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荆楚之地，地广人稀”到“湖广熟，天下足”，湖北湖南地区作为中国新的产粮大省取代了原先的“苏湖”，正是发生在明代出现。而这一巨大改变的发生得益于元末明初的大移民。

明清以前，湖南作为临近巴蜀地区的未开发地区，在教育、经济方面落后于其他州府，落户于此的居民在籍人数较少。太祖设湖广布政司后，湖南地区人口急速膨胀，远超历史，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达到193万余户，这当然有明初加强居民登记这一举措的功效。由于开发较晚，湖南人口一直没有达到饱和，这其中主要是因为人口不足劳动力欠缺导致土地资源荒废。太祖和成祖意识到湖南作为长江流域的重要关口具有极大的粮食生产潜力，加大了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力度，从江西向这里迁移了大量的移民，对湖南的粮食生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迁移实际上一直在进行，直至清朝，湖南真正作为中国的“粮仓”存在。

农业生产有人的因素，也有天时地利之因素。古人很早便意识到农业生产中所涉及的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并将之加以运用，移民正是对这一理论的运用和阐释。明初，湖南空有广袤的肥沃田地有待开发，地貌荒芜，人口稀少。而在周边平原地区，却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急需一个闸口放缓人口增速。地方的官吏在采取各种措施后发现湖南气候宜人，常年较高的气温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沛的热量，虽然人迹罕至，但如果开发得当仍然潜力极大。

然而在古代，湖南作为长江黄金水道的江边大省常受到水涝灾害，农不保收，鲜少有人敢去开垦（有点类似埃及的尼罗河流域）。明代较为发展的水域工程将长江作为粮食运力的一部分，真正达到“人定胜天”的目的，不仅解决了南粮北运等粮食外运的困难，改善了蓄水排洪能力，而且水利措施的普及使得以水灌溉成为湖广地区的一大优势。在此基础上，地区的粮食生产规模快速扩大，以太仓等为例，耕种区域超过居住区域，在这里有元代兴建的海运仓收集储备周边地区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并借海运和部分陆地运输输送给京城周边，而这一巨仓甚至在明代还有所扩大，明代产粮之大、规模恢宏可见一斑。

此外，粮食相关行业，如酿酒等对米粮要求价高的产业得以发展，湖南米稻的质量、产量远超全国其他地区，为高质量的米酒提供了可能。当地农户和富商也借助这一地利换得大量货物，由此带来地方商行的兴盛和市镇的繁荣。在明清之际，湖南一度成为中外物资交流的重要城市，吸引了大量外国友人久居于此，新的思想文化、手工业技术从西方传来。今天我们的主要食物品种之一的红薯、玉米也正是在明朝出现，由外国传来。当然，这种粮食的大量外流可能会损伤当地市民的切身利益，作为粮食核心产地的民众竟然无法获得平价粮食，这无疑有些讽刺。

明代，随着湖南地区人口比例上升，文化教育行业也逐渐兴盛，如“岳麓书院”等历史上著名的教育机构在较为安定的环境下快速发展，也受到了官府和乡绅的支持。尽管在这一时湖南的人才储备略逊于周边，但对比过往增幅巨大，这可能与迁移农户主业为开垦种植而非转向以读书为出路有关。湖南移民来源广，交杂形成的特色方言流传至今已经与其他地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巨大变化同样于明初集中爆发。文化的相对保守及略微的排外使得这一地方社会矛盾稍显突出，尤其是在新迁入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这一点在明代中后期仍难以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