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朱元璋所推行的分封制绝不能单纯地看作是给各地藩王极大的权力，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的那样“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盖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其用意亦深远也。”可以说，朱元璋所推行的分封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最终实现“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目标。

事实上，在朱元璋推行分封制赋予诸王极大权力的同时，朱元璋也在一步步限制诸王，使其拥有的权力不能与中央冲突，并且保证中央能够居重驭轻。而且，朱元璋还时刻都在提醒分封在各地的藩王要老实行事，不要产生什么非分之想。

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就在中书省完成《祖训录》编纂的同一年，另一本涉及藩王的书籍也编纂完成了，即《昭鉴录》。该书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古代一些著名藩王的事例，有好有坏。朱元璋让大臣们编纂本书时曾说“必时时进说，使知所警戒。然赵伯鲁之失简、汉淮南之招客，过犹不及，皆非朕之所望也”。而这也点名了本书编撰的目的，朱元璋在这句话中涉及了两个人物，一个是赵伯鲁（春秋时期晋国赵氏家族领袖赵襄子的哥哥）因为过于平庸最终不堪大用，另一个是淮南王刘安则是因为锋芒毕露结果招来杀身之祸。朱元璋举这两个人的例子就是想告诉分封各地的藩王们既要允文允武，担当大任，又要安分守己，老实听话，把握好中间的度，不要过犹不及。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将《永鉴录》颁赐诸王，其内容主要是“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其事。”告诫诸王要恪敬守礼、体恤百姓。

除了加强对诸王的思想教育之外，朱元璋还采取实际行动来限制诸王的权力，上面所提到的诸王所拥有的各项权力基本上都是洪武六年编纂而成的《祖训录》中规定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朱元璋也发现《祖训录》赋予诸王的权力过大，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对《祖训录》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将其改定为《皇明祖训》。在《皇明祖训》中便对诸王的权力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比如诸王之前拥有对封国内文武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但是在《皇明祖训》中则规定诸王要按律判决，并且对于诸王封国内有老百姓侮辱诸王的情况，其处理办法则是不再由诸王判决，而是押送到京城来由朝廷决断。还有对于所谓的“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也不再让诸王前去索取奸臣，而是由都督府抓捕，从而避免诸王过多干涉朝政。此外，诸王王府内的文官不再由诸王任命而是由朝廷选任。最终形成了诸王不得干预地方上的民政，王府之外的事务，均归各级地方官吏治理，亲王无权过问的局面。

而对于诸王来说最为倚仗的军队也有所限制，朱元璋规定诸王封国内卫所军队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征用，换句话说就是只能在战争时期征用，而在和平时期不论诸王理由多么充分，也不能征用卫所军队。

不过既然讲到了卫所军队，那接下来就看看诸王到底拥有多大的军事权力。的确，各地藩王都有直属于自己的军队，但是诸王能够调动这些护卫兵，皇帝也能调动，并且皇帝拥有的是最高权限。朱元璋在位期间就曾多次越过各地藩王直接调动他们的护卫兵到其他地方参与作战。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三月，朱元璋便曾颁布诏令“敕总兵官周兴，令都督佥事宋晟领辽王府中护卫、都督刘真领宁王府中卫，指挥庄德领三万卫军马，征剿野人”，而辽王和宁王两位王爷并没有参与此次征剿。此外，建文帝在位时期为了对付自己的四叔燕王朱棣，也曾采用这一招数，建文帝命令都督宋忠征调军队屯聚在开平卫，而这些被抽调的军队大多是燕王府护卫中的精兵强将，又将燕王麾下的护卫胡骑指挥关童等入京，以此来削弱燕王朱棣，这样一来燕王朱棣的护卫军们一夕之间被抽调一空，只剩下了八百亲卫，这就是为什么朱棣刚刚起兵的时候，势力如此单薄。

还有关于卫所军队的调动，固然没有诸王的旨意驻扎在其封地的卫所军队不能随意调动，但是诸王旨意起作用的前提条件是要有皇帝颁布下来的诏书，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皇帝颁布的诏书，仅仅依靠诸王的旨意来调动卫所军队也是不可能的，即“有王令旨而无朝命，亦不擅发”。除此之外，驻扎在诸王封国之内的卫所军队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钳制诸王，固然诸王的护卫军比任何一个卫所的军队都要多，但是在诸王的封国内并不是只有一个卫所，而是有着众多的卫所，这些卫所的军队加起来足可以取得对诸王军队的绝对优势，这也是朱元璋亲口承认的，即“王府置护卫，又设都司，正为彼此防闲”，就算皇子们野心作祟，手里区区数千到数万不等的军队也根本无力抗衡中央军。

还是要以燕王朱棣为例，“靖难之役”正式爆发前，被建文帝任命为北平都指挥使的谢贵事先接到建文帝的密旨，于是“以在城七卫并屯田军士布于城内，填溢街巷，追围王城外墙，又以木栅断端礼等四门”，可以说是把燕王府围了一个水泄不通，逼得燕王只能靠装疯卖傻来麻痹他们。这件事也反映出了朱元璋当初的设计是多么的巧妙，也表明了卫所军队的指挥权最终还是在朝廷手中掌握着。还有便是关于节制勋臣大将的问题，其实各地藩王能够节制勋臣大将的权力有无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决定，皇帝让他们节制他们便能节制，皇帝不让他们节制，他们便节制不了。例如在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的时候，朱元璋曾要求陕西都指挥使司训练将士，同时规定“北自延安、绥德，西自兰州，从魏国公徐辉祖等节制”，直接越过了当时驻扎在陕西境内的秦王、肃王、庆王三位王爷。由此可见，各地藩王所拥有的节制权也是不完整的。

总之，对于朱元璋的分封诸王一事，不能单纯地看作是朱元璋的“昏招”，最终还导致了“靖难之役”的爆发。事实上，“靖难之役”的爆发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并且正如赵翼所说的那样，朱元璋在推行分封制的时候是在充分参考了前朝分封制所造成的影响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和仔细谋划之后才推行的。只是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孙子朱允炆实在太“孙子”，手握4个王3个炸的情况下还会被燕王朱棣逆风翻盘。

而朱棣所以能够意外赢得皇位，也与一个人的过早去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