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孙承宗辞官，带着不安离开了创业未半的辽东。新上来的辽东经略正是阉党的成员高第大人，高大人根本不会打仗，也不同意把战线拉到锦州这么远的地方，筑守高危的辽东，事实上他也根本不想来辽东，实在是迫于中央安排不得不赴任。孙承宗一走，刚来到东北的高第就毫不掩饰他的胆小，立即以“关外必不可守”为由，把孙承宗苦心安排好的宁远以内的据点能拔的拔掉，囫囵打包带走，像一个逃荒的老狗一样，夹着屁股一溜烟撤回了山海关。

高第的突然撤退自然带动了宁远的骚乱，宁远城的驻军人心惶惶，纷纷猜测朝廷下一步的动向。就在军心涣散、局势危急之际，袁崇焕出现了，他就像一个灯塔般，高高地伫立在不知所措的将士们面前，望着宁远城上下黑压压的脑袋，一字一句掷地有声地向着城内喊出了他那句著名的宣言：

“我为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必不去。乃一人，愿独卧孤城。”

我一定不会离开，哪怕只剩我一个人。袁崇焕这句话仿佛一针强心剂，听到的人们很快就安定下来。不过，他并不是一个人，宁远城毕竟还有一万士兵驻守，在那时，他们就是这个国家最有力的一道血肉长城。这里注定是一个孤独而危险地方，不仅因为高经略带着后备军资跑了，又丝毫没有给他提供援兵的打算，而且更关键的是，努尔哈赤要来了。

他们都知道，那家伙很快就要来了。秋风一过，东北就会迅速入冬，天寒地冻的辽沈大地就像一片沉睡的荒漠，没有任何生机，每到这时努尔哈赤必会蠢蠢欲动，缺衣少粮的女真部落只能集体出动，靠着武器和蛮力来抢大明地盘上的物资。

讲到这里，这一段史实就交代完了，下面我们可以试着分析一下，关于袁崇焕其人的评价。我个人持有的观点是，时值此，袁崇焕还真是一个一心想报国守土的有志青年，他固然有着作为书生文官的意气倔强，但是这倔强不是什么坏事。对袁崇焕持负面看法的观点是这样的——这种想法觉得重修八里铺退回山海关才是留得青山在的长远打算，而筑宁远城纯属袁崇焕和孙承宗急着要功名立业而劳民伤财的自私愚蠢，袁崇焕不过是一介书生，目光短浅，而孙承宗则这只老狐狸知道他修宁远是扯淡之举，他告老还乡不是魏忠贤逼的，是因为努尔哈赤要来了，他赶紧脚底抹油走为上计。并且后来的宁远大战也是袁崇焕为自己掩败为功的工具（这是后话之后再说）。

一开始我还有点信了。后来越看越觉得扯，因为这说法甚至没法自圆其说。我不懂军事，不太清楚当时那个战况下，退山海关好还是驻宁远好，但是我知道山海关是北京最后的防线，而宁远袁崇焕修得关宁防线坚守到了大明灭亡的时候。另换言之，以明朝那种宁折不弯的主流态度，是很难接受退到家门口不抵抗的，这种隐忍做法倒是让我想起清朝在甲午战争后把北洋水师都缩回威海卫的怂样，这对于大明是屈辱的，它选择了扩驻宁远才是正常。至于孙承宗和袁崇焕纯粹为了个人寻求建功立业的捷径，这说法太狭隘了，要知道当时全国也不过二十位总兵，在辽东挂掉的就有四分之三，危险至极，这俩人要就寻思着功名利禄这点胸怀，是不可能到那鬼地方玩儿命的。且不说袁崇焕，单说孙承宗，贵为内阁大臣天子之师，若早已认定宁远之举是错误而在努尔哈赤来之前跑路，他犯得着远跑到辽东往那浑水里再搅一把吗？难道是闲得去东北观光主要目的是调研锅包肉的十八种吃法？至于袁崇焕，我认为他能在高第撤离之时还愿意逆行回宁远，在那里说出“官此必死此”的话，就可以推翻了上文那种阴暗的推测了。

说到这里，我们有理由相信，袁崇焕是抱着一颗保家卫国的心走上辽东这个危险重重的舞台，他把希望寄托在宁远，他愿意用生命守卫这片属于大明的土地。在天启名下无数只会喷口水的草包子中，袁崇焕显得更为可贵，而且更因为他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决心，有“官此必死此”的精神，这是当时许多人只能停留在口头、但只有袁崇焕付诸实践了的承诺，就凭这点，我们应该敬佩他。

目前为止，袁崇焕充其量是个勇气非凡的修城工程师，还不足以称英雄或叛徒。很快我们就要迎来他的成就与败笔了，之后的袁崇焕会出现怎样的转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