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注民生上，朱高炽延续了其一贯的作风。朱高炽在监国时期便已经十分重视民生，而在当了皇帝之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别看朱高炽因为身体肥胖导致平时行动迟缓，但是在处理涉及民生的问题上完全是一个急性子。洪熙元年四月，朱高炽得知山东及淮、徐两地的老百姓粮食匮乏，但是有关税收部门却还在急切地征收夏税，于是便把大学士杨士奇召来让他起草一份诏书宣布免除今年夏税及科粮的一半。

此时，杨士奇提醒朱高炽要先告知户部和工部一下，没想到朱高炽这样一个很好说话的人竟然直接否决了杨士奇的意见，并解释道“救灾这种事情刻不容缓，如果层层通知，一旦遇到拖沓的官僚作风一定会误事”。随后便命杨士奇赶紧起草诏书，诏书起草完成后，朱高炽浏览一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便直接盖上玉玺颁行下去。等诏书颁布下去之后，朱高炽才命人去通知户部与工部的大臣备案，由此可见朱高炽有多关注民生。

朱高炽虽然在位还不到一年，但是却多次下诏振恤灾民，这在封建帝王中很是难得。与此同时，对于各地不能及时救济本地灾民的地方官员，朱高炽经常对其进行惩治，并斥责他们的种种表现简直不配做父母官。在永乐一朝还存在着官府对老百姓强买强卖，以及强行要求百姓服役的现象，对此朱高炽专门颁布诏书规定，从今以后各地官员都要严格按照规定来，不得随意加派额外的赋税和徭役，胆敢顶风作案者，一经发现必定严惩不贷。朱高炽通过这些政令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在进行内政建设调整的同时，朱高炽也对明朝的对外方针进行了调整。明朝最大的外敌便是蒙古诸部，因而朱高炽对外主要是调整明朝与蒙古诸部之间的关系。当时蒙古三部在朱棣五次北伐的打压下已经元气大伤了，掀不起什么大风浪来了，但是明朝想要彻底消灭蒙古三部也是不可能的。朱棣在第五次北伐的时候就曾颇为无奈地说道：“虽然蒙古的敌人已经所剩无几，但是草原这么广阔，蒙古的骑兵四散逃窜，明朝的大军根本找不到其主力进行决战。”

最后只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连朱棣本人都在归国途中病逝。朱棣的五次北伐在明朝人眼中是“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固然在这种描述里面有着夸大的色彩，但是却也反映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朱棣五次北伐中较为成功的是前三次，后两次则有些虎头蛇尾。而明朝自己也因为多次北伐造成自身较大的损耗，从而在短时间内无力再次进行北伐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朱高炽上台后主动调整明朝和蒙古的关系。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朱高炽刚即位不久就派遣使者前往蒙古三部之一的兀良哈部传达自己的旨意，在旨意中朱高炽表示免去兀良哈部之前多次伙同鞑靼部攻扰明朝边地的罪过，并且允许其改过自新，仍可前来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以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明显是朱高炽做出了很大的让步。朱高炽本人也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巨大的让步，但是在朱高炽看来通过“屈己”可以实现“安百姓”那就是值得的。同时朱高炽即位这件事也被蒙古三部之一的鞑靼部（也是蒙古本部、蒙古大汗的“正统”所在，朱棣历次北伐想要打击摧毁的就是这个部落）看作是改善与明朝关系的好机会。在明朝的连番打击下，鞑靼部也是怕了，所以朱高炽刚即位不久，鞑靼部便以“贡马”为名义向明朝求和。看到鞑靼部这么上道，朱高炽便下旨免了鞑靼部之前屡次犯边的罪过，重新与其交好。

就这样，在朱高炽的努力下蒙古三部中鞑靼部和兀良哈部再次和明朝建立朝贡关系。至于蒙古三部中的最后一部瓦剌部在此之前始终保持着和明朝的友好朝贡关系，积极向明朝进贡。究其原因，则是因为当时瓦剌部和鞑靼部处于敌对状态，为了能获取明朝的支持或者最起码能让明朝保持中立，瓦剌部在朱棣第二次北伐中被击败后便向明朝称臣内附了。不过在这里还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朱高炽积极主动地改善与蒙古的关系，以实现明朝北部边地的安定，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朱高炽彻底对蒙古三部放松了警惕。

朱高炽在位时期，每次蒙古三部尤其是鞑靼部和兀良哈部来明朝朝贡或者是进行马匹交易的时候，朱高炽都会敕谕沿边各卫所、各城地屯堡及各关隘口官兵们整顿人马保持警惕，以防鞑靼部和兀良哈部突然发难打明朝一个措手不及。除了在北线进行战略收缩之外，朱高炽也计划在南线进行战略收缩，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承认安南独立，从而减少明朝在安南的人力财力消耗。

纵观朱高炽在位期间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可以看出其主要的施政方针便是“休养生息，以安百姓”，彻底放弃其父朱棣在位时的那种高压统治方式。从长远来看，朱高炽在位时期的这种种措施也为“仁宣之治”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此，朱高炽在死后庙号被定为“仁宗”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如《明实录》中所记载的那样，“庙号曰仁，天下之公言云。”而当朱高炽在洪熙元年五月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大明朝军民的反应是如丧考妣。由此可见，朱高炽在位时间虽短但是在大明朝军民的心目中却有着极高的地位。

不过正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朱高炽虽然制定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措施，但是他也是凡人，也会犯错误的，不会像圣人一样十全十美。朱高炽在继位后曾对“靖难之役”及北征蒙古中阵亡的将领进行追封，但是却唯独没有追封靖难功臣之首的丘福，一方面是因为其在北征途中固执己见使得明军全军覆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当年的储位之争中，丘福支持的对象是朱高煦。此外，洪熙元年，时任翰林侍读的李时勉上书言事结果惹得朱高炽勃然大怒，直接把李时勉召到便殿里进行对质答辩，结果在答辩过程中，李时勉坚决不肯退让。朱高炽一怒之下，命令武士用金瓜击打李时勉，可怜的李时勉肋骨被打断三根，抬出去的时候差点就要死了。

之后，朱高炽更是不等李时勉把伤养好就将其扔进了锦衣卫的诏狱里。直到朱高炽临死时，都还生着李时勉的气，史称“仁宗大渐，谓夏原吉曰：‘时勉廷辱我。’言已，勃然怒。”可见朱高炽对李时勉的怨气有多大，致使不能忘怀。朱高炽这么愤怒，也是有原因的，起因是李时勉的上书，指责朱高炽在为朱棣服丧期间曾宠幸后宫嫔妃，这就等于直言朱高炽“不孝”，对于那个时代来说，是相当严重的指控，朱高炽当然接受不了。然而瑕不掩瑜，这些事情并不能否定朱高炽的种种功绩，更不能否定朱高炽的“仁宗”庙号。

应当来说朱高炽在位期间虽然短，但是功绩还是不小的，不过由于朱高炽身体不好，所以有时候需要人来协助他。这时候就体现出贤内助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