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根据记载试想当时的情景，时任首辅的沈一贯大人写道：“今（议论朝政）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明朝所谓的“市民文化”很发达，但是大多也是以影射、反讽等方法批评时事（比如大家都熟知的《西游记》），到了万历怠政的巅峰时代，讥讽朝政却已经是街头巷尾、老少咸宜了，在那样一个封建保守的朝代，如此“民主自由”蔚然成风，貌似不是什么正常的好现象。士大夫阶层气急败坏地往严丝合缝的紫禁城塞奏疏，苦口婆心地告诉万历你的国家如何民变、兵变，一片残破，这位皇帝却只是从容地与满案文牍相顾无言，熟视无睹，这出奇的镇定也是着实令人佩服。

这就是传说中如假包换的“淡定帝”吧！？我真讶异万历的耐性，他怎么这么有韧劲！无数大臣痛心疾首地呼唤大明集团的朱翊钧总裁“尊重一下你的职业！”，万历基本上万事面瘫——这里我们之所以用了一个“基本”，是因为有个人还是扇起了万历巨大的怒火，这一感人的举动让本来默默无闻的他一下子青史留名，我们必须要来讲讲这个人的神奇操作，他就是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

那是在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正好是国本之争吵得天翻地覆、万历开始消极应战的核心时期，这个勇敢刚直的官员雒于仁向皇帝上了本奏折，就万历大人拒绝上班的事件发表看法，这本来没什么特别的，自清算张居正以后，言官们奏疏的画风就完全偏向了“万历很讨厌”的风格。可雒于仁同志的奏折还是在老套路中出了特别之彩，这特别就特别在内容极其大胆、用词极其犀利、打击极其精准，直逼万历命门，一改众人常规的欲抑先扬、措辞谨慎的文风。这千载难逢的奏疏唤作“酒色财气疏”，给常年病病恹恹的皇帝开了一张一针见血的病例分析，只见雒于仁大人写道：“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伤肠，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损肝……四者之病缠绕于心，系累其身，圣恙何时而可也！”。雒大人给万历的“病”直接定性为“酒色财气”四大源头：

首先是嘴馋喝酒无节制，您是夜夜笙歌，美食美酒，喝得您醉生梦死昼夜颠倒，这能不有病吗？其次是**好色，您宠溺狐媚郑氏，美色面前分寸全无，简直不顾节制、竭泽而渔，这能不有病吗？再有是贪财无度，挥金如土，身为皇帝，连身边当差的随从都要雁过拔毛，实在闻所未闻，这能不有病吗？最后是暴躁易怒，时常动气，宫人们稍有不慎便被杖责处罚，臣子们明明忠言逆耳却个个惨遭贬谪，您这狭窄心胸和猥琐气量，这能不是有病吗？

一封奏疏倒是看得人心潮澎湃、大呼过瘾，可遭骂的主人公万历读来却只觉怒气冲天，是可忍孰不可忍，再好的耐性也被这小子妙语连珠的阴阳怪气怼得烟消云散，万历当即做出一个简单粗暴的阅后决定：我要杀了他！

可是雒于仁不怕。他敢上这么一封大逆不道的奏折必定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的，要知道他一个大理寺评事，在万历眼里真不过是个芝麻大的官儿，这样毫不客气地揭露皇帝明明是懒筋抽个没完还不要脸地装病的真相，甚至从私生活角度指责他人品奇差，贪财好色——这丢脑袋是分分钟的事，而雒大人呢，却还正是希望以这样玩儿命的方式激起君王的脾性，像楚庄王一样奋发而起、一鸣惊人。第一步，他成功了，言官们的口水虽然密集，却还没人敢这样对皇帝冷嘲热讽的，长期以来植物人一般的万历被他气得直接大发雷霆，死水一样的皇宫里总算泛起了一点情绪上的波澜。可是第二步，雒于仁便没能如愿以偿了，万历发怒归发怒，可还是有理智的，曾经张居正给他长年累月的训诫起了作用，为君之道的底线让他没有立刻一刀宰了雒于仁，一是顾忌老祖爷爷朱元璋曾定下不许任惩言官的祖训，二是前朝的喷子们反应迅猛的劝解求情让他一时间难以下手。

但是，这事肯定也不能就这么算了，万历努力地把脏话往肚子里咽了咽，给我一点时间，毕竟张居正的大仇我都能报，雒于仁？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