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恩师冈田武彦先生在50年前写的，首次出版到现在已过了45年。该书中文翻译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间因出版问题而经过多次反复，折腾了近10年，最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今年正好15年，可谓事已过三，好事多磨！正因“过三”而又“多磨”，所以无论翻译质量还是出版质量，用现在的标准衡量，都存在不小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原书本身的问题。冈田武彦先生著书立说有其固有的习惯和方式，其核心即是用古人的话语系统，叙述和解读原著原典，以阐释和发挥自己思想，并把个性化的理解和思考融化在对研究对象的“追体认”的过程之中。因此，其语言的现场感和今世感是其最大长处。读他的书，就像在读其个人之哲学，既充满古人之义理，又饱含自我之哲思。在这方面，是绝非普通学术史、思想史论著所能比拟的。但缺点是在写作过程中，引文出处不太按照现代学术规范行事，导致原书在典籍引用上，或者差错率较高，或者完整性欠缺，以致造成引文不全、出处不明、存有遗漏等问题的大量存在。对于这种写作习惯，冈田先生本人非常清楚。他常对我说，自己是个思想者，而非学问家，故而在思索写作时，喜欢天马行空，纵横捭阖，而不拘泥于史料考证和文献的完整性。遗憾的是，尽管这些问题在原书中早就存在，但二十多年前笔者与屠承先先生在分工翻译时，以及后来吴光先生在对全书进行统稿时，都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当时核对原文较为困难等客观上的原因，致使译者和统稿者选择了较为“偷懒”的办法，即放弃对原书引文的核对，而大多采用意译的办法；放弃翻译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对原典的把握和理解，而大多借助原作者的个人话语系统。其结果，不仅使译者和统稿者失去了弥补原书缺憾的机会，同时也给阅读者带来了许多困惑与不便。

二是翻译水平和全书统稿的问题。鉴于以上所述之原因，又限于当时译者的日文水平，以及经多人之手后才定稿、出版的缘故，原译文在准确性上有许多错误和值得商榷的地方，尤其在语言词句上，与中文阅读习惯相差甚远，阅读起来拗口，解释起来别扭，很容易给阅读者带来曲解甚至误解，同时也使冈田先生这部代表作品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力大打折扣。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和读书界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如作者其他非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最好的明证。正因为此，也就不仅为笔者的此次校译工作预留了较大空间，而且还对此次校译工作提出了较高要求，有些关键性内容，甚至可以说推倒重译。对此，细心的读者可以通过对照新旧两个译本来加以比较，做出鉴定。

本次校译，即是基于以上所说的两大问题，而相对应地在校译过程中做了三件“琐事”又是“烦事”：

第一，对原书所引用的大量文献典籍，进行了仔细校对，实在找不到原典的，则对原译文进行再翻译，使之尽量接近于原典所表达的意思，并且尽量接近于原典的表述习惯。同时，为便于读者理解和把握，还为全书各章节之中原以序号分层次、分内容的部分，统统根据原书所述之内容，加了“小标题”。

第二，对原作者的日文原文进行了互校。这中间所涉内容较多较杂，比如对一些明显有误、疑似有误或所涉内容比较重要的，均一一对照原文，做了仔细校译；对一些文字、词句、标点上的小问题，则径直改正；对个别明显有误之处，则加了“校译者注”，等等。

第三，对原译文的中文表达进行修改和润色。如上所述，因种种原因，原译本读起来比较拗口，不符合中文习惯，有些地方甚至存在较多语病，这不仅给读者增加了理解上的难度，而且还影响了对此书之重要观点的引用与转载。对此，在此次校译过程中，也都一一做了修改和润色。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原书及译本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然其中文版印行于世后，仍受到汉语世界的广泛关注，引用率一直比较高，这也再次证明了冈田武彦先生在思想学识上的独到和深邃。本人在翻译了冈田武彦先生的名著《简素——日本文化的根本》、复校了先生的晚年力作《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后，又抽出时间对先生的这部早年力著进行校译、修订，就是为了回应学术界、读书界的呼声，在纠正原译本之错误的同时，祈望能让中文世界的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冈田武彦这位当代日本大儒的思想和学说。

更要说明的是，此次校译是在笔者科研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抽出较为完整的时段，一气呵成，贯穿始终，而只能碎片式、零敲型地进行，前后难免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也肯定还会继续留下不尽人之处乃至错误。对此，唯有再次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才能使本人释怀安心。

钱明 丙申春节于心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