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母慈子孝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朱瞻基在位虽然比较长久，但也只是相对于父亲朱高炽而言，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朱瞻基驾崩，年仅38岁，也算是英年早逝了。随着宣宗的去世，皇位继承问题再一次摆在了张太后面前。朱瞻基英年早逝，太子朱祁镇才8岁，幼主临朝，政局不稳，当时宫里宫外传出风声说张氏要废幼立长，立明仁宗的第五子朱瞻墡（也是张氏所生）为帝，一时间人心惶惶。张太后意识到如果继续坐视不管可能会直接动摇大明的统治，为了维护“嫡长子继承制”的皇位继承法则，张太后急召大臣至乾清宫，指太子朱祁镇哭着说：“此新天子也。”就这样太子朱祁镇顺利继位，是为明英宗，张太后也因此地位再次得到升格，成为大明朝第一位太皇太后。至此，一场皇位之争又在张太后的干预下消弭于无形，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张太后在政治上始终坚持以社稷为重。因为新皇帝年纪太小，根本无法掌控朝政大事，于是有大臣请求张氏“垂帘听政”。
也许，这些大臣的逻辑是：身为太皇太后非要立8岁的小孩子当皇帝，肯定是想“垂帘听政”，独揽大权。但是张太后果断拒绝了这些人的请求，并且将辅佐新君的任务交给了内阁。并表示：“祖宗之法不能破坏。今天下太平，没有紧急的事务，只要勉励皇帝不断学习，同时委任厚道的大臣辅佐就行。”由此群臣上下无不佩服张太皇太后。除此之外，张氏还时常劝英宗皇帝要一心向学，在政务上则要委任股肱之臣。事实上，自英宗即位到张太皇太后于正统七年去世，在大明朝廷上形成了一个以张太皇太后为核心的辅政团体，团体主要成员包括英国公张辅和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礼部尚书胡濙等人。
可以说，在张太皇太后辅政的这几年，大明朝仍然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但是在这一时期宦官势力开始逐渐抬头了。本来明太祖朱元璋在即位的时候，吸取前代宦官祸国的教训，专门铸造了块铁牌，并且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在明太祖时期和建文帝时期，对于宦官的压制力度是极强的，不然在靖难之役的过程中也不会出现大批宦官像燕王传递军情消息的现象。但也正是因为宦官在靖难之役中立下了功劳，所以从朱棣开始便大力任用宦官做事，明成祖时期比较著名的太监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郑和下西洋里的郑和。不过，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都是成年后即位，所以宦官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很深，他们仍然能控制住朝中宦官势力。
但是英宗即位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王振这样的“权监”。王振在英宗小时候便服侍英宗，并且因为善于察言观色和揣摩人心，所以深受英宗喜爱，英宗刚一即位就任命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种种表现也充分印证了那句老话，“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凭借英宗皇帝的宠爱，王振常常干涉内阁决议，影响内阁的正常运行。针对这一情况，张太皇太后每过几天就会派自己信任的中官去内阁检查一下这几天处理的政务，如果发现司礼监在其中直接越过内阁处理政事，张太皇太后就会把王振叫到宫里来狠狠地斥责一顿。但是，就算这样王振还是不知道收敛，有一次不仅直接越过杨士奇处理政务，还在内阁中公然侮辱杨士奇，杨士奇一怒之下直接从内阁回家，连续三天都不来内阁办事，也不上朝。这下王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就算他想掩盖也掩盖不住了。
张太皇太后得知事情原委后，大为恼火，直接赏了王振一顿鞭子，便命令他亲自去杨士奇府邸向杨士奇道歉。事后，张太皇太后对王振进行了严厉的警告，告诉他如果下次再敢犯，直接“杀无赦”。这件事过去后，张太皇太后觉得对王振的警告力度还是不够，于是决定要再次对王振进行威慑，让他以后夹着尾巴做人，不敢再对政事指手画脚。史载有一次张氏将王振招来，当着皇帝和大臣的面怒斥太监王振侍候皇帝不守规矩，应当赐死，吓得王振浑身颤抖。只是由于皇帝朱祁镇和大臣都跪下为王振讲情，张太皇太后才饶了王振。但还是厉声警告王振：“你们这种人，自古多误人国，皇帝年幼，哪里知道！现因皇帝和大臣为你讲情，且饶过你这一次，今后再犯，一定治罪不饶。”
