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太监开始全面走向政治舞台是从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开始的，以至于后世有“宦寺之盛，自宣宗始”的说法。朱瞻基在位时期进一步完善内阁制度，并赋予了内阁“票拟权”，内阁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乃至于压制住了朝中六部。这时朱瞻基为了限制内阁的权力设立了“批红”制度，并且将“批红”的权力下放给司礼监，利用宦官集团来牵制内阁。朱高炽在位期间重用文官集团，导致文官集团势力迅速扩大，到朱瞻基继位时，皇帝感受到在很大程度上要受限于文官集团，这令朱瞻基很不爽。朱瞻基其实是祖父朱棣培养出来的皇帝，他渴望做像永乐大帝那样的皇帝。但最后为什么朱瞻基反而成了一个守成之君呢？除了当时国力不足，难以支撑外，文官集团的掣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好不容易等到爱折腾的朱棣驾崩，可不希望再出来一个朱棣，朱瞻基无法和他们讲道理，所以想起了太监，用太监来对付文官集团。

宦官既然拥有了“批红”的权力，相应的对他们的文化素养要求也就变高，最起码他们得能够理解内阁上书的内容。于是，宦官的教育问题便提上了议程。为了解决宦官知识水平不够的问题，朱瞻基正式成立“内书堂”，“选小内侍，命大学士陈山教习之”。这一设置算是彻底打开了宦官干政的大门，如果说之前的宦官由于文化水平不高无法参与到大政方针的讨论运作上来，那么在经过内书堂的培训之后，这些宦官便也掌握了从政的基本技能了。而内书堂对于宦官干政主要有三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主要体现在内书堂所教授的课程内容上，内书堂在教授小内侍时主要培养他们的“忠君爱国”思想和从政技能。为了培养小内侍的“忠君爱国”思想，内书堂一方面教授儒家经典，如《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另一方面则教授专门的书籍内容——《忠鉴录》与《貂珰史鉴》，其中《忠鉴录》主要记载历朝历代奉公守法的宦官事迹，为小内侍树立学习楷模，《貂珰史鉴》则主要记载的是历朝历代宦官的善恶事迹并进行了总结评价。除了以上两项课程之外，内书堂还有一项课程就是“内令”，主要包括太祖、太宗以来明朝历代皇帝对宦官的戒谕。为了培养小内侍的从政技能，内书堂则为他们开设了“判仿”的课程，也是内书堂中最重要的课程，主要教授他们如何在日后对外廷奏章进行判答、对阁票进行批红，可以看作是他们正式掌握批红权力之前的训练。除此之外，内书堂还培训小内侍的书法技能和写作能力，要能写一手好字，做的一篇好文章。可以说，经过内书堂培训并且在培训过程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宦官在参与大政方针方面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在经过一系列“忠君爱国”思想的灌输之后，明朝的皇帝也能更加大胆放心的起用他们了。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向这些小宦官灌输一系列“忠君爱国”思想有用吗？还真的有用，比如明孝宗朱佑樘当太子时的宦官“老伴”覃吉便时常给孝宗教授《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同时在闲暇之时还常给孝宗讲授“台省政务、民间疾苦”，甚至还专门告诉孝宗前代宦官专权的危害。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期不理政事，纵然宦官为非作歹，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张宏屡次上书劝谏，在苦谏无果的情况下“绝食数日而卒”，选择了以死谏君的方法。除了这些宦官之外，那些在明朝历史上为非作歹的大宦官也不是一无是处，像正德朝的大宦官刘瑾便曾在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闰九月“奏通盐法四事”，正德皇帝看了后称刘瑾的上书“经画周详，防范严密。”所以正德皇帝在怼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等人时所说的“天下事岂专是内官坏了？譬如十个人中，也仅有三四个好人。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二个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内书堂的授课教师身上。进入内书堂授课的教师都是在朝中担任官职的官员，而随着他们被调入内书堂教授小内侍知识，相应地两者之间便建立了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违背了朱元璋在世时制定的宦官不得与外臣结交的规定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内书堂的教师由各种官员都可以担任演变成了专门任用翰林院的人员来担任。本来这件事看上去似乎没什么问题，似乎只是为了更好地培养小内侍的能力。但是，在明朝的官场上有这么一句话“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也就是说这些教授小内侍的翰林将来很有可能会成为内阁大臣，而这些小内侍将来则很有可能会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掌握“批红”权力，两相一结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司礼监和内阁不仅不会互相牵制，反而会互相举荐、亲密合作。

第三个影响则主要体现在内书堂小内侍完成学业后的出路上。小内侍们最好的出路是去文书房入职，因为“凡升司礼者，必由文书房出，如外廷之詹、翰也”，也就是说他们进入了文书房就等于一只脚踏入司礼监里面了。次一点的出路就是负责宫内教书，对他们的要求是“多读书、善措书、有德行、无势力者。”再差一点就是去二十四衙门负责文书工作。在这三条出路中，就算最差的一条出路都要比那些没在内书堂学习过的宦官好得多。事实上，除了上面的三条出路外，内书堂的小内侍还有一条出路就是担任太子老师，比如上面所提到的覃吉，史载“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作为太子的贴身老师，在太子登基称帝后其地位会得到极大的提升，甚至可能一跃而起，直接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条出路才是小内侍最好的出路。因为常年陪侍太子左右，所以太子势必会对其极其信任，那么太子登基称帝后只要其不犯什么谋逆之类的大罪，基本上他的地位是不会受到任何威胁的。

由此可见，明宣宗朱瞻基设立内书堂等于是彻底松开控制宦官集团的缰绳，打开宦官专权最后的一道闸门。不过内书堂的设立虽然为宦官专权提供过了极大的便利并且扫清了最后的障碍，但是内书堂的存在也培养了一批比较正直的宦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宦官内部的互相牵制。不过要清楚的一点是这种宦官集团内部正直宦官与乱政宦官的对抗，属于宦官集团的内部清理整顿，对于宦官专权这个大的形势是没有任何影响的，最多就是换一个正直的宦官专权，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大臣们还能有点尊严和地位可言，毕竟他们还会尊重一下法律和正常的政治程序。事实上，当明宣宗正式设立内书堂时，明朝的宦官专权已经成了历史大势，没有人可以阻挡这股大势，虽然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处罚那些专权的宦官，但是却不会取消宦官的权力。

这其实也是明朝皇帝的无奈之举，一方面是因为担心外朝权力过大，所以需要宦官来对他们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则是有的时候朝中大臣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自己的屁股也不干净。所以在指责明朝宦官专权的时候，不要只关注皇帝和宦官，也要看看朝中的大臣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