一句：“朕临御久，乃不知天下军民困，何以为人主！”当了十几年皇帝，却完全活在自己的臆想中，不知基层的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