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

我们现在谈起深圳，总是说，改革开放前，深圳就是个小渔村。如果我跟你说，80多年前，深圳曾经有着“蒙特卡洛”般的过往，你信不信？不信请看史实。

笔者所见的最早的史料来自1933年7月31日的《申报》，他们的特派记者梁凤刊发了一篇《广东深圳之大赌场》的文章，说“粤人好赌，上至通都大邑，下至乡镇小市，满坑满谷，都是赌场”，但是，最令人瞩目的，非深圳莫属——“在广九铁路的旁边有个地名叫作深圳，那真是有一无二之大赌场了。在这个赌场里，架有很高大的赌坛，有戏台，有酒馆，有唱脚（即歌女），有女招待，总之一切阔人足以享乐的生活，应有尽有了。”记者就曾亲见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妇，据说是广东某要人的第六位妾室，身上丝光翠映，指间套着三四个耀目的钻戒，身边带来二三万钞洋，一场便输光了，即将指上的戒指抵押数千元再赌，一刹那又输光，但仍态度从容，一笑作罢。“那种情形，真令我们一般穷小子见之要退避三舍了。”

差不多同时，著名的《礼拜六》杂志在1933年第523期刊发了碧霞的《记所欲记：深圳的大赌窟》，为文虽有嫌于仅据传闻，但也反映了深圳赌场的声名远扬。其实上述二文尚属现象描述，《长城》杂志1934年第1卷第7期静观的《深圳通讯：东方“蒙特卡洛”》，既说“深圳的赌市，是许多年以前就有的”，更说当下的畸形繁荣，除了粤人好赌的天性外，还在于官方的提倡；他曾在赌场看到当时财政厅厅长签发的一个布告，堪作官方提倡的一个明证；更足以证明的是，赌场“甬道中有许多赳赳桓桓的国民革命军遍布着；宪兵和警察，都全副武装在那里认真逡巡，于此可见政府保护的周密了”。他还对深圳赌场以及各种赌具和赌法做了十分详尽的观察和描写，特别观察到赌客女多于男的特殊现象。凡此，均属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1934年，静观在《华年》第3卷第37期发表《深入民间的赌风》，极言广州河南（今海珠区）的赌馆——番摊公司的豪奢：“令你目迷五色：内部则陈设雅洁，外部则灯火辉煌。对于顾客的预备充足，也周到而妥当：华贵的香烟，预备充足；合适的水果，供给丰富；少艾的女招待，更体贴入微。赌徒到此，无不心满意足，乐此不倦了。”但是，“河南的番摊公司，还不及深圳、澳门的阔绰”，由此可见深圳的地位和影响。

《人言周刊》1935年第1卷第50期孟三台的《深圳通讯：深圳的赌场》的描写虽然差不多，但反映了深圳赌场的愈益为人关注，以致有笔名李三郎者在《申报》1935年11月29日发表了《深圳的颂歌》，观其所“颂”，也的确让人“欣羡”：“绕过了九曲的桥梁/那儿有跑狗场/有杂赌馆/整天，整夜/撩人的歌语在周**/红霓的灯光/夺目的锋芒/还有，女人底胸膛……”

这种盛景还在持续。在《申报》1936年4月13日叶莱的文章《深圳的夜》中，深圳就完全是个纸醉金迷之地：“金钱，钞票，金首饰，那么夺目的光影，闪呀闪的，就好像深圳是堆满了金钱的国度。可是，那儿没有叫化子，有的全是赌徒，酒徒，舞客，高等的妓妇，还有无数的是来观光流浪的人们……呵，那儿都是贵族的子弟们和商人寻欢的地方呢！”

然而，过犹不及，盛极必衰，就在1936年，深圳赌场即遭关闭。香港《兴华》1936年第33卷第28期《深圳大赌场结束》不仅报道了关闭的原因，还具道其开办的渊源。缘其开办，乃为陈维周与霍芝庭于1931年设立，前述所谓巡逻军警，实乃南天王陈济棠所派。关于这个背景，胡适在1935年初经香港做两广之行时，在日记中也曾写到过：“（1935年1月25日）四点半火车开，与黄骚(1)夫人及其女爱兰同行。黄骚怕广州仍有人捣乱，故令他夫人送我到香港，其实是过虑，但其意甚可感。车过新（深）圳时，黄夫人指灯火繁盛处给我看，说：‘这是中国的Mornt Carlo（蒙特卡洛），大资本家是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凡各地来赌的人，输完了，都可得二等车船票回去。’站上上来的时装男女不少。”(2)

赌场有此背景，自然兴旺发达异常，每年可获利700万元以上。但其负面影响，大概同于所有赌场，如“良家子女倾家**产失节丧命者时有所闻”，负面舆论自然不少，加之他处，影响及于当局，决定禁赌，深圳赌场因而关张。香港《华商月刊》1936年第4期《本港所闻：深圳赌场改革遗学校》显示，中央侨委胡文虎、经委宋子文、粤财政厅厅长宋子良已在讨论将赌场改造成“革命遗族学校”了。而《粤汉半月刊》1948年第3卷第9期责心的《深圳素描》一文说，学校最后并未建成。文章还进一步说明深圳赌场兴废之由：其兴也由于陈济棠在广州等省内主要城市禁赌，省城的赌资便转往深圳这省港边地，因而一时勃兴；而其衰废，却也是因为中央政府接管广东政权后，对深圳一并禁赌了。

经此厉禁，兼之不久即遭逢日寇侵略，深圳的“蒙特卡洛”之梦因之杳然。但死灰终冀复燃，特别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大陆前夕，大量豪客及其资本避往香港，更是如此；《电报》1948年第183期有一则报道说“巨量游资趋向娱乐事业，深圳再设销金窝，嫖赌饮吹中西款式一应俱全，鸿图大展立意成为蒙特卡洛”，仿佛已在事实，其实仍属奢想。而之所以难以一时复兴，据《电报》1948年第179期文章《深圳墟特殊繁荣，畏充军私枭敛迹》，一个客观原因，是国内战争的残酷和金融的溃败，深圳因为紧邻香港，走私十分严重，当局厉禁严查，豪赌狂欢自是不宜。所以，到1949年《珠江报》（新）第84期的报道《赌禁尚未弛放，深圳先呈热闹》，深圳赌业复兴仍属胎动状态。当然，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想以赌兴市，那只能永远胎死腹中了。诚幸事也！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博士，原文发表于《证券时报》2018年12月3日“松下闲眺”专栏）

(1) 黄骚（1887—1942），字深微，祖籍石岐。青少年时期赴美国檀香山半工半读，继而在纽约圣劳伦斯大学及哈佛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学时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广州大本营财政部顾问、广东财政部顾问、广东省造币厂厂长、广东兵工厂少将厂长等。

(2)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第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