张氏最终没有杀了王振，虽然有明英宗求情的成分，但其中也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小算盘，当时的明朝皇帝幼弱，甚至都无法处理政事，这种情况还是大明开国以来头一次，虽然有内阁处理政事，谁能保证不会出现权臣，张氏考虑到皇家孤儿寡母的情况，不得不有所警惕，而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宦官绝对是能制衡大臣的好帮手，所以别看张太皇太后动不动就恐吓王振，但张氏活着的那些年，王振还是时不时地干涉朝政，如果张氏想要禁止的话，一次就可以了，但王振接二连三地指手画脚，一点都不知道害怕，因而有理由相信这里面有张氏和王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成分在里面。张太皇太后最终也没有对王振痛下杀手，因为王振自始至终都是其手上平衡内外的一枚棋子，当然后来张氏死了以后，王振不受控制，这个就是后话了。
除了压制朝内宦官势力外，张氏对外戚的约束也是十分严格的。张氏的父亲张麒在张氏还是太子妃的时候便去世了。后来，仁宗即位封张氏为皇后，并推恩其家族，追赠张麟彭城伯，赠谥“恭靖”，后又再进为彭城侯。张氏的两位兄长张昶和张昇都曾参加“靖难之役”并立有战功，在“靖难之役”结束后，两人都论功行赏得到了提拔。但是随着张氏地位的不断升格，她两个哥哥的外戚地位也越来越高。面对这一情况，张氏多次告诫自己的两位兄长作为外戚一定要“谨守礼法，不敢逾越”，如果肆意妄为、仗势欺人的话，“朝廷必不私亲、废公道。”潜台词就是，如果你们两个犯了罪的话，自己绝对不会求情，还会让朝廷秉公处理。
除了平常的劝诫外，张氏还严禁自己的两位哥哥参与政事。大学士杨士奇曾上书张太皇太后指出张昇这个人还是蛮有才的，可以得到重用，请求张太皇太后允许张昇参与政事，但张太皇太后始终没有同意杨士奇的上书。正统年间，张氏更是亲自下令让杨士奇起草一份《太皇太后谕二兄书》，其中就明确地告诉自己的两位兄长安安分分守好自己的家业，朝政方面的事想都不要想。除此之外，张太皇太后在对待自己族人犯罪的问题上也毫不心软，坚持秉公处理。比如张昶的族孙、锦衣卫副千户张玘杀人，按律当斩，当时朝廷讨论打算以其外戚身份来为其减罪，但是张太皇太后坚决不同意，要求朝廷秉公处理，最终还是按律处斩。张太皇太后在外戚上做的唯一一件比较过分的事，可能就是在自己长兄张昶去世后，想到自己的外家仅剩下张昇一个人，于是破格加封其为惠安伯。可以说，在张太皇太后的影响下，张氏一族大都安分守己，从不仗着自己的外戚身份鱼肉百姓，也正因此，明世宗朱厚熜在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革外戚世袭爵位时，只有张氏家族的彭城、惠安两个世袭爵位保留了下来，而这与张太皇太后当初的告诫不无关系。
朱元璋在世时曾立下规矩“后妃不得干政”，一旦有干政的行为则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从张氏的生涯来看，尤其是当上皇后以后，似乎她是有干政的，但当时的朝廷并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这是因为张氏的“干政”非常有分寸。张氏有强大的人生经历、高超的政治智慧及在大事面前果断，但丈夫、儿子在的时候她只是在背后默默帮衬他们，从来不自己跳到前台来卖力表演，即使她成为太皇太后以后，由于英宗年幼，张氏不得不走到前台来，但她从不独断专行，也不擅自做出决定，政事基本是由内阁决断，张氏只负责最后把个关，如果感到合适就推行下去，安静的仲裁人的角色使得各方接受了张氏不那么明显的“干政”行为。
可以说，张氏后半生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入了大明朝的建设管理上，甚至张氏在临死时还把杨士奇叫来，询问国家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办的大事。杨士奇提出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为已经被废为庶人的建文帝修撰实录，第二件事是取消当年明太祖所下的“有收方孝孺诸臣遗书者死”的诏书，第三件事还没来得及说，张太皇太后已经去世。
事实上，当她进宫的那天开始，她的一生便和大明朝纠缠在了一起，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张太皇太后崩逝，年约六十岁，而此时距离其长子明宣宗朱瞻基过世已经七年了。朱瞻基？这是个什么样的皇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