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以顾、高为中心的东林学，是经由王学的新朱子学；刘蕺山之学，则可以说是经由朱子学的新王学。他起初曾师事湛门派的许敬庵，以程、朱的刻苦居敬为学之要，但后来以身心收敛的静存为主而提倡“慎独”说，晚年则建立起以“意”为心之体的独特的“诚意”说，从而大大展拓出儒学的新生面，为近世儒学史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他对王学是持批判态度的，但他的“诚意”说，实际上是受到了王学秘蕴的启迪而形成的。(8)
黄宗羲在评价蕺山之学时说过：“盖先生于新建之学凡三变：始而疑，中而信，终而辩难不遗余力，而新建之旨复显。”（《南雷文案撰杖集·子刘子行状》）“忠正（蕺山）乃文成之功臣。”（《南雷文案》卷3，《师承》）“盖无忠正，则无以彰文成剔抉之苦心。”（同上）[22]
据《刘子年谱》（《刘子全书》卷40）记载，蕺山最初怀疑王学，是因为发现它近于禅；中年信奉王学，那是因为信其为圣学；晚年辩难不遗余力，则是因为认识到阳明以孟子之良知解《大学》，专在念起念灭上用功为事，全然不顾《大学》“知止”这一关，从而使自己陷于粗浅。他不过是从怀疑到信奉，又从笃信到真切辩难罢了。蕺山表述了这样的思想：用玄妙之说称赞阳明的世人，并不真正了解阳明。由此可见，蕺山之学乃是新王学。
只有比其师更接近于王学学风的黄宗羲，才对蕺山的“诚意”说与阳明的“致良知”说的共同性做了论述。不过清代的朱子学者陆稼书，把蕺山的“诚意”说与阳明的“致良知”说放在一起加以攻击，诋毁它们是玩弄昭昭灵灵虚体的佛教的改头换面之说（参见《松阳讲义》卷1）。
此外，蕺山的“诚意”说还与王门泰州派的王一庵的“诚意”说有相通之处，这也许是受了一庵的影响，也许是由于蕺山的独创意识。其中之原委尚未弄清(9)。
蕺山与东林名儒尤其是高景逸、刘静之，以及湛学派的冯少墟和王学派的陶石篑、邹南皋等都是挚交，曾与他们相互切磋学问、激励讲学。对于东林诸儒，他曾上疏皇上为其辩护；入朝廷后，他又借助正学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在家国覆灭之际，他则挺身尽忠，并随同家国的灭亡、国土的丧失而绝食殉节。他说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临终之际，他又说：“胸中自有万斛泪，半洒之二亲，半洒之君上。”有人问：“先生此苦奈何？”他便指其心曰：“孤忠耿耿。”
那么，蕺山在临终时的心境，与高景逸所谓的“心如太虚，本无生死”的心境，是否有印合之处呢？
对这种质问，蕺山回答说：“微不同。非本无生死，君亲之念重耳。”（《刘子全书》卷40，《年谱下》）由此足见蕺山的学力之真切。汤潜庵在评价蕺山时说过：
窃以（蕺山）先生忠诚忧国，似司马君实（司马光）；奏对详明，似陆敬舆（陆贽）；骨鲠清直，似汲长孺（汲黯）。虽未尽其用，但大疑大案，据经廷诤。维持国体，保护正人，世道人心，补益宏多。其学辨析义理之几微，究极天人之奥密，此孔孟之真传、濂洛之嫡派也。（《汤子遗书》卷4，《与黄太冲书》二）
景逸和蕺山之学，虽由真切的体认自得变成了深密的学问，但看到他们在此基础上的行谊和节义时，便使我们痛感到，作为人，在家国动乱倾覆之际，学问是多么重要啊！而体认自得，在学问中又是多么可贵啊！他们的名教礼法和风节谨行，虽然对当时王门亚流的弊病有一定的救正之功，但对明王朝的气数却不能起什么作用，最终必然碰到家国衰灭的悲运。
清初的朱子学者吕晚村，虽高度评价了顾、高二氏的学术思想，但认为，他们之所以不能救王学亚流的弊病，是因为从王学中借用了性命精微的思想，而不能识破其荒谬性（参见《天盖楼四书语录》卷6）。
但不管怎么说，对他们在近世儒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予以高度的评价。由于这两位儒学家的出现，以致使儒学重新增添了生机和光彩。明末清初的儒学，尤其是高景逸和刘蕺山的学说，曾对日本幕末维新时的朱、王学者，例如吉村秋阳、大桥讷庵、春日潜庵、池田草庵、楠本端山和硕水兄弟以及东泽泻等，施以阳明学或朱子学的影响。这些人之所以能推进日本传统儒学的发展，并增加对体认的深刻致密程度，一方面是由于时势使然，另一方面又因为得到了接触顾、高二氏等明末大儒乃至清初遗老的遗书的机会，从而能亲身感受真切的体认之学。(10)
备考：
关于东林学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拙论《东林学》（一）、（二）（《理论》第12、13辑）。
