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是必须为万历大哥澄清的，他虽然懒，也挺荒唐，但绝不是混乱昏庸，他有着一个十分清醒的大脑，运转着关于他的江山的一切。万历不上朝，却和不理政是两个概念。他虽然躲着大臣们的口水不愿出来，却是在静静关注着前朝的一举一动，在大事上关键处点一下决策性指示，他也将国家命脉走向画在心里了。这一点，我们在之后讲的“万历三大征”中会看得很清楚。他换了一种方式，用圣旨和谕令来完成对国家的最高指示，偶尔在暖阁接见一下首辅大臣等部分高管（比如给雒于仁告状那次），就算是接“地气”了。

要说万历这处政方法，有些类似我们现在政府或企业施行的小范围、不定时政策会议。省去了每日一早的例会，其实不过少了大臣奏报吵嘴的机会而已，一些定时的接见朝见，很多都没什么实质性效果，万历赖着不去，只时不时给个最高批示，倒是提高了不少工作效率。对于他不批奏疏，不见大臣——嘿，就像刚在名嘴那里描述的，那时的官员和现在有些单位的有些同志一样，时不时想在领导面前露一把脸，说点有的没的，写点无关痛痒的。我查证过明朝部分的奏本，倒有很多是那些言官没事找事的废话，更有白痴的主张建议充斥其间，不看也罢。重大的事宜，万历大哥还是会处置的。比如耀亮青史的“三大征”，万历的表现更像个运筹帷幄的远方遥控者，决胜于千里之外。三大征的战功也成为支持“万历怠政并不昏庸，实际很厉害”的观点的最重要的证据。由此，有人会说，万历的翘班不是“怠政”而是一种很高级的太极手段，他躲在幕后操纵着大明朝廷的生命线，运用类似道家“无为而治”的方针，行使他的统治之术。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根据，万历的爷爷嘉靖因为痴迷道教、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就践行得相当认真，万历也受到一定影响。而自朱元璋以来完善的、强大紧密的文官系统，哪怕最高领导不称职，一定时间内下面各部门也基本上可以按部就班，配合正常，这给万历的“无为”创造了基础条件。凭此，一部分人就认为他是个很聪明很厉害的君王，甚至“功过康乾”。

万历聪明，这必须承认，但要说就此判断他是个智慧明君，则又走了另一个极端了。因为他的怠政确实给朱明社稷捅了不小的破洞。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官员缺席。皇帝执政不负责任，中央疲软，人事调配自然会出问题，我们之前讲过，明朝这帮大臣的刚烈脾性让他们对这草包皇帝失望透顶后，很多都选择了辞职，加上被万历炒了的，士大夫的工作热情大大减退。后来大明的官僚系统就变成了，谁不想干了，把官印一挂，走人就行，不用上报，因为上报不上报都没人管。皇帝还不管吏部纳新的活，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他懒得处理，结果新员也补充不上。一开始只有那些用处不大还净帮倒忙的言官走人，可越发展就不仅仅是言官了，《明通鉴》给了我们这样一组数据：“[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中央缺尚书三，侍郎十，科道九十四，地方缺巡抚三，布按监司六十六，知府二十五。”言官缺员近百，就连尚书、巡抚都不够。到了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已经严重到南北二京缺尚书、侍郎这样的高管达十四名。幸而自老祖朱元璋定下的牢固紧扣的文官制度，有的人身兼数职，才使国家系统不至于彻底崩溃。此时已是“九卿强半虚悬，甚至阖署无一人，监司郡守亦旷日无官”。如此萧条凋敝，还像一个方圆百万的大帝国应有的统治集团吗？无为得真叫一个彻底啊！

比缺员更可怕的是党争。皇上不出门，骂他他听不见，那就只有互骂了。大臣的口才文化就展现在前朝拉帮结伙地互喷，东林党、齐党、宣党、昆党……光数得上名的党派就一堆，他们斗得兴致勃勃面红耳赤，整个帝国的统治环境可谓乌烟瘴气浑浊不堪。这样的背景下的CEO朱总，估计在后屋里乐得轻松了，你们对骂去吧，正好快别扰乱我。他也许没有想到，吵架重心的转移换得了他的轻松，引发的党争事件几乎毁掉了他祖宗打下的朱姓江山，到以后他孙辈天启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可收拾了。

还是说万历，他可以远征三次，可以放手不管，强大的支持就是他老师张居正发起的那场伟大改革，给他留了一场“中兴”的辉煌，一个盈裕的国库，能容得他折腾这么久。可惜的是，这场本可扭转明亡的改革万历他并没有珍惜，随着张居正死后被抄家，他的政敌抓紧反攻，改革措施便逐渐被废除，积累的财富也被万历耗空，导致明朝真的没有死而复生的力气了。就凭这一点，万历就不是个明智的君王，他的怠政也真的是为明亡起了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