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中央朝政。战争让我们发现，明朝的政府里还真是不缺白痴，一个比一个会说，说的都是错的，尤其是文官，理论家遍地都是，能实际作战的寥寥无几，代表人物：党馨、石星、曹学程、江东之等。这反映出的是万历他手下的官僚队伍真的很低效而且腐败，他长时间躲在紫禁城怠政，这官场能干净得了吗？官场不干净，直接影响的就是上一条——军队的战斗力。腐败，贪污，万历年间军饷不足、将士哗变的事情不在少数，那么重视边事的万历皇帝的确不至于按着粮草不给供应，只能说是官员谋取私利，底层士兵苦不堪言，试问打仗何来动力？而这些还没有人及时管，最高领导长期罢工，他只去操心他想要操心的，却完全不了解这前朝有多乌烟瘴气，或者说了解也懒得整治，也就任由底下该贪污贪污，该涣散涣散去吧。

拿最后一场平播州土司叛乱之战来说，这其实是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杨应龙之所以会走上叛乱之路，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神宗的中央王朝平庸无能，官员各怀心思、倾轧明显。杨应龙事件发生的源头不过是土司家族势力内斗的小事，而贵州方面一直想方设法将事情挑大，不能不说有自私垂涎播州财富的成分，后来对杨应龙调查之后要求削减播州所辖土地，被削部分转给贵州管理，便坐实了贵州巡抚为私心争夺播州而利用朝廷改土归流的目的。川贵两地的官员相互倾轧、争权夺势，是导致杨应龙最终走上叛乱之路的推手力量之一，这一点，中央政府并没有认识到位。而杨应龙怒举反旗的导火索，则是重庆府的腐败，丧子之痛何其无辜，重庆府的表现无疑是明政府的一个腐败缩影，正是此时杨应龙才真的把反叛的决心下好。如果万历及其王朝政府能够再清醒明智一点，播州之役并不是必须发生，在诸多偶然和必然相互碰撞之下，无论是明王朝还是杨应龙，都走上了一条自损一千的不归路。

可是万历到底也没有意识到，他没有一个统治者总揽大局的眼光和远略，君王是天下权力最大的人，可一个合格的君主也是天下牺牲最多的人，万历不想牺牲，他心里更多的是他自己懒惰自私的本性。万历三大征，他没有百分之百怀着巩固边防的目的去战，尤其是后两场，还是带着一丝所谓“天朝上国”皇帝的傲慢炫耀的心理，不是很在乎过程是不是最合理，效果是不是最好，他更关心结果，试想一个几十年不愿迈出宫门一步的皇帝，两次登上城门欣赏处死战犯的场面，你不是脚疼得不能下床吗？你不是心悸头晕不能见人吗？砍人这么血腥的场合你倒是见得了啊？……所以，万历对于这场征战，竟放了乐趣在里面，他享受这种俯视败将的快感，他陶醉于这种几乎变态的成就感。万历能领导三大征胜利说明他很精明很有能力，可这并无法让他配得上一些研究者给他的“功过康乾”的评价，只能说明他对这个感兴趣愿意管了。我们客观理智地品读这个受争议颇大的皇帝，会发现事实才是最公允的评价证据。

这个皇帝，有着识人用将的慧眼，也有把握大权的心机，却太缺少了一个统治天下的帝王应有的胸怀大略，太缺少了一个高度专制政权的君王必要的责任感，也太缺少了一个庞大帝国的决策者关键的忧患意识。作为皇帝，万历不够称职。这是胜利背后最大的阴影，对比看来，也是人们突然发现这天天睡觉的头儿其实是握紧了大政方针，惊讶佩服下，而常常忽略掉的事实。

话说回来，万历三大征有这么多问题在里面，那它该打吗？——除了播州之役情有可原，无论是兵变还是外侮，都毋庸置疑，当然要打！尤其是逐倭援朝之战。只不过历史给了我们许多教训，胜利的背后，往往有更多漏洞需要我们思索。它隐藏着明王朝无数的新疾旧患，因为没有及时发现而埋下更可怕的种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明史》说“明实亡于神宗”了。

之后的日子还得过啊！三大征的风光能满足精神，可造不出来饭吃。留下的巨大财政赤字要补啊，怎么补呢？神宗盯上了潜力无限的“采矿业”，他准备从这里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