(1) 例如泾阳，年轻时曾喜好《传习录》，朝夕讽习不敢忘，但不能不怀疑天泉桥上“无善无恶”一揭的真实性，认为王门末流的猖狂全都发源于此（参见《顾端文公遗书·小心斋札记》卷18），从而对阳明的性论、知行论、格物论或良知论也进行了批判。他对王学的辩驳，大多记载在四十八岁时的著作《还经录》里，不过在其后所著的《质疑编》《证性编》等书中，也记载了有关论述。景逸也说过：“紫阳（朱子）之言，言言平实，大中至正，粹乎无瑕，宛然洙泗（孔子）家法。陆王矫枉救弊，其言犹药中大黄、巴豆，疏人胸中积滞，实未可概施之虚怯之人也。”（引自《李二曲全集》卷11，《东林书院会语》）“言满天下无口过，其惟紫阳（朱子）乎！‘六经皆我注脚’，是陆子之口过；‘满街都是圣人’，是王文成（阳明）之口过也。”（同上）
(2) 例如陆稼书说，每读高、刘之书，未尝不重其人，但不能不疑其学（参见《三鱼堂文集》卷5，《上汤潜庵先生书》）。他一方面指出，泾阳、景逸虽尚未脱姚江（王学）之藩篱，但皆极其精当（参见《三鱼堂文集》卷2，《学术辨》中；卷5，《答嘉善李子乔书》）；另一方面又认为，东林虽说信奉朱子学，但却在朱子和陆王两可之间，并以景逸之说为例，论述了其不契合于朱子学本旨的理由，然后再予以非难（同上）。张杨园也认为，东林以静悟为入门（工夫），故与圣学和程朱之旨背道而驰。他指摘其流弊，认为是“肤浅支离”（《张杨园集·备忘三》）；批评其“躁竞”，认为“程、朱之门，多恭敬撙节、退让之士，近世讲学之徒，躁竞而已矣。躁竞之士，罕不为小人。此病，东林与姚江皆甚”。（同上书，《备忘补遗》）孙夏峰虽亦称赞了泾阳的学问、文章和气节，但对其末流，却举程明道所说的“（王安石）新法之行，吾辈激成之”一语，斥其狂妄，并请他“三复（明道）斯言”（《孙夏峰集》卷8，《论余》）。陆桴亭看到泾阳《上王相国书》后，亦指摘其急于知于人，文章少有温润之气，并认为其说提倡的“至诚物动”说，此说就如同程明道所批判的王安石新法那样，激发党争而难免有过。即使对于泾阳的札记，他虽赞扬其是澜翻倜傥、明白透快的议论文章，但仍批评其缺乏精神血气（参见《思辨录辑要后集》卷13）。另外，他还举出泾阳的“寝言”、“寐语”，而指责其题目甚奇；以为若奇便有客气，而这是由于其学问还谈不上正大纯和所导致的（同上）。
(3) 陈几亭评论其学说道：“本朝大儒不过文清（薛敬轩）、文成（王阳明）。高子之微妙踰于薛，而纯实无弊则胜于王。”（《陈几亭集》文录一，《高子遗书序》）
(4) 其正命之语，有所谓“心如太虚，本无生死”（《高子遗书》卷8，《临终与华凤超》）。这主要是基于他以主静体认为宗的为学主张。但若根据这种看法，那就至少会半杂于禅门。所以蕺山救正说：“先生（景逸）之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是谓无生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蕺山的门人黄宗羲也评论说：“忠宪（景逸）固非佛学，然不能不出入其间。所谓大醇而小疵者。”（《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
(5) 参见其《遗表》，其中有“臣被削夺，本为大臣。大臣若受辱，即为辱国。谨北向叩首，效屈平遗训。君恩至今未报，结愿于来世也”（《高子未刻稿》卷4，《御部》）。
(6) 史玉池的“工夫即本体”论和“当下”论，对泾阳也有一定影响。泾阳在《当下绎》中的思想，未尝不可看作是玉池思想的继续（参见《明儒学案》卷60，《东林学案三·史玉池论学书》）。
(7) 黄宗羲评论启新之学说：“先生之学，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明儒学案》卷59，《东林学案三·钱启新传》）
(8) 蕺山之子刘沟评论其父之学说：“先君子之学，上承濂洛，下贯朱、王间。”（《刘子全书》卷40上）
(9) 幕末维新时的阳明学者池田草庵，以蕺山之学为调合朱、王之学（参见《青谿书院全集》第二编下，《刻子刘子全书》）。同样，春日潜庵也认为：“蕺山得姚江之粹”（《春日潜庵遗稿》卷1，《与池田子敬》）；“蕺山出而姚江愈益精粹矣”（同上书卷2，《答西江恒河健书》）。朱子学者大桥讷庵则认为，蕺山之说可补姚江之欠漏。但吉村秋阳却不赞成讷庵的看法（详见《大桥讷庵先生全集》附录，《与吉村秋阳》《论格致誊议》；《读我书楼遗稿》卷1，《池田子敬书》）。
(10) 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要，可参见拙著《楠本端山——生涯和思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