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著作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对于我们认识历史、反思自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是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经典代表作。1919年，应众多学生的强烈呼声，韦伯在慕尼黑大学教授“普通社会经济史概论”。然而，这堂课仅仅持续了短短一年的时间，1920年夏，韦伯不幸病逝于慕尼黑。他的遗孀玛丽安妮·韦伯邀请著名学者西格蒙德·赫尔曼和麦尔奇·帕尔伊将他讲课的笔记整理成书，即《世界经济常识》（另译为《经济通史》《社会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纲》等）。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马克斯·韦伯代表的是德国的经济历史学派“最年轻的一代”。他对资本主义、理性化与普遍世界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对自由政治、实力政治以及政治成熟有着透彻的思考。他对于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知名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在书里分析了宗教在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深刻影响。韦伯对于经济学的其他主要贡献（整体上也是对于社会科学的贡献）还包括了他在方法学上的研究：他对于解释社会学（Verstehen，这个词来自德语，意为理解）的理论和反实证主义（又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韦伯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
而这部《世界经济常识》可以说是韦伯在经济史方面的扛鼎之作，西方知识界一直将它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提并论。两部著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可谓同一时代的两部经济学巨著。
本书论述了原始的农业组织形态——家庭、氏族、村落和庄园制，以及前资本主义等各个时期的经济形态，追溯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史，探讨了资本主义在西方产生的特有社会历史条件。在书中，作者遵循了从工业到商业再到金融货币的论述顺序，用大量篇幅阐述了资本主义之所以产生于西方，不仅仅得益于地中海沿岸优越的地理环境，更重要的是基于其具有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内在动力。
全书内容翔实，史料丰富，体现出韦伯对于西方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学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生活在一个深受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运作影响的历史时代，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了解和解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史成为一项要务。
但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一定要认识其局限性，大部分内容并不一定适用于当下，出版此书的目的是为读者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提供一个有力的参考。
一、所处时代的局限性
资本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有人把资本主义工业简单地划分为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显然，这个划分没有太多的现代意义。而韦伯认识到的资本主义，显然仅限于此。
韦伯逝世于1920年夏，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两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任何端倪，英国还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人们也还没听说过什么世界经济危机。
在韦伯生活的时代，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显然没有达到鼎盛阶段，他并非预言家，很难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韦伯的这本《世界经济常识》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二、个人立场的局限性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富特市，不久举家迁至柏林。他的父亲是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纺织业实业家兼批发商家庭的一位法学家，是当地知名的政治家。因此，我们不难看出韦伯的资产阶级背景。如果不是生在这样的家庭，韦伯不一定能享受到德国当时最上层的教育。所以不管是家庭背景，还是社会教育，我们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土壤孕育了马克斯·韦伯的思想和价值观。
所以，不管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还是这本《世界经济常识》，都不能特别客观公正地评价资本主义。
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现代文明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解决了人类之前未能解决的一些难题，比如因为物质财富的欠缺造成的饥饿、灾荒等。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弊端以及造成的精神和环境危机也在所难免。
现代化问题终究是起源于西方，这是欧美文化已经演算了500年的一道极其复杂的数学题，而我们是被迫将这道数学题搬进了自己的文化中，跟在别人身后一起演算。一些对西方有效的调节、化解这些弊端和危机的方法（《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一个证明），并不一定适用于东方文化。例如，韦伯可以追溯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从中汲取对现代社会有启示意义的智慧，但我们却不能照搬照抄。
所以找准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演算，这才是我们现在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关键。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发展的道路和轨迹，它可以吸收外来文化，也可能遭遇外在环境变革的挑战。但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丧失了自己的文化本性，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就算学得再好，也不过是一种二流的附庸文化。
本书由我国著名数学家和翻译家郑太朴先生于1936年潜心翻译而成，其译本带有一定的文言风格。为了便于当代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在尊重译者翻译风格的前提下，我们对译文中包括人名、地名等在内的专有名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使其更贴近现行译法，并力图使行文更加通俗流畅，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又易读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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