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贞白的批判论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把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与程篁墩《道一编》的朱陆同异论做了比较，并对此进行了批判。而且，他虽然批判了陆、王，但对陆学是宽容的，而且承认陆学是孔子的别派，而对王学的批判则是严厉的。
贞白认为，《道一编》所谓“朱陆初如冰炭不相容”，是引朱子给吴茂实的书函作证据，而阳明却舍弃其书函的前后内容而节录之，并把它作为朱子晚年的书函。《道一编》所说的“朱陆晚年如辅车之相倚”，是引朱子答吴伯丰书函作证据，而阳明却把此书函看作是讥诽陆子之论，故不把它收录于《晚年定论》中。
另外，《道一编》所说的“中年疑信参半”，是引朱子给林择之的书函作证据，而阳明却把它作为朱子晚年作品而载于《晚年定论》中。所以在贞白看来，阳明有关朱子的早晚之论，乃是出于其个人之私意的（参见《求是编》卷4）。
贞白还非常重视有关朱陆的是非之论，认为是“当今道术所系处”。但对朱子以陆学为禅的问题，贞白则认为，决不可作是与不是的简单回答。如前所述，贞白也与朱子一样，把陆学看作是告子之学。具体地说，就是陆子之学无事时以精神收拾为要，有事时则求理会血脉骨髓，这是硬要把原本不存在有事无事之分别的心捏在一起。所以，面对陆子所遭到的只求“一路管归”的讥讽，贞白作了“予亦不喜此一路也”的明确回答。
总而言之，陆子心学据说出自于告子的不动心之说。朱子批判陆子之说近于告子，而贞白则把朱子的非难之词解作“半许”，故而认为朱子把陆子心学视为告子之学的观点，也是“半许”之论，而并非是对陆学的彻底排斥。
贞白认为，陆学来自告子，而告子之学则出自孔门的原宪。因为原宪被作为孔门别派，(20)所以陆子也是孔门别派。在贞白看来，原宪、告子、陆子虽皆于不动处把捉心，但依然不同于禅氏的阔大惊怪之论；在他们的思想中，仍含有悫实细密之意。
据贞白说，陆学中虽有禅家之意，但原本出自于告子，而非来自于禅氏。然而，王学则本来就是来自于禅氏。至于陆王之间的差异，他还有如下论述：陆子之学，因为经历了磨炼和辛苦，所以虽提举大纲而倡之，但仍有细密之理会，因而是笃实的。然而，阳明因为本来是豪杰之士，故无细密之理会，只不过是看到了空漠的陆学之大纲，而加以仿效而已。这就犹如陆子所谓的“跟随别人脚跟，伊伊学语”。当然，尽管阳明之学与陆子之学极为类似，但是存有别样成分。例如，陆子以为学有讲明与践履之别，但阳明却不承认这种差别；陆子以为知与行有先后之别，但阳明却不仅不承认，而且主张两者合一；陆子提倡究明物之理，而阳明则认为心外无物而专任于心（参见同上书卷4）。
(1) 若按照贞白之说，《大学》的“格物致知”便成了致用之学。所以贞白也是有理由非难阳明所谓“子思总括《大学》之义而作《中庸》首章”之论的（参见《求是编》卷2）。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被贞白斥责的阳明这一论旨，是与陆子之说相通的。
(2) 阳明认为，尧、舜、禹及孔子都是圣人，其差别只不过在于圣人资格的分量不同（参见《传习录》上）。对于这种圣人分量说，贞白非难道：阳明之论一方面认为圣人之别在于分量，一方面又主张齐圣人，这是以少为多、以多为少的矛盾说法，也就是所谓的“鸡三足”、“臧三耳”之论（参见《求是编》卷3）。
(3) 对于贞白这种观点，民国时期的阳明学者张寿镛，在贞白的《序》中说：“阳明之学并非空谈良知，其着重点在于‘致’字。此‘致’字即是《中庸》所谓‘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张氏不仅为阳明辩护，而且把贞白的《三极通》之说也当作与阳明的“致良知”说相通的东西（参见《序》）。事实上，因为《三极通》是主张“理”和“神明”之通变的，所以正如张氏所言，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与阳明的动的唯心论一脉相通的。但是，如果把贞白的《质言》（观物篇、修学篇）和《求是编》（卷3）等对照一下，就可以知道，与其说贞白之学通于陆子之学，还不如说是接近于主张静虚的唯心论的杨慈湖和陈白沙之学。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贞白具有吸取杨、陈的澄悟神通而发挥朱子学的上达即精微处的倾向。
(4) 阳明以心学为宗，然而另一方面又以制度文物为末节，而且并不以此为粗略。贞白则批评说，这是背离孔子“言事兼心”之精神的，也是对由汉文帝的黄老政治论所导致的功利霸术之观点的认同（参见《求是编》卷3）。
(5) 例如，贞白认为，阳明虽以物为意之用，以心为物之体，而主张物心不离一体。但阳明所说的“意之用”是心之所发，所以阳明的格物论可以说是专心之学、弃物之论（参见同上书卷4）。
(6) 若按照贞白的说法，由于担忧心之支离，所以阳明在树立道德之心时，才强调去除心之外好以防精神漏泄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去繁就简的重要作用。此说就如同孟子的鸿鹄、杨龟山的亡羊之喻那样，对于初学者来说是必要的，对于了解心外之事来说也是必需的。譬如繁枝虽妨碍树木成长，但又有必要使之繁茂。所以，如果像阳明那样求简去繁，以内为是、以外为非，就会使心体趋于窄狭，以致不懂得优游厌饫之味（参见同上书卷3）。
(7) 这种批判陆、王的做法，与东林的顾泾阳在朱陆之辨时，不同意用支离与陷禅而主张用无我与有我的做法（参见《序》），有一脉相通之处。可以说都有助于救朱子学之流弊。
