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定的“明体适用”、张横渠的“理一分殊”、程伊川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程朱的“格物致知”、朱子的“全体大用”等学说，皆从一个角度显示了与汉唐训诂之学乃至佛老之学相对的宋学立场。朱子学一般把儒教之道归于深存于心内的形而上的实在，即性。朱子认为，在尽性养性中，首先能观察到人生宇宙的种种形态、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以及全部人伦庶物，这对弄清作为准则的各个理法的实在性与规范性，一一究明关于内外上下、本末精粗的理法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成就所谓“裁成位育”之道。而仅仅如此，“学”就必然会产生外求支离之弊，致使浑然的性命变得僵化。

因此，朱子一方面重视灵活之心的涵养；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心”无论怎样灵活也是纯驳清浊相杂的，所以其涵养必须以严正的反省工夫为宗旨。因此，朱子不直接说“心即理”，而是归“理”于“性”，主张“性即理”。与此相反，陆子则直接归“理”于浑一的“心”，而主张“心即理”。阳明基于陆学而主张“良知即天理”，并以心学为宗，并认为非此就会使浑一的性命陷于支离而僵化。

原来，朱子之所以重视事事物物上的“穷理”，是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始终专注于自身的道德性的心情，那就难以使事事物物各适其理、各得其所，从而丧失人情，这样一来反而实现不了道德之理想。贞白认为，朱子的“穷理”即是吾儒的致用之学，是圣学之所以成为圣学的根据。古来之学之所以能做到“体用合一”而举理财治道之实，就是因为学以致用。然而，今之学者一讲到时务，就显露出皱眉鄙夷之色，居然还以儒者自居。如果以此为圣学之致用，那就犹如适燕而至越、用规以求方（参见《贞白五书·质言·修学篇》）。

以穷事事物物之理为致用之学的贞白，强调详细究明事理的重要性，并认为不如此，就如同无星之秤、无寸之尺，而达不到致用的目的。因而指出，穷经就是以详察诸经条理为致用之学。如果与此相反，而像陆子那样以“六经”为吾心注脚，把读书只视为满足于对自己血脉骨髓的理会，或者把穷经只当作是贯通千圣一心、万古一道的手段，而只求领会其大意，那就背离了吾儒的致用精神。(1)

以致用为圣学的贞白，自然要从有无上看儒佛之别。在他看来，致用之学是上下精粗各得其所而浑一，即内外体用合一的。这便是所谓的“下学而上达”；若能遵从此理，就能明察伦物，从而做到心中洒然融释、感应全真。而佛学讲的是“离学上达”；若遵从此理，那就如同镜中鉴照无碍，在恍惚微茫中看事物，使万事皆成为梦幻。贞白认为，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参见《求是编·自叙》）。有见于此，又可以说儒佛之别在于公私。所以贞白认为，儒学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不私其身，故能“克己复礼”、“朝闻道夕死可矣”；其结果，就能成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而佛学说的是私吾身，故以“明心见性”为学，以生死出离为事；其结果，不过是持涅槃而成就自身（同上）。

再者，在贞白看来，儒佛之差别不仅在“用”（即粗疏处），而且还反映在“体”（即精微处）上；在体与用上，儒佛之学皆乃差之毫厘而谬以千里。所以他非难阳明的体同用异、本同末异的儒佛论说：“佛氏之教与孔子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无归。”又说：“二氏（佛老）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而顽空虚静，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同上）