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起兵时呐喊着“免除赋税”口号吸引来了不少支持者，但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之后，并没有急着对全国的赋税体系进行根本上的改革——更有可能就根本不懂怎样能确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举措，他那几位基本也没有实践经验的左膀右臂一点也没帮上忙，大顺政权的决策者们从始至终对国家事务管理方面都是一无所知，这充分暴露了靠蛮力与偶然成功的农民起义，哪怕推翻了上一个政府的统治，也一定会在不久的以后自动终结。但是钱粮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不面对的，为解决燃眉之急，李自成就在北京施行了简单粗暴的“追赃助饷”政策，即通过强迫官吏富户按照规定等级向国家缴纳“助饷”，如果被认定为是“赃官”，则还要追收赃款，上缴不及时或不够数都会遭到严刑拷打，这种政策说白了还是没走出聚义土匪的思维局限，只是将“打家劫舍”的目的换成公权力进行施压，在追赃助饷的举措之下，走投无路破产的官富之家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人拿不出足够的钱就被活活折磨死。这些追收来的“饷银”“赃款”并没有被投入到社会建设经济恢复的事业上去，而是被李自成及其部众瓜分，大都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务，如此鼠目寸光之为，怕不是市井小民才能做出来的，这种狭隘之人实在配不上做天下的君主。李自成推行的这一馊法子让本来对他抱有希望和期待的人们顿时好感尽失，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思念起崇祯来，不管明朝政府如何腐败无能，最起码尚有章法可循，大顺统治下的天下，就像李自成私人的玩具，管理国家仅凭一人所欲，毫无法理规矩，这样一个流氓草寇能到北京当几天“统治者”，就已经是非常偶然的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