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经济，给大家一个数据，《明史》记载：“（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万历）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三四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帑金，指的就是国库中的钱。）计算一下，三场战争花去了一千多万的国库存款，相当于横征暴敛情况下的明末政府抵上一年的全部收入，都无法完全覆盖。这个数字是比较可怕的，若不是万历小时候他老师张居正为他积累下的雄厚财政基础，这仗是肯定撑不下来的。但是张居正已经去世很久了，再也没有一个那样强大的首辅给他来一场“中兴”了，经济已经到了很吃紧的阶段，但是国家依然到处都需要用钱啊，明末自然灾害奇多，赈灾的钱哪来？灾荒年月民变就多，镇压民变的军费又从哪来？都是大问题！更有后来，女真崛起，辽东军饷又要出……三大征留下的经济危机不容小觑。根据史料记载，明神宗亲政之初，国库丰盈，积蓄可观，而抗倭援朝战役打完以后，国家最重要的几个国库太仓、太仆寺以及存粮的京通等仓都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国库空虚是非常严重的大事，张居正处心积虑为万历改变了困扰他祖、父两代的财政问题，没想到这完蛋孩子让整个事态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此大的亏空窟窿要想补上，直接影响的就是万历统治下的百姓，充盈国库皆有赖于民，战时百姓面临的赋税就如同吹了气的气球一般膨胀了数倍，世人评论三大征结束以后的社会赋税：“频直四夷之警，连兴倾国之师，车殆马烦，行贵居送，按丁增调，践亩加租，此时赋税之额，比二十年前不吝倍矣。”赋税加重，农民不堪重负，就连生活安乐的小康家庭也相比于十年前减少了一半。

可光增加赋税还不足以弥补万历在战争中烧掉的银子，这位腹黑又贪婪的君主想出来更损的招儿来为自己创收，那就是开矿山、派矿监，征税收、派税使，该损招他的爷爷嘉靖曾经使用过，就是因为太损到他父亲的时候不得不废止，万历起初还在大臣的劝阻下遏制住了这个想法，但是战争过后，摆在眼前的贫穷让他放弃了最后一点仁慈，毅然决然地重启了矿监模式，这一模式究竟有多损我们在后文中会给读者朋友们细讲，用这招儿解决经济问题简直就是饮鸩止渴。财政上面的消耗亏空间接为女真崛起创造了条件。尽管战争相当烧钱，国库日渐空虚，但是纵观整个战争过程，万历似乎仗着自己财大气粗，并没有很刻意地节约下点滴费用，设身处地地思考一银一钱皆取之于苍生，相反，他是带着一种炫耀，甚至调皮的报复心理去打仗的，至于战争背后将会有多大的疮口，他思之甚少。究其原因，还是我们曾经说的，这体现出的万历本身责任感的缺乏，每场战争都是以惨败为开始的，接着调换将领、重新重视才得以胜利，这其中固然有官员无能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帝国的决策者，万历没有为国用支出精打细算的本能，是他的失职。如果这场战争更谨慎一些的话，应该不至于费这么多钱。肉疼啊！经济的内伤是万历三大征很突出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