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成立之初，因太祖朱元璋一力主张推行刻板“教化”国民之道，使得社会风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严肃淳朴。朱元璋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为了清除元朝蒙古人统治留下的粗放遗风，彼时就连汉族的精英知识分子为了讨好蒙古上层显贵，都争相放弃谨言慎行的文化传统，抛掉唐宋盛行的礼节习惯，学着蒙古人穿上窄袖短衣，学习蒙古语，甚至练习骑马、梳起骑射民族的发型，朱元璋觉得这是一种恶劣的“伤风败俗”行为，当他再次建立汉人政权时，便立即下定决心要在全国“移风易俗”“以正风气”，作为一个统治者，朱元璋和历代皇帝一样，都希望人民恪守本分，埋头苦干，按规纳税，按律服役，最好绝大部分人愚昧而不自知，不求享乐放纵，只求寿终正寝。这些人饱暖时感恩君王，命苦时不怨政府，是最为稳固也最好操纵的统治基础。

于是在朱元璋的努力下，蒙古遗风很快又被传统的汉族习惯代替，遵循礼制、不越规矩是民间推行的美德，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以正义、勤俭、懂礼为荣，一时间公序良俗井然，曾几何时攀比奢靡的生活风气受到抑制，若有军人或是官员忍不住欲望，去烟花巷陌寻求刺激，朱元璋发现了就会将他们打残或者干脆处死，哪怕幸运偶遇大赦，逃了肉体的惩罚，却再也没有机会担任官职。不过，朱元璋此举残忍却只能束缚想当官的知识分子，他再管得宽也不可能时刻盯着全国每一个人，这样一来勤俭禁欲之风对于民间家财可观的普通人影响并不大——普通人想到了这一点，本以为能钻了政策的空子，没想到朱元璋也想到了这一点。眼看着民间禁欲推行得不够彻底，尤其是在江南等商贾集中的富庶之地，依然存在着奢华享乐的恶劣之风。一想起来在江南风月极佳的河畔，众多富得流油的商人与乐伎优伶弹唱“**词艳曲”的靡靡之音，朱元璋气得觉都不想睡了，他们或许还讲起从前风气开放时自由炫富多么爽快，抱怨刚立国的明朝皇帝过于严苛，不得人心……朱元璋越想越气，一个更加严厉、细致的社会生活细则在他的脑海中逐渐勾勒出来，朱元璋决定用行政命令来完整地规划他统治范围内每一个人的生活轨迹，做到等级森严，一目了然。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命令一定要深入到方方面面，没有任何人能钻得了国家的空子，若有人敢违拗，就用严酷的刑罚折磨他，杀鸡儆猴。

想到这里，朱元璋终于满意地睡觉了。很快，圣旨就是生命，皇帝的构想比春风还要迅速地吹遍了大明王朝统治下的每一寸土地，人们的生活内容逐渐像表格一样被严格地限制起来，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有相应的细则参考。比如穿衣方面，明初的服饰规则相当繁琐，从皇帝到皇亲国戚，再到官员、士大夫，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普通百姓，细化到衣服的材料、式样、颜色、花纹图案，都有严格的规定，黄色、紫色、玄色皆为皇室特供，官员能够采用彩绣、绫罗作为点缀，而普通人则最多只能用绸纱，若是从事“末业”商业，那就连纱都不能使用了，若是从事连商业也不如的“贱业”（妓女、伶人），还要加上烙印一般的特殊配饰作为惩罚……以上规则仅仅是十之一二，如有僭越，就会引来祸端。

衣着和配饰的细化规定，会导致人们的身份地位一目了然，哪怕是大街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也可以根据对方的穿衣用度大致猜测出对方的职业地位高低，与之相适应的另一套礼仪规则便应运而生，为了更好地体现出社会等级差别，明初还规定在日常交往、婚俗嫁娶时也要遵循尊卑有序、见之习礼的繁文缛节，虽然这些规定中也革除了一些民间旧有的陋习，但是呆板苛刻的限制也让本来活跃的明初社会如同一潭死水，尽失活力。

朱元璋在明初推行的一系列严格教化风习被美化为“风尚淳朴”，实质上却反映出他束缚自由、抑制人性的狭隘本质，一定时期内民间创造力陷入低谷，无论是知识分子的创作还是下层平民的艺术，都平淡如水，毫无亮点。好在君王权力再大也逃不过做历史奴隶的命运，朱元璋的教化虽严苛，却难以锁住每一个人，时间一长，那套规则便逐渐形同虚设，随着人们欲望和追求的无限增长慢慢淘汰成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