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京原上，隶属于明北直隶的百姓也同样面临着移民的选择，只不过略有不同的是，这种迁移并非从中原向蛮荒，而是从京城附近抽调向京城方向转移。为何南北之间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元末明初，太祖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决战之后，自南（南京）向北一路北上直灭元大都，将元朝的傀儡政权驱逐到大明北部的草原。然而，草原粮食稀缺，生活用品不足，习惯了奢华生活的北元贵族不得不化身骑兵匪徒南下掠夺，给大明北方的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此外，明初四大案自上而下牵连无数，朱棣自封地“靖难”，从北京南下达到南京，在北直隶地区发生了几场大的战役，夺位一路刀光剑影，附近百姓无不受其害。此外，封建帝制时期农业生产饱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蝗灾常光顾秦岭淮河略靠北一带，北方又多发旱灾，而地震、瘟疫等对于百姓生活而言更是难以提防。为了应对可能袭来的天灾人祸，必须建立起以大城市、市镇为中心的城乡体系，通过中央集权的力量庇护一方百姓。

建国之后，随着官府体系的完善和民生恢复需求亟待满足，大明对地方安置流民发展生产提出了一定要求，一些地方官吏和中央巡察、监察使官被要求加强对地方荒田、农田的保护和开垦力度，并将田地无偿分发给流民用于谋生，政府提供政策支持。太祖和成祖期间对流民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实行减税降税的政策，地方福利机构提供农具生产的支持帮扶（不同于王安石改革的官方贷款，而是地方自主发挥的救济）。由于我国粮食产地大部分分布在南方土地平阔、肥沃之地，南北产粮的质量、规模差异较大。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北京后，周边地区对粮食的需求急速膨胀，一度需要南粮北调，粮价飞涨社会动**，统治者要求从今山西、河南等地迁移百姓充实京都附近农田，鼓励开垦，这实际上是官府自发地分流农产地的人力配置，从而达到政治中心迁移的目的。

迁移民众必然涉及民众安置、资源调配等关系民众民生的众多方面，对于洪武、永乐年间的流民迁移尤其如此。永乐年间，成祖将太祖设立的北京布政使司改为北直隶，标志着这一地区经政治中心迁移（迁都北京）后地位上升。从山西、山东及南方迁移的移民素质、质量不一，除了迁都所携带的官员家眷，多为受蒙古铁骑攻扰、地处沙漠荒地或投献执政者欲扩大产业势力的基层群众。此外，成祖特意要求携带一批南方籍贯手工业者向北，迁至北京附近，为官府打造铁器用具。山东地方沿海，交通尚算便利，多产鱼盐且儒家文教盛行于此，迁移者多为受地形影响耕种不便的农民，或者看到官府分配土地而被利诱者。

此外，从山西迁移中原的百姓众多，是大移民迁民群体的主体。永乐前期曾被下诏三次迁民，后又要求将具有特定职业的工种逐渐向京都聚集，一些受灾的群众主动要求被迁，也得到了应允。今天，在山西洪洞大槐树附近仍然有对明初山西大迁移的相关记载，山西的其他一些地方如太原（县）、岳阳、高平、临汾、晋中等也出现了大量的迁移手续遗留证明、民史民谣。大量山西移民填充到中国各地，不忘祖居的同时为中国广袤平原上的农业生产恢复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在家族、官办条令中保留的历史记录成为河北直隶等周边居民追溯山西洪洞大槐树为祖居所在的证据，也正因为这一群体的庞大使一些人直接将明初的迁移民众行动称为明朝洪洞大移民。

北直隶地区的大迁移在明初的大移民行动中规模最大，历史记录最全，也最引人关注。这其中既有政权对抗所需，又有经济社会求稳所配套，由于大多受封建王朝统治者和富户地主所支配，因此可以看作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迁移。

通过这场浩浩****的大迁移，北京周边的居民数量大幅增加，成为护卫京都的一扇门户，所迁移的军户家眷为周边部队的战斗力提供了保障；北京地区的土地荒田被一抢而空，获得新土地的家族开始扎根于此并不断传承，成为地方稳定经济的一部分力量；一部分低素质的农户进入市镇充当廉价劳动力或受雇佣的耕种者，提高了生产生活的效率和田亩的使用效率，这也符合封建土地制度的一般规律；从南方、山东迁移的农户将生产技术和桑蚕养殖带入北方大户，使棉花种植、纺织产业等相关行业在北方盛行，由此带来的产品外溢吸引了相当多的商户入驻，又进一步带动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北京附近的税收，北京也成为明朝唯一的经济、政治中心；最后，由于迁出地原本的人口和土地配置的不合理在元末明初达到**，明初的大迁移还为土地兼并所引发的田亩分配不均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案，缓解了明清时期的人地矛盾，也将迁出地百姓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降低了许多。当然，明初之后随着北直隶人口逐步增加也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土地与农户之间的争端和矛盾，受到了官方学者和地方官吏的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