(8) 如果详细检讨一下朱子《易大传注》《朱子语类》（卷15、18、95等）中的“格物穷理”说，就可以发觉处处有心与理相关联的论述。如果这样来看待主张精微的朱子的“格物穷理”说，那么朱子学便接近于陆王学了，从而也就难以区别两者之差异了。贞白正是利用朱子学的这一面，来封阳明非难朱子之口，并反过来批判阳明之格物论的。
(9) 朱子以“格物致知”为一意，他说：“其实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晓此’。所以《大学》说‘致知在格物’，又不说‘欲致其知者在格其物’。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之外别有致处也。”（《朱子语类》卷18）但这种说法，对格致的先后关系并没有下明确的论断。就像贞白所说的那样，只要稍加延伸就会导出“知致知，则知格物”的阳明之论，其结果，就会不明不白地以为在事事物物上穷定理即为“致知”，并将其视作《大学》经文之主旨，而轻视究明事物之定理，以致陷于失去致用实学之危险（参见《求是编》卷4）。
(10) 贞白虽尊奉朱子学，但关于《大学》的版本，不论朱子的新本说，还是阳明的古本说，他都认为是错误的，而且认为两者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同（参见同上书卷3）。
(11) 根据贞白的这种观点，朱子所说的支离与悔悟之论，归根到底是讲工夫之先后的，所以贞白认为，朱子的学问并没有早晚之分。根据这一立场，他遂指出：把朱子的悔悟说视为朱子晚年定论的阳明之说是错误的（参见同上书卷4）。
(12) 贞白说：“道，其总乎；众理，其总之析乎。不极理之总，则不彻道之析。故君子总之贵。”（《贞白五书·质言·铨道篇》）又说：“思之苦也必窒，窒之穷也必通，故窒者所以通也，非所虑也。……必焉屏思虑黜支离，从容静养以须之，则千门万户廓然大通而无复藩离限矣。”（同上书，《修学篇》）他还主张无欲而默识神明，提倡细钜迩遐，应于自在（参见《求是编》卷4）。
(13) 贞白认为，“夜气”说并非始于《孟子》，而是在《孟子》之前即已见于《老子》和《易》等著作中，只是《老子》主张以养生为主，而《孟子》不过把“夜气”视为道德心的萌芽。然而在“夜气”工夫中，有圣贤与常人之别。例如，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的《易·复卦》之说、周子的主静之说，以及所谓“不专一则不能直遂，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的程明道之说，提倡的都是圣人“夜气”说，罗豫章、李延平的未发气象论，主张的是贤人夜气，而孟子主张的则是常人夜气（参见同上书卷2）。所不同的只是，《易·复卦》的“夜气”说是从静处说的，而程伊川《易传》的“夜气”说则是从动处说的，而贞白似乎同意的是前者。
(14) 贞白说：“愚窃以为，气即是性，即是道。盖道出于性、出于天也，‘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而其所以不已者，只是元亨利贞四者周而复始……发之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率之为亲、义、序、别、信之道。命非气乎？命既为气，则性独非气乎？性既为气，则其所发、所率，又独非气乎？愚虽的然，自以为无复可疑，而不敢以号于人，恨不得起孔孟而质之，以定其说也。”（同上书卷4）
(15) 即贞白所引的朱子之语：“心虽主乎一身，而其体之虚灵足以管乎天下之理……”“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圣人心中，万理皆具。”“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性是心之道理。”“心、性、理，拈着一个则都贯穿。”（同上书卷2）
(16) 阳明把博学之“博”误释为“能”。贞白认为，这是贼经、叛经之释（参见同上书卷4）。
(17) 朱子说：“理固自有表里精粗，人见得亦自有高低浅深。有人只理会得下面许多，都不见得上面一截，这唤做知得表、知得粗。又有人合下便看得大体，都不就中间细下工夫，这唤做知得里、知得精。二者都是偏，故《大学》必欲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则表里精粗无不尽。”（《朱子语类》卷16）
(18) 然而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就不能说是顿悟吧！对此，贞白有如下论述：所谓“一”是心，所谓“贯”是贯万事。只有根据博学多识而穷事事物物之理，然后才能“一以贯之”。不然的话，胸中就会空疏无物，即使有“一”，也无以施“贯”。所以，贞白主张把日用常行作为应贯之场，这样一来，即使骤然持“一”而不言“贯”，也会懂得圣人入道之要。同时贞白又指出，当今做学问者，既不屑于下学之功，又不进行积累渐修，而只是追求直下承当、一超直入，并把这当作了孔子的“一贯”之理（参见《求是编》卷4）。
(19) 贞白认为，程子的“天理人欲”论，与荀子的“天君天官”之喻非常相近（参见同上书卷1）。
(20) 贞白认为，原宪对孔子发问的“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是把握了心而求其定的。如果以此与孔门相传之说，即尧舜以来的精一、敬义、博约、忠恕、诚明等作比较，就可以知道，这是求直截便宜的做法，它显然不如孔门公允平正、从容涵泳而有余韵。而孔子是这样回答原宪的提问的：“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这大概是承认原宪为别派吧（参见《求是